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辞海》割不断的情缘

巢峰近影 朱志凌 摄

■巢峰

编者按

2015年是策划和编纂《辞海》一百周年。本报记者日前赴华东医院探望小恙中的《辞海》《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先生时，得悉他于11月19日参加相关纪念活动并讲话。应本报要求，巢老欣然将他的这篇《我与<辞海>割不断的情缘》略作修改后交由本报独家刊登。并在打印稿上写下“如合要求，请考虑发表”字样，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本报另约请秦振庭、朱志凌合写的《“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读陆费逵<辞海编印缘起>》一文，展现了伯鸿先生勇于创新的出版理念。

今年是策划和编纂《辞海》一百周年，这对于辞海人来说，是十分自豪的大事，是很有意义的大事。大家想一想，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有多少有百年历史、定期修订、长销不衰的书呢？除古籍和四大名著，大概屈指可数。《辞海》经过几代作者、编者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因此，我们格外怀念编纂《辞海》的前辈，特别是伯鸿先生，怀念当年和伯鸿先生一起为《辞海》初版出版做过贡献的同仁，怀念编纂以后五个版本的作者、编辑、校对和为这一事业奋斗的所有同志。这些前辈和同行中许多人都已作古了。在纪念策划、编纂《辞海》一百周年的今天，我们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伯鸿先生复姓陆费，单名逵。生于1886年9月17日，祖籍浙江桐乡。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1912年1月1日创立中华书局，陆费伯鸿任经理。他分析了国情和行情，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等口号，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当时教科书风起云涌，因此，我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特色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教科书。教育部曾来我社考察，最后与我社商定，将有复本的教科书，分送一套给该部。

1947年7月9日，伯鸿先生病逝于香港，终年仅六十一岁，可悲、可叹、可惜。除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外，伯鸿先生有豪言云：“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他认为中国字典十分陈旧，不合时宜，便与欧阳仲涛、范源廉等，主持编辑了《中华大字典》。《中华大字典》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同年即1915年出版，所收的字多于《康熙字典》，而且校正了四千多条《康熙字典》的错误，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1915年秋，《中华大字典》杀青，伯鸿先生与编辑所长范源廉、《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商量编辑一部十万词条的大辞书，定名为《辞海》，并由徐元诰主编。后历经二十一年，几易主编，其中列名主编有徐元诰、舒新城、张相、沈颐等四人，而大量实际工作，则为舒新城等所做。《辞海》于1936年11月出版了上册，次年6月出了下册。由于借鉴《辞源》经验，该书与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比较，不仅收了许多《辞源》所没有的新词条，而且在释义方面亦有改进。当时被评论家称为“后出转精”，这就是《辞海》的第一版。这对《辞海》来说，可谓“开基立业”。《辞海》出版后与《辞源》一起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中国国内战争时期我军行军要求轻装上阵，毛泽东却要警卫员始终背着《辞源》和《辞海》，可见这两部书的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于国际上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蒋家王朝，舒新城先生向毛主席建议修订《辞海》和出版百科全书。毛主席欣然应允，并决定先修订《辞海》，再出百科全书。从而，经国务院批准，于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社前身）。我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传承了伯鸿先生的愿望，即“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以编著《辞海》为典范，从而，我们就将《辞海》1936年出版的版本定为第一版。同时，对第一版《辞海》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于1965年出版了《辞海》（未定稿即第二版），1979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出版了第三版。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发表，“两个凡是”的思想仍有市场，于是，许许多多疑难问题摆在了编辑部的面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涉及台湾的条目怎么写？陈独秀、瞿秋白、刘少奇、林彪、康生、谢富治等人物怎么写?不但作者束手无策，主持编纂的领导人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本人也是负责人之一，排名第五（人称巢老五），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草了一份《<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一共八条三十九款，直面一个接一个疑难杂症。当时，有好心人相劝：“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但因1979年版《辞海》编纂时限太紧，我做好了“再进牛棚”的准备，大胆地否定了一系列“左”的提法和观点，从而才使编纂工作顺利进行。

以后，确定《辞海》十年一修。十年是一个周期，雷打不动。从而，连续出版了1989年版（第四版）、1999年版（第五版）、2009年版（第六版）。2015年已在筹划和进行第七版的编纂工作。值得骄傲的是，《辞海》实行连续定期修订制，使《辞海》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长生不老的出版物。如果说时代是历史的步伐，那么，也可以说，《辞海》就是时代和历史的脚印。它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不断修正错误、推陈出新，介绍新鲜事物和知识。历史和时代每走一步，在《辞海》中都打上它们的脚印。《辞海》的内容有单字、词语、各个学科的用语、人名、地名、事件、纪念日、生物、科技等等，可谓应有尽有。从收词来看，远胜于大百科全书。从而使之成为我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词典，“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和共识。《辞海》各种版本已累计发行六百多万套，各学科的分册销售近两千万册，这不仅在我国，即使在世界大型辞书中也绝无仅有。

人生在世，“奉献”二字；服务人民，全心全意。伯鸿先生在《辞海》1936年版的“编印缘起”中有一段话：“吾缕述困难之原因，其故有二：一则对于编校排印诸君子表示谢意，一则对于后之编辞典者聊效前驱。吾行年五十，从事出版印刷业三十年矣，天如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伯鸿先生志向之高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也！惜先生英年早逝，是中国文化界、出版界、教育界的一大损失。但他的遗言则是对后人的殷切期待。伯鸿先生策划和出版了《辞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堪称为杰出的出版家。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识人、用人的伯乐。当年他为了邀请舒新城先生主持《辞海》编纂工作，自1923年起，直至1928年3月30日，五年中七次相邀，远胜于“三请诸葛亮”，终于打动了舒新城。舒终于复函应允。“天时、地利、人和”，是改造世界、成就大业的三大要素。天时、地利是客观要素，人和则是主观要素。人定胜天，六版《辞海》的实践，就是一个证明。

最近《文汇报》发表了杂文家李下的文章《为什么要重视<辞海>的研究》（刊2015年10月26日《文汇读书周报》第六版）。他说：世事沧桑，白云苍狗，《辞海》的编纂、出版，不仅没有中断，反而越来越有规模、有质量，影响也越来越大。还称许说《辞海》不是一块定型的“化石”。他同意我提出的建立和发展“辞海学”的观点。我很高兴，有了知音，难能可贵。我们既要出版和修订《辞海》，也要鼓励各位作者和编辑开展研究《辞海》，从而开创《辞海》的新局面，找到新的契机，更好地给读者服务。

多年以前，由于《辞海》供不应求，给牟取私利的“黄牛”钻了空子，盗版《辞海》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发生。为此，《辞海》曾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打盗版的重点书之一。此一措施，颇有效果。二十年中，盗版《辞海》的现象所见少而又少，几趋于无。没有想到，在当今信息时代，居然死灰复燃，沉渣泛起。2015年10月北京有一家新星出版社，堂而皇之，以《老辞海》为名，翻印了1936年出版的《辞海》，书名为《辞海1936》，版权页上居然厚颜无耻，署上了——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出版人：谢刚，以及社址、网址、电话、传真、法律顾问等，还煞有介事地写上了“版权专有，侵权必究”的字样。这如同拦路抢劫的“英雄好汉”，在一株百年老树下，手中执了一把大刀，对过路的人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有人走此过，留下金钱来”。盗版，如同盗贼，他们盗走了《辞海》作者、编者等所付出的劳动成果，也是对《辞海》这样的神圣出版物的亵渎，是出版界、文化界的大敌。看来只要是金钱时代，盗版现象就像贼和偷盗一样，是不会绝迹的，从而，打盗版的举措绝不会停止。

我不是《辞海》的开创者，而是半路出家的插班生。我从进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算起，截至2015年，整整四十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句话前半句我做到了，并绰绰有余，但后半句我并未做到。我的文章虽不能说空话连篇，但却不敢妄言“字字不空”。《辞海》在中国声望很高，确是人们的无声老师、无墙大学，但其中的错误仍然不少。在舒新城、陈望道先生先后担任《辞海》主编时，我还未进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我是1975年即“文革”末期进所的。在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并肩和先后领导下，我参加编纂了1979年、1989年、1999年、2009年等四版《辞海》。从编纂质量来说，我觉得1989年版后，有逐版下降趋势。每念及此，不寒而栗。我是编纂1979年版《辞海》的负责人之一，是1989年、1999年、2009年版的具体负责人。我觉得1999年版的质量，不如1989年版；2009年版的质量不如1999年版；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还会产生2019年版《辞海》不如2009年版的可能。气可鼓而不可泄，但《辞海》这只球，确有泄气眼。找到和补好它的气眼，至关重要。

今年，2015年，我已八十七足岁矣（已入古人所说的米寿之年），“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至今年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了四十年，我准备今年年底第二次退休。我与《辞海》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厚感情和不解之缘。我衷心希望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社长为首的领导班子领导下，能重振旗鼓，特别是编纂好第七版《辞海》，并开拓好选题，能出震动上海、震动全国的好书。书是人编的，要出好书，首先要有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我们要下定决心，卧薪尝胆，制定好中长期选题和出书规划，在“十三五”打个翻身仗，重现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