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陆费逵:“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

2015-11-23信息快讯网

【特稿】陆费逵:“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信息快讯网

 

1936年版《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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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振庭 朱志凌

中华书局百年历程中,陆费逵先生是为翘楚。他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也是著名的出版家、辞书编纂家。他“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努力践行,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添写了浓墨彩笔的一页,1936年出版的《辞海》则倾注着他的理想和心血。纵观《辞海》的出版,陆费逵撰写《辞海编印缘起》(以下简称《缘起》),详述编纂经过、编纂中的要点,为中国大型综合性词典的编纂工作作了很好的诠释,富含辞书学要旨,影响、指导了《辞海》的编纂工作。

陆费逵自学成才,其在《中华大字典》“叙”中写道:“弱冠前后,每以余暇,治英、日语文。受课之时少,自修之时多,英、日字典,恒朝夕不离左右。见其体裁之善,注释之精,辄心焉向往,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癸卯在鄂,忽发大愿,期以十年编纂一新字典。学力薄弱,赞助无人,不数月而困难百出,遂以中辍。”1915年秋,《中华大字典》出版,陆费逵又与该字典主编徐元诰、编辑所长范源廉萌生出版集中国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词典的想法,并取“海纳百川”之意将书名定为《辞海》,当然其中亦有与商务印书馆是年出版的《辞源》竞争之意。

一部大型综合性词典的编纂要定位,在明确词典的性质和任务后,制定详备的体例极为重要。《缘起》开头即强调:“遂商讨体例,从事进行。”《辞海编辑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提出:“辞书为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其职责在揭举固有词类之意义及用法,期供给用者以确切之解释,俾遇有疑难立得解决;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此话精辟,抓住了词典编纂的第一要义。其一,开宗明义说明辞书的性质是“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规定了“职责”所在。其二,“体察用者之需要”,词典是编给读者用的,对他们的各种需要务必细心体察,“恰如其所需以予之”。这样编出来的词典,才能使读者用起来得心应手,从而充分发挥词典的作用。

《辞海》对《辞源》的超越,在学术界已有定评。

蔡元培在致赵景深的一则信函中写道:“景深先生大鉴:奉本月四日专惠函属题,关于贵局新出版之辞海别纸,写奉请正之,专此并颂,著安,弟蔡元培敬启,六月十四日。”蔡元培为《辞海》的题词:“吾国最古之辞书为《尔雅》,其后一方面演而为《广雅》《骈雅》等小学书,一方面演而为《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清初分编《康熙字典》《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书,检阅之便,可云空前。但行世已两百余年,科举既废,文学革新,而科学新词,日益孳乳,清初之作,又病其不适用。中华书局于是有《辞海》之编,收单字一万三千余,犹《尔雅》‘释诂’、‘释言’诸篇,收复词十万余条,则犹‘释训’以下诸篇。而其内容之丰富与扼要,又适合于今人之所需,诚有用之书也。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著名作家冰心云:五六十年来,我从工具书中获益最大的是《辞海》。这位老师,无所不知,而且随你如何麻烦她,从不生气,因此成了我的最佳伴侣。

金兆梓称《辞海》是“空前辞书”:“除选辞之精当、切实外,对于一辞之来源,务须一一查出原书核对,求其确实无误,绝非獭祭《佩文韵府》等旧类书而成之作。且每一辞皆注出其书名、篇名,以便阅者得由此而追溯原书。而于条文又皆加以新式标点,使阅者不致惑于歧义,亦非仅用旧式句读者可比。”(《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9页)

李开在《现代词典学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中说,《辞海》“后出转精,无论在体例、条目的收列、释文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张明华在《中国字典词典史话》(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54、156页)中说,“《辞海》的编纂者以《辞源》为鉴,力图避免《辞源》的许多疏漏和不足,在《辞源》的基础上,自出心裁,有所改进,有所创造”,“是一部后来居上的综合性辞书”。

《辞海》出版时,陆费逵撰写《编印缘起》放在黎锦熙的序之后,详述编纂人员名单,介绍编纂过程,称道同人。陆费逵未在版权页挂主编名义,这是他实事求是的地方。赵俊著《怀念雄才大略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言:“主编者之一的献之(即张相)先生曾对我说:伯鸿先生乃《辞海》之真正主编者也……参与修订工作的主要编写人陶菊隐先生曾云:必须说明,新《辞海》未定稿本的修订工作是在旧《辞海》已有的相当规模的基础上加工进行的。”(《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6页)舒新城在1936年4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此书(《辞海》)在中国文化史或亦可占一行,而与个人之关系亦不小。伯鸿有《缘起》一篇述此书编辑经过,兹录于后(日记附《缘起》稿剪贴,占两页),以为他日自传之参考。文中所述五项困难,均属事实,亦即本书之特点。”经比对,“我国字书类书相沿之积弊,或可从此稍减矣”句,舒新城日记中的剪贴稿为“我国字书类书相沿之积弊,或可从此廓清矣”。将“廓清”改为“稍减”,正体现了陆费逵的斟酌和谨慎,此亦为《辞海》编纂史上一段佳话。

吴铁生、陆嘉亮在《书海费经营》一文中说:“中华书局是私营出版机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邀聘全国专家通力协作。于是,主要依靠本局编辑(‘杂家’)搜集材料,反复查核,甄别去取,然后交主编定稿。而且,编辑所同人互相改稿,实事求是,通力合作,从无意见。由于自己有印刷厂,赢得了时间。使这部大型辞书上下册终于赶在抗战之前”,如期出书。(《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84页)这表明中华书局在陆费逵主持下,编辑、管理和经营方法比较科学,有着很高的效率。

《缘起》谈及校印之难的一系列数字:“本书分量之大,为空前所未有,约略计之,全书条数在十万以上,全部字数约七八百万,而因用新式标点之故,手民费事,校对更难。即就标点计之,全书点号约二百万,标号则人地名书名线约五十万,引号称是。大本不欲其多占篇幅,故用新五号字;缩本欲其免伤目力,故字体约等于六号字;每面字数约二千,各种符号约七八百。就吾人经验,普通书每人每日可校七八十面,每书印刷所校三遍,编辑所校三遍,此书则每人每日不过校七八面,印刷所须校五次,编辑所须校十次;名词术语尚有夹用他国文字者,校对更须专家。至普通汉字,电报书不过七八千字,各印局铜模少者五六千,多者七八千,此次特加制铜模八千余个,共计已有一万六千个,尚嫌不足;其僻字新字仍须临时雕刻。此种字体,平时不习见,但丝毫不能讹误”,说明管理的细致具体。此类数据统计,在今天并不费力,而在1936年《辞海》出版时便能例举,敢于公布,令人肃然起敬。

《辞海》成书后,陆费逵即命不要拆去排就之铅字版,以备再版时可随时纠正,又关照张相和金兆梓随时“汇收校焉”,注意各方意见和阅读中的札录。为出版《辞海》,当时在澳门路的工厂内“特地新辟一个车间,专门作为排装《辞海》的工场”(《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1年版上编,第202页),由此足见陆费逵对《辞海》之珍重及“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的宏愿——“……天如假我以年,吾当贾其余勇,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难怪金兆梓在《追忆陆费伯鸿先生》中赞曰:“凡此皆非一般出版家所肯出此者也”(《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370页)。

1941年,陆费逵逝世。王云五在《悼念陆费伯鸿》文中称道陆费逵:“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激烈……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先生三十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做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陆费逵与中华书局》,第363-364页)这是另一位杰出出版家对他的很高评价。

综上所述,陆费逵在《缘起》中阐述的综合性词典编纂理念、方法和褒扬的精神,泽被后世,值得学习,陆费逵自身的践行更是我们后学者的楷模。陆费逵希望国家社会进步、教育进步、书业进步,认为出版事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刘杲同志为汪家熔撰著的《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作序,题目是“今天向张元济学习什么”。容我们借用刘老话语稍稍改换为:“今天向陆费逵学习什么。”

陆费逵先生有“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的宏愿,惜英年早逝,未及遂愿。可以告慰先生的是:《辞海》自1936年出版后,已修订五次,2009年出至第六版;一部“大辞书”的阶梯——特大型综合性词典《大辞海》第一期工程三十八卷也将于2015年内出齐,然其规模距陆费逵的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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