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毛里和子：中国特色不表明中国发展是“孤例”

12月6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办“赵宝煦学术基金”系列讲座，毛里和子主讲《论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末，中日尚未恢复邦交正常化，刚上大学的毛里和子读到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所描绘的这个“具有实验性”的、“有些神秘”的国度深深吸引了年轻的毛里，自那时起，研究中国问题成为了她的学术志向。如今，几近耄耋之年的毛里是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区域研究系列的代表人物。“对于日本学者来说，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最难办的。”在现实的中日关系影响下，日本的知识分子如何了解中国？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该如何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助益？

带着这样的思考，上周五（12月6日），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毛里和子在北京大学“赵宝煦学术基金”系列讲座主讲《论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面对近些年中国跃然成为大国，我一直埋头思考如何使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使其‘普遍化’。”毛里认为日本的当代中国研究是推进中日关系友好迈进的重要帮手，然而，自冷战以后日本的中国学没有大的提高，当下在思考中国问题上，“日本是提出一种新的范式的时候了”。

毛里和子（1940-），日本当代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问题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代表著作《现代中国政治》《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伴随中日关系的变化发生转变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转向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日本战前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在战后被视为战争的幕后推手，被日本学界彻底抛弃，战后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是新学问。

*二战前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具有高度战略性意图，沦为侵华工具

19世纪末期至一战前，“脱亚论” “法西斯主义” “文化中心转移论”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立场。以福泽谕吉为代表，“脱亚论”者认为日本要脱离落后的中国和朝鲜，要与欧美等先进国家做朋友。这一观点最大限度地被日本政府利用，成为侵华的帮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父”北一辉曾于1911年参与中国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他在上海炮制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了一套日本法西斯化的设想。北一辉一众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提供论说，他们主张日本应当取代分裂、落后的中国来对中国进行统治。而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则从文化上为日本侵华提供理论支持，他以东亚文化中心从中国转移至日本的论调，主张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建立联系的诸立场在现在看来都是失败和值得反思的”，毛里和子认为，近代以来中日政策、日本的对外政策以及安保给日本学者的中国研究带来很大压力。尽管当下日本的中国学研究立场已彻底抛弃战前的战略性意图，但至今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仍未逃脱中日关系的束缚。

*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在批判战前基础上开始新学问

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向，在批判战前战略意图的京都学派和东京学派的中国学研究立场基础之上，出现了历史学研究会学派和区域研究系列两个新的研究流派。1946年，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们重建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研究会学派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形态的发展史，站在这一立场上，该学派对日本战前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停滞论”的中国史研究立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日本战后初期的中国史研究彻底抛弃了战前的研究立场，但与此同时，左派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中立性”，毛里和子认为战后初期学术研究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是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学界逐渐衰落，美式价值开始吸引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受到美国社会学领域区研究（area studies）方法的影响，区域研究系列在当代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其特点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主张以客观科学的态度进行比较政治甚至是比较文化的研究，重视实证调查。“我所从事的当代中国研究是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区域研究”，1986-1989年毛里和子在中国与费孝通合作开展的江苏小城镇建设调查研究正是其学术主张的一次实践。

*当代日本对于中国历史和经济研究引领后20多年停滞不前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有强有弱，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经济领域研究最为活跃，引领世界前沿”，“但总体来看，冷战之后没有很大提高”。毛里和子给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打了分，她认为从全球范围的学术研究动向来看，当下中国研究呈现出“中国化”趋势。根据《China Quarterly》等中国学杂志的追踪，中国研究分为欧美或日本开展的，欧美与中国人共同开展的，以及中国个人或集体开展的，“近年来的中国研究有三分之二都是由中国的个人或集体参与的，非中国人的中国研究在减少，这是我所担忧的一个现象。”

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提出中国历史的“文化中心转移说”和“唐宋变革说”

毛里眼中的中国未来：普通近代化与东亚模式的混合体

当代日本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走向？“无论是否意识到，学者对问题产生看法时总有一种整体的眼光”，毛里和子认为日本学界存在四种思考中国的框架和想法：回归传统模式、“中国就是中国”模式、普通的近代化模式和东亚型模式。

滨下武志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新儒学主义和新朝贡体系论等复兴传统的思潮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他们在思考当代中国问题时总是试图从传统中国去寻找答案”，毛里和子不赞成回归传统这一思考模式，“有日本学者将中国的‘一带一路’视为朝贡体制的回归，但我不这么认为”。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和发展道路，加藤弘之、原洋之介等主张“中国就是中国”，没有其他发展模式可以适用于中国。“如果将中国视做一个‘未曾经历’的对象就没有什么学问可做了”，毛里和子认为“中国就是中国”这一模式在学术研究中没有用处。

“应当介于普通的近代化模式和东亚型模式之间来思考中国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毛里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总体上是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政治上走向民主主义，这是普通的近代化模式的基本路线。此外，她指出看待中国问题不能忽视东亚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参照，“中国也像东亚近邻国家一样，随着社会和民众的成熟化走向非暴力的民主主义，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发展给中国显示了一种有魅力的样本，我认为这是一种实现平稳变化的路径。”

滨下武志（1943-），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代表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构建新范式：以三种新思维应对当代日本中国研究的挑战

“尽管我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已经40余年，但也不能说真正明白中国”，毛里和子表示随着研究越深入，越是感到当代中国研究充满困难与挑战。面对当前日本的中国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毛里主张以三元结构论、制度化、相对化的新思维方式来思考当代中国问题。

基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毛里和子倡导以三元结构论和制度化的视角思考中国问题。“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第一个挑战是突破以往美式思维‘两相对立、二者择一’的立场，以‘三元结构论’的视角来思考中国。”30多年前在中国开展小城镇研究时，毛里就注意到了中国发展的“中间地带”。“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还存在‘半城市和半农村’，农民和工人之间还存在农民工“，她认为费孝通以三元结构轮的思维在两相对立的城乡概念中加入“小城镇”这一中间者，避免了中国城乡发展两极分化的现象。

此外，毛里强调从“制度化”的角度审视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当代中国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较之下制度几乎没有变化，所以不要被激烈的政策变化所迷惑，而应深入思考政策以及‘缓和规则’的变化是否已经用法律确定下来、是否已经制度化。”毛里认为，各种改革措施与政策作为法律被制定下来，才能称作制度化达到一定水平，换言之，中国借由法制化到制度化的过程，才架构了真正的中国制度，透过这个确立、不易变化的制度化，所观察才能更贴近了解中国。

中国特色不等于“中国就是中国”，基于中国发展与世界和亚洲各国发展的共性，毛里和子认为不能将中国看做“孤例”，应当以相对化、亚洲化的路径研究中国。“在思考‘到底哪些是中国特色的’这个问题时，与亚洲各国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非常有用”，毛里以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尼西亚专业集团党的比较研究举例，“二者党与国家的关系非常相似但并非谁模仿谁，而是‘结果’非常相像，那么其中的过程也就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可见，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和亚洲之中能够得到更丰富的研究成果。

毛里和子在其著作《现代中国政治（新版）》（2004年名古屋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提出了当代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新挑战

“当代日本的中国学依然受到现实的中日关系的影响，对于日本的学者来说，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个难题”，毛里和子担忧日本的中国研究发生年龄断层。正如点评学者白智立所说，如今日本大学生研究中日关系的越来越多，而研究中国内政的越来越少了。2012年，中日关系陷入紧张局面，毛里和子也深感危机，在日本组织了新的中国学研究会——思考中日关系的研究者之会，以此呼吁更多的日本年轻人加入中国问题研究。与此同时，她期待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能够加入第三者眼光，更加开放和中立。

作者：刘梦慈

现场摄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提供

编辑：李念 刘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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