王健等：三个历史长周期叠加，带出世界“大变局”|嘉宾新著先睹53
【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41期，汇聚了28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9月已刊发45篇，11月将刊发9篇。
中国与世界关系空前地密切，今天分享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讲堂126-1期嘉宾）担任主编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中的《中国跨国行政合作研究》一书，王健的序跳出百年看百年，系统分析了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三个历史周期维度。该书以“跨国行政合作”概念，研究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课题，摘录的气候变化案例章节以翔实的调查，分析了各国在气候变化的协同执行上的作为，其中照见中国的国际行政能力。此案例表明，只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提升，才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中国跨国行政合作研究》，吴泽林著，丛书主编王健，责编王琪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定价52元
【丛书主编序】
三个历史长周期叠加，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也会更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因为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发展调整期、世界权力结构转移期和科学革命发展孕育期这三个历史长周期的叠加期，所以矛盾深刻、形势复杂。
全球化出现严重失衡，进入再平衡阶段
首先，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衡问题，亟需调整。
*大航海造就了资本积累，沿海都赞同全球化，内陆则反对
例如，在空间发展上的不平衡。1453年是人类历史上值得予以高度重视的一个年份。这一年，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拜占庭帝国覆灭。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逐渐控制了欧亚地区，试图独占古代丝绸之路的商业利润。但陆路受阻，却迫使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积极开辟新的海上贸易航道，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开始通过海洋连为一体。据统计，全世界经济总量一大半集中在沿海岸带300公里之内的地区，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皆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最近英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发现，并非中央对内地不重视，而是大航海时代开启后，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卷入全球化，而内地因远离海洋而拉开了与东部的发展差距。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货币白银。沿海地区获得了大多数的美洲白银，而内地则被海洋时代所抛弃。于是，沿海与内地的资本积累差距日益扩大。从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和美国各州收入水平相关性来看，沿海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沿岸地区绝大多数支持全球化，而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得票主要来自中西部内陆地区。
*经济需要移民，但文化认同艰难，2050年穆斯林人口占欧20%
又如，文化交往上的不平等。在全球化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是帝国殖民统治下的全球化，而殖民帝国统治下的文化交融不可能是平等的，还往往把宗教作为殖民扩张的工具，这就必然导致文化融合不足，冲突加剧。
冷战后，这一文明或文化冲突又伴随着移民流动在全球扩展。其实，就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来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移民。美国学者布赫霍尔茨提出过一个“25年法则”，即在现代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假如一个国家在连续两个25年（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内，GDP的平均增长率超过2.5%，那么这个国际的生育率就会降至人口置换率的水平，即每个妇女有2.5个孩子。如GDP连续增长三代人的时间，那么其生育率通常会降至2.1，该国就需要通过移民来保持稳定的工作人口。
但现实问题是，移民并不仅仅是一个移动的生产要素，他还是一个文化载体，一旦文化交融受阻，就会造成冲突，影响社会稳定。里夫金在15年前就撰文指出：移民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欧洲每年必须招募至少100多万移民，但与此同时，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保守估计2050年欧洲穆斯林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警示：本世纪末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被伊斯兰征服。
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著作《欧洲梦：21世纪人类发展新梦想》一书中指出移民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
*“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美国每年损失1000亿跨国公司税收
再如，受益责任上的不对等。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是跨国公司。他们不仅在全球配置各种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资源，甚至还配置了税收。例如，美国有些跨国公司直接将外国赚取的利润留在低税率国家不拿回来，或更有甚者，将美国赚取的利润“转让定价”出去放在国外，以“递延”交税。有些干脆直接将总部迁出美国，迁到低税率国家，2004至2013年，47家跨国公司总部迁离美国。这就是所谓的母子倒置交易。
据美国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分析，截至2016年底，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中，有367家在离岸避税地累计利润约2.6万亿美元，这使得美国政府每年损失1,000亿美元，相当于公司税收入3,000亿美金的1/3。2.6万亿美元离岸利润里，其中1/4是来自苹果、辉瑞、微软和通用电气等4家公司，离岸利润最高的前30家公司合计超过1.76万亿美元。而政府主要是靠税收来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样就导致了受益和责任的不对等，影响了政府促进科技、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的发展。
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就提出了“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即经济全球化，民主制度与国家主权三者不可能兼容。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致命弱点。
*美国中产阶级50年间收入增长仅28%，妇女工作为大头
这一弱点，加上事实上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就产生了全球化的另一个大问题：收入差距拉大。以美国为例，美国收入排名前1%的人其财富占比达到居民财富总额的24%。斯蒂格利茨调侃为“百分之一有、百分之一治，百分之一享”。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1973年至2016年，剔除通胀因素，美国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2个百分点。报告同时指出，虽然过去50年美国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处于中间60%的中产阶层家庭收入变化很小。中产阶级家庭收入自1979年至2014年的真实增长（剔除通胀因素）仅28%，而同期最高20%的增长是95%。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这几十年中产阶级家庭取得的收入增长，全部都来自于家庭中女性开始出门工作的贡献。由此可见，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逐渐贫困化，而这些失败人群成为了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总之，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确实存在问题和失衡，目前正进入再平衡过程。但是，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正确应对和协调，事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指出美国贫富悬殊的问题
世界权力格局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转移期
其次，世界力量和权力格局又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转移期。
*世界权力更替100年出现一次，未来10年，新兴市场占首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书从战略角度，以500年的世界政治史为背景，世界权力结构大约100年出现一次更替。16世纪是葡萄牙、西班牙称雄的时代、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英国主宰而19世纪末开始美国逐渐夺取全球霸主。当前，世界力量和权力格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
2018年7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指出：未来10年，将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GDP接近美国70%引发后者对老二惯性全面遏制
2000年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百分之十多一点，但是目前已经接近美国的70%。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越来越清晰，世界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带动下开始走出低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引起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这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焦虑，2017年以来，美国多份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者”。《华盛顿邮报》记者金斯指出：新的对华政策融合了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鹰派观点，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战略定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的经济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副总统彭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主张。美国学者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强调：中国有一项百年计划，就是通过取得西方技术，发展强大经济，最后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哈佛大学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埃利森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其实，在美国的“战略词典”里，哪个国家的实力全球第二，美国就一定要遏制这个国家，以往对苏联、日本等打压都是有力的例证。为此，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从贸易、科技、教育、文化、军事等方面实施成体系性的总体遏制，甚至不惜与中国“脱钩”。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全球风险报告》指出，93%的受访者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或经济对抗将更加激烈。如何避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冲突，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关乎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1945- ）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提出了美国对中国的鹰派策略
新的科学革命尚未到来前，存量基础理论竞争激烈
第三，科学革命进入了发展孕育期。
*新科学革命尚处发展孕育期，美国处在“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引发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开端，全球各主要科技强国都在围绕争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优势地位进行博弈。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量子信息、虚拟现实等为主的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但必须指出，我们现在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应用科技的发展，基础理论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爱因斯坦时代。
20世纪初至40年代，人类基础科学理论有了重大突破，代表成果就是量子力学与相对论，让人类对自然与宇宙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在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带来了二战后应用科技的爆炸式繁荣。70、80年代，美国基于对未来科技发展的乐观前景主动将自己的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出去，积极推动自由贸易。但是，由于目前新的科学革命尚处于发展孕育期，美国自身处于“科技高原下的经济困境”。
*中国在市场规模、改造成本、应用场景上具有“后发优势”
芯片的摩尔定律揭示，基础理论不突破，应用科技早晚会走到尽头。然后，教育水平衰落、研发投入停滞、科学家地位下降等又导致美国暂时无力推动出现科学革命的新高峰，继续保持未来发展持续的科技红利。特别是由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对于人口基数庞大、交易数据丰富、传统设备缺少的国家形成有利机遇，使得中国在市场规模、改造成本、应用场景等方面具备“后发优势”，在互联网的相关应用（包括社交、电商、移动支付等）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计算等）取得了显著进步，这就使得美国担心在高科技领域被中国全面超越。目前看来，在新的科学革命没有产生前，现有的科技革命竞争将在存量基础理论框架内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和残酷。唯有新的科学革命产生，才有可能改变目前的争夺态势，并最终决定世界力量和权力结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外部国际环境影响，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将最终影响并决定世界格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将本所研究人员的一些高质量成果以“中国与世界”丛书形式集中出版，以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是为序。
王健
2019年6月16日
【正文选编】
气候变化突破，60项核心技术42项有待中国突破
以气候变化合作中的协同行政为例，可考察各国政府对国际协议的执行，并可从中分析中国的国际行政能力。
*各国协同执行中，中国政策稳定、自上而下效果突出
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启动了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公约要求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是从公约走向落实的第一个成果，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是继议定书后第份有约束力的协议，为2020年后的全球行动作出安排。公约诞生20多年来，一个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多边机制已经建立。
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是责任分配，而这又围绕着减排目标进行。减排目标达成后最主要
的就是协同执行。最能体现协同执行的无疑是各国将减排和低碳发展内化为国家发展战略、国内法律和政策体系，按期完成已达成的减排指标。
欧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或者说是一个“领导者”，抑或是“领导协调者”( leadiator)。2013年，欧委会通过《欧盟气候变化适应战略》，促使欧盟相关政策将适应考虑在内，对成员国行动形成补充。
巴西是气候变化的推动者和协调者。2015年，巴西宣布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其中包括到2025年，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降低37%，到2030年降低43%；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达45%等等。
印度是世界上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2012年，印度提交《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明确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20%至25%，并在国家自主贡献报告中提出，到2030年使国家碳排放强度在同样基础上削减33%至35‰。
墨西哥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同样受到巨大的国际压力。2012年，墨西哥颁布《气候变化基本法》，规定将温室气体到2020年减排30%，到2050年减排50%；到2026年达到排放峰值。
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起草《公约》的谈判。200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25%，这一数字在1990年仅为11%。西方学者预计到2030年，将为50%。
在这一协同行政中，中国采取的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整合式”执行方式，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数据显示，到了2016年，碳强度比2015年又下降了6.6%，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13.3%，造林护林任务超额完成，适应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2017年底，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完成总体设计，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国国家能力的薄弱环节，一是资金二是核心技术
缺乏执行资源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履行协议的重要阻碍，其中，资金不足问题较为突出。比如，印度《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预计投资412亿美元，但至今最多63亿美元，大部分还未得到较好落实。另外，一些国家由于政府更迭导致执行延续性较差，执行协议的不确定性增强。在日本，政府更迭也导致气候变化政策的朝令夕改。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执行资源是中国国际行政能力的薄弱环节。中国存在不小的资金缺口，据测算，中国要达到一系列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气候资金的总需求(从2005年到2030年)将突破41万亿元人民币(6.7万亿美元)。2005年至2015年，中国已投入10.4万亿元人民币，从2016年到2030年则需要投入30万亿元人民币。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技术相对滞后。“在需要的60多种关于高耗能行业的骨干技术中，中国有42种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出路还是技术突破。此外，应对气候变化的执行资源，还包括专业人才的缺乏、组织协调问题等等。
（李念选自吴泽林著第四章《作为微观运行方式俄协同行政》中第三节《气候变化合作与中国国际行政能力》，原文8700字）
【目录】
【主编简介】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上海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导。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亚非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国际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科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作者简介】
吴泽林，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外交、区域合作理论与实践。已经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当代亚太》《现代国际关系》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2017年入选上海市“晨光学者”。
【编辑感言】
王健所做的序跳出百年看百年，以历史长周期来解读当下，颇为深刻系统，在此缜密的总序下，再看青年学者吴泽林关注的话题，感觉研究颇为细致，尤其话题的选择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为将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做了很好的理论储备和实践总结，这是中国成为强国不可省略的功课，作为大国公民，多点这样的常识，也是一种必备。（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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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念 刘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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