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的抗战
抗战时期，上海街头一个姑娘正在卖报，其中便有《文汇报》。
1938年2月14日的《文汇报》头版，除抗战战况介绍外，还有文章专门介绍了毛泽东谈对日抗战。
文汇报记者 张小叶
11月8日是记者节。今年这个记者节不同寻常，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的记者节。
抗战胜利，靠的是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以及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
在这特殊的记者节，让我们说一说“一张报纸的抗战”吧，以此向那个年代所有活跃在前方和敌后的中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表达我们的敬意和缅怀。
这张报纸就是诞生于1938年1月25日的《文汇报》。在万马齐喑的“孤岛”，她的诞生仿佛一只凤凰于死寂中发出一声清鸣。
“孤岛”是战时上海的处境。随着1937年11月最后一批中国军队撤离上海，除了苏州河南岸的租界，其余地区都为日军所占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同时，设立于上海虹口区的日军报道部悍然宣布，将对租界的华文报纸进行突击检查。此后，以《大公报》为首的华文报纸纷纷宣布停刊，以示决裂。即使在同意接受检查的几家报社中，也有一大批记者、编辑宣布出走，不愿意蒙受日方审查的屈辱。
《文汇报》就是在这“孤岛”之中诞生的。至1939年5月被迫停刊，短短一年又四个月，从资金短缺，只能请求他报承印的窘迫状况，一跃而成上海地区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它在抗战中经历了什么？它在烽火中的选择和追求又是什么？是怎样的精神绵延70多年，至今未绝？
《文汇报》老记者郑重曾经想写成三部曲，献给自己奉献毕生的报纸，然而最终结集出版的，只有记录抗日战争至解放前夕这段历史的第一部——《风雨文汇》。日前，在他的家中，郑重向记者娓娓讲述《风雨文汇》和它背后的故事。
报人情怀，不惧日寇破坏
抗战中的《文汇报》以什么立身？郑重认为，它的立身之本在于报人追求新闻的情怀。
在《文汇报》的创刊号上，有一篇署名克明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上面写道：“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其所负的使命，一则为灌输现代知识，另则报道消息，是以报纸的生命，在其独立的报格，不偏不倚，消息力求正确翔实，言论必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
克明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商人，当时，只有洋商的华文报纸享有不受日方检查的权利。因此，《文汇报》问世时，挂的是英商招牌，请的是英国商人克明作“守门神”。实际上，这篇《告读者》，是储玉坤所著。当年他参加《文汇报》创刊，主编国际版。《文汇报》的创始人和总经理严宝礼交给他写“发刊词”的任务，要求突出四个方面——言论要公正；树立高尚报格；有独家消息；保持独立，无外来之阻挠。除这四条作参考之外，没有别的要求。
1938年1月28日，《文汇报》开始刊发社论。第一篇的标题是《淞沪之役六周（年）纪念》，作者是徐铸成。社论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希望读者学习他们的爱国精神，共救国家的危亡。
当年2月初，上海纷传敌人将在南京筹备伪政府，徐铸成便作了一篇《告若干上海人》，想不到2天后报馆就挨了手榴弹，一名职工陈桐轩被炸伤，急送医院救治，终因伤势过重而亡。当时报纸发表了《悼本报同人陈桐轩先生》一文：“本报始终抱着一贯政策，不受任何方面的威胁与恐吓，以尽报人天职，决不因陈君之死，而变更本报之宗旨及信条；更不因陈君之死，而本报同人为之气馁，进一步言之，陈君之死，更足坚励本报同人为正义而奋斗之勇气。”副刊《世纪风》也刊出记者邵伯南《哭陈桐轩先生》，文中谈到陈生前对邵伯南说，如果敌人投炸弹，“大丈夫应当视死如归。现在前线作战的华军，都是我们的兄弟，这个抗战责任，我们实在也有份儿。如果有这样一天，我为责任而流血，那也算不了什么！”
手榴弹不能使报纸屈服，敌人又变换新的手法进行迫害。当年3月，有个水果店的学徒送来一小箱蜜橘，和一个纸盒，里面是一截颜色萎黄、已经腐烂的人的手臂，盒子里还有一封恐吓信：“文汇社长：此乃抗日者之手腕，送与阁下，希望阁下更改笔调，免尝同样之滋味。”
当月底，又有一名茶房（服务员）受特务驱使，将3只花篮送到报馆，这三只相当精美的花篮里，放着用美丽花纸包好的蜜橘、苹果和柚子，并附有致编辑部和报馆主笔的三封英文短信，大意说，《文汇报》在此环境中，还本着爱国思想，勇敢发言，至堪佩服。爰特奉上水果三筐，聊表敬意，并希哂纳，继续努力。员工估计到“聊表敬意”背后藏有杀机，就与两名巡捕一起，将这送水果的茶房连同水果一起，送去老闸捕房，后经化验，每只水果都被注入了毒液。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是什么使《文汇报》的编辑部顶住压力？1938年7月16日，柯灵所写的《“洋报”辩》刊登在《文汇报》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抗战中这群老报人的质朴情怀：“挂了‘洋’招牌的，固然只为了开办的便利；在侵略者的压制之下，仍然委曲求全，曲曲折折地向读者传达心声的，也无非为的是不肯放弃责任。”
新闻火种，绵延七十春秋
当时，《文汇报》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首先冲破了“洋商”报“中立”的界限，热情地讴歌抗战，反对投降卖国。无论是八路军的平型关战役取得胜利的消息，或是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的消息，《文汇报》都无遗漏。从3月19日对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进行报道开始，到4月10日对整个歼灭战的报道告一段落为止，历时23天，除4月3日因蒋介石当选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当选副总裁，做了一天报纸头版头条外，其余日子均以特大字作标题，在头条地位突出刊登台儿庄及其外围的战讯。
这样的报道，使困在“孤岛”中的上海人民欢腾雀跃。当年五六月间，文汇报的发行已经超过5万份，很多广告经常要压一两天才能刊发，它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跃升为上海滩的大报。
郑重认为，无论是严宝礼，还是徐铸成，都没有脱离文化人的品味，追求的是民族大义和独立人格，试图通过办报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在选择新闻题材的时候，编辑部坚持凭着朴素的中国人的良心，善于从“新闻”的角度考虑。
当时，中国共产党既没有投资《文汇报》，也没有派人参加掌握《文汇报》，而是通过进步人士的思想影响着它，使它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对中国共产党及党的领导人、解放区的宣传，是当时《文汇报》的一大特色，这样的消息，在其他家的报纸上往往是看不到的。创刊不久，《文汇报》就在副刊《文会》上刊登了一篇前线通讯，题为《朱德将军最注意的事件》，通讯写道：朱德“始终认为，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无论如何不能与群众分离”，所以最注意动员群众。之后《文会》还先后介绍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文汇报》也注重对人民军队的叙述，比如，副刊《文会》改为《世纪风》后，创刊之日就开始连载由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梅益以“美懿”为笔名翻译的《中国红军十行进》，该文的原作者是美国作家史莱特沫。
然而，这样的光景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时，上海的形势极为险恶，日本侵略者对租界当局频频施加压力，要求摧残我爱国人士主持的各华文报纸。1939年5月16日，《文汇报》被英国驻沪总领事署通知，从18日起暂时停刊两周。
当时，汪伪政府收买了克明，与严宝礼谈判，想逼他辞职，由克明担任经理。编辑部全体人员一致反对，并由徐铸成起草了一则《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清楚地表明，《文汇报》抗日救国的立场不容变更，万一这个目的无法达到，也绝不让报纸成为日本侵略者与汉奸的舆论工具。
1939年5月19日起，《文汇报》被迫停刊了。半个月之后，徐铸成接到《大公报》胡政之的电报和信，最终前往香港主持编务。柯灵继续留在上海，靠勤奋写作，以稿费度日，后来经济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到旋宫剧场做广告才暂时安定下来。
而严宝礼，他对《文汇报》复刊依然抱着一线希望，所以一不经商，二不办实业，三不离开上海，只为《文汇报》复刊做准备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出，严宝礼立即筹备《文汇报》复刊工作，并急电在重庆的徐铸成，请他立即回来合作办报。9月5日，这张停滞了6年的报纸复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