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容易找到巴塞科后,才发现这里离马尼拉市中心的黎刹公园只有5分钟的车程。这里是与菲律宾最有名的马尼拉饭店相邻的港口工人的居住区。
巴塞科的居民主要是码头工人和家属以及像找不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他们自己动手在海边搭棚居住,一间挨一间连成了一大片。管辖该地区的奥巴尔警官说,这里一共住了4万至5万居民。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米饭和海里的鱼就是他们每天的饭菜。
当时接受检查的塞塔因身体状况不好而未能出卖肾脏,但是此后他开始向伏见介绍肾脏提供者。每介绍一个肾脏提供者,他就能获得3万日元的回扣,这相当于巴塞科的短工们几个月的收入。塞塔最初成交的一笔生意是自己女婿的肾脏,它被移植到了日本人K先生的身上。
此后,塞塔将介绍对象由亲戚、邻居扩大到了朋友,10年间共给伏见介绍了100多个肾脏提供者。这些肾脏被移植给阿拉伯人、日本人等。
在防波堤旁的一个窝棚里,洛加与妻子和5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6年前在塞塔的介绍下出卖了肾脏。当时的价格为8.5万比索,当时相当于3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不到2万元。与20年前的价格相比,已经下跌了一大块。
这是由于出卖肾脏的人大幅增加造成的。看着自己侧腹部20多厘米长的手术疤痕,洛加无奈地说:“现在伤口经常疼,特别是天凉的时候更加难受。”洛加是17年前流落到巴塞科的。他本来是一位生活在位于菲律宾群岛中部宿务岛上的农民。
巴塞科的多数居民都是从外地来到马尼拉的。洛加靠在码头做短工,勉强糊口。但是,不幸的是,他的二儿子从椅子上掉下来,摔断了脊柱。他需要筹措一笔数目不菲的钱来为儿子进行治疗。
他的亲戚们都一贫如洗,更别提向贫民窟的人借钱了。走投无路的洛加决定走最后一条路。
他经常听说巴塞科有人卖肾。人们对他说:“不要担心,没有关系的。”他听从了别人的劝告,在奎松市的医院摘除了肾脏。
“当我决心出卖肾脏后,也有好几次想打退堂鼓。当我一想到要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不寒而栗。但是如果我不卖肾脏,儿子就无法接受治疗,就有可能离我而去。”洛加用卖肾的钱救了儿子一命。但是,到手的钱没几天就花光了。
虽然他又开始打短工,但是每周也就能找到一两次活。生活比卖肾前更艰难了。孩子们也不得不出去捡垃圾,卖废铁来贴补家用。
他后悔地说道:“当我有两个肾的时候,干活也是一个乐趣。因为那些沉重的货物根本不在话下。我扛上两袋子粮食,跳舞都没问题……”
巴塞科已经有200多个男子卖了肾。但是,从长期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卖肾者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加幸福。那些人一拿到钱就去喝酒、赌博,钱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叹息和对未来的不安。
失去一个肾脏以后,身体与以前相比变得更容易疲劳。对以出卖健康的身体来交换金钱的男人们来说,要干扛沉重货物的港口工作有些吃不消了。“即使卖了肾脏,也没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他们的心里话。
在菲律宾,关于出卖脏器的争论始于1999年。
据说菲律宾存在着一个在地下活动的脏器买卖犯罪辛迪加,菲律宾国会也开始调查脏器买卖的状况,并传唤了进行肾脏移植的医生和作为介绍人的塞塔,以及巴塞科的肾脏提供者们,试图查明事态真相。
在菲律宾,买卖脏器并不违法。虽然国会提出了禁止买卖脏器的法案,但是仍未获得通过,一直被束之高阁。
19岁的霍尔费就是一个失业者,整天无所事事。他没有上过学。为了偿还失业的父亲借的钱,他决定出卖肾脏。
肾脏提供者有年龄限制,必须在40岁以内,因此父亲已经不能卖自己的肾了。虽然借的钱只有2.5万日元,但是他准备用剩下的钱来买一辆摩托车用来出租,他希望能够借此摆脱贫困的生活。
“你准备什么时候卖呢?”霍尔费沉默不语。他父亲回答说:“上个月刚刚决定。他不愿意看到妈妈因无力还钱而整天以泪洗面的样子。他很体贴家里。”“你害怕不害怕呢?”霍尔费微笑着说:“我才不害怕呢!”但是,在厨房里不无顾虑地倾听我们谈话的母亲的脸上,却浮现出难以形容的痛苦表情。
菲律宾卖肾街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