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文化抗战中的韬奋同仁们
《书韵流长——老三联后人忆前辈》吉晓蓉主编 上海韬奋纪念馆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杜重远
金仲华
高士其
上世纪三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相继在沪成立时，上海已是中国救亡运动的思想中心和文化启蒙的发源地。邹韬奋先生时为文化抗战前列的旗手，一批爱国文化精英汇聚在他旗下，其中包括一批学有专长的归国留学人士。他们以笔当枪，团结一心，为抗日救亡发挥了各自独特的作用，影响巨大。
《书韵流长》收录四十多位老三联后人对前辈的缅怀文章。今年系韬奋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本报特撷取并刊发该书部分篇章，以纪念，缅怀为文化抗战贡献青春的前辈们。
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
杜重远之女杜毅、杜颖
1933年底，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此时，留日归来的父亲杜重远与韬奋已是抗日救国心心相印的一对兄弟，《生活》周刊已成为父亲人生绝对不能分割的部分。父亲认为，抗日宣传不可中断，出版权利不容剥夺。于是挺身而出，倡议拿起笔作刀枪，发动“一场自己的反帝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他以实业家身份，利用自己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注册立案，创办《新生》周刊，毅然担任主编及总发行人，扛起《生活》周刊未完成的救国重任。
父亲郑重宣告《新生》光明正大的办刊宗旨：“站在一般民众的立场”，“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力求实现中国民族的新生”。编辑部用了《生活》原班人马，邹韬奋、胡愈之、陶行知、周建人、曹聚仁等都撰过稿。
父亲在《新生》周刊专辟由其亲自撰稿的栏目“老实话”，先后发了七十三篇。他以短小精悍的杂文怒斥日寇的累累暴行，揭露虚伪的“中日亲善”，鞭挞不抵抗的权贵，反复强调国难意识，批评亡国心理，热情颂扬抗日英雄。很快，《新生》代替《生活》赢得了原有读者群的信任，不到两个月，发行量高达十几万份。父亲也因此成了日敌和投降派的眼中钉，但他毫无畏惧。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出至第二卷第十五期时，日本人借艾寒松（笔名易水）写的《闲话皇帝》侮辱了日本天皇，向《新生》发难。《新生》被以“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的罪名而遭停刊。父亲在1935年6月30日《新生》终刊号上义正辞严地写道：“本刊为反帝而创办，尽反帝的使命，现在又为反帝而牺牲。”
1935年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开庭审判。在日方压力下，法官宣判父亲“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判刑一年两个月，立即送监执行，不得上诉。父亲怒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旁听的国民满堂高呼：“打倒卖国贼！”散发拥护《新生》的传单。一时间，街头巷尾争说杜重远。进步法律界和进步团体强烈要求“立即释放爱国人士杜重远”，《申报》《大公报》的报道被国内各报刊竞相转载。这一抗议浪潮，最后导致了遍及全国的反日示威大游行。
父亲在狱中继续以笔战斗。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他撰文七篇，刊于《新生》被封后生活书店创办的《大众生活》杂志。在《谁的和谐运动》中，父亲怒斥那些“腰缠累累”在国难艰危之时“备好了四窟、五窟、六窟”的中国新官僚们，指出“谁能和大众立在一条战线，谁就和谐成功；谁若丢弃了大众，谁就孤家一人”。在《爱谁的国》里，他对“披着人皮，干些鬼事”的洋奴、汉奸、军阀、土豪的所谓国家观嗤之以鼻，希望大众“努力使中国成为中国大众的中国”。在《金字塔上的人们》里，父亲揭露了国难以来告诉人们“要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而自己却在“捧明星，睡舞女”，准备投敌的那些老爷的种种丑行，称“民国以来的新官僚比前清时代的老官僚还要腐败到千百倍”。在《青年的爱国义愤》中，父亲郑重提出：“国事危殆到了这样急迫的地步，凡是能立在救国的共同目标上的人们，都应结成‘民族联合战线’来共同奋斗。”
1936年10月，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局提前释放了我们的父亲杜重远。
《世界知识》的抗战传奇
金仲华之女金立勤
我的父亲金仲华大半生是新闻工作者。抗日战争时期，他专研国际问题，曾任多种报刊的编辑和记者。他在生活书店的《世界知识》编辑部时间最长，而他担任主编时，迫于当时抗战形势，竟带着杂志社从上海转到武汉、广州、香港、桂林、重庆，之后又回到上海，办办停停，历时八年。
《世界知识》创刊之前，国内外局势处于大动荡、大激变的前夜，中国正被日本帝国主义者肆虐侵略。以胡愈之为首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决定创办杂志来传播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知识，唤起民众奋起抗战，时年二十七岁的父亲是筹办者之一。1934年《世界知识》在上海创办后，父亲每期撰文。上海沦陷后，时任《世界知识》主编的父亲率编辑部随生活书店迁往汉口继续宣传抗战，在汉口出版十二期。武汉形势趋紧，他被迫与编辑部人员南下广州，出了三期后，广州又告急。无路可走之际，父亲由廖承志推荐去香港任《星岛日报》总编辑，他就势把《世界知识》带去继续出刊。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世界知识》被迫停刊。父亲和编辑部人员在地下党协助下辗转回到内地，拟在桂林复刊。但国民党当局执意不准登记，致使杂志中断四年。其间，父亲连续在其他刊物发表国际问题文章，他认为这也是贯彻《世界知识》宗旨的一种形式。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从重庆回到上海，着手恢复出版《世界知识》。
抗战时期《世界知识》有一种独特约稿方式，最早由创始人胡愈之提倡。那时编辑部仅两三个人，写稿的国际问题专家均系兼职，因此最简便的约稿方式是聚会。《世界知识》每隔两周召集专家开一次碰头会（聚餐会），座谈国际形势，确定选题，然后各自回去撰写。记得伯伯叔叔一般是傍晚来我家，有个子高高的乔木（乔冠华），亲切和蔼的邹韬奋，还有张明养、邵宗汉、羊枣、张铁生、郑森禹、胡仲持、张仲实、刘思慕等。他们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接着选题分工，会议结束即开晚餐。父亲写文章，首先要占有翔实资料，让事实说话。他很有预见性，早在1934年10月就撰文说“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激荡不安的中心，一个是远东的太平洋，一个是西方的欧洲”，我国是远东风云中最受到祸害的一个（《远东风云中的北太平洋》）；1935年底，他明确指出：“目前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海军会议和世界形势》）；1939年2月，他进一步预言：“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可能的地方还是在东南欧”（《一九三九年几个问题》）；同年6月，父亲指出“它(日本)的方针离不开独占中国，控制南洋，准备向世界做更大规模挑战的企图”（《国际的新形势与太平洋的新政策》）。父亲准确地预见了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世界知识》的另一特点是图文并茂，易读易懂。每期有多幅针对时局的漫画、配合战局进展的战线图、统计表等，使人对时事一目了然。在报刊上运用形势地图配合文字分析国际形势发展，在中国是《世界知识》开的先河。他曾培养过三位绘图专家沈振黄、金端苓、朱育莲，后两位专为《世界知识》作图，由父亲撰写文字说明。
一位记者论断：“纸弹亦能摧敌。”父亲认为此话最能显示新闻事业在抗战中所表现的重要作用。
预见细菌战将发生
高士其之子高志其
父亲高士其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的亲姐姐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认定医学才能救国，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他多次吞食食物毒细菌作自身感染试验。一次在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被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清晰敏捷，他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1930年他回到上海，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仍因不满国民党贪官污吏愤而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贫病交迫之下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1934年，父亲发表第一篇科学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经其好友、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朴引荐，他正式投入文化抗战的译著出版生活，不仅成为读书出版社科普创作和译作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拿笔奋战且影响巨大的著名科普作家。作为优秀的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在父亲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它富强。
父亲注意到，战士们在战壕中环境卫生很差，而平日避免虱子骚扰，是值得注意的一招。他为此写了《战壕热》一诗献给前线战士。他应约陆续写了《微生物大观》《细菌与人》《防毒面具》等科普作品。在《我们的抗敌英雄》中，父亲将细菌比喻为日本侵略者，把白血球比作抗敌英雄，写得通俗易懂，又有鼓动性。李公朴、艾思奇交口称赞，说它具有鲁迅杂文式的风骨。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
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笔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打好腹稿逐字口述，请人记录，一篇百字文章常需几天才能完成。1934年到1937年他创作的近百篇科普作品中，抗战题材占了百分之六十！
“八·一三”前夜，父亲写完《菌儿自传》第十五章。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派同仁护送父亲去延安治病。在延安，父亲担任陕北公学教师，常被抬上讲台讲解防疫与防毒知识，在此基础上他写作了《国防科学在陕北》。
父亲病情不见好转，1939年12月被护送至香港。当时也在香港的茅盾向读者介绍了父亲出版的《科学先生活捉小魔王的故事》与《菌儿自传》。“小魔王”指各种危害人类的病菌，父亲用轻松的文体告诉读者这些毒菌是如何传播、扩张的，该如何预防、消灭它们。这在抗战时期既是急需普及的卫生科学常识，又是一种专门学问。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专业知识变成生动有趣的故事，各种毒菌在他笔下被拟人化，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这样“使读者不但得到了与我们民族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嫉恶如仇的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