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结构优于速度

2015-12-25信息快讯网

核心观点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既是对过去几年控制上马过剩产能的一次历史性总结,也是主动选择进行市场有效出清,进行供给侧改革与经济指导思想转换的开始。这种转换,将给中国经济新常态注入发展新动力,并会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本次会议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一则是因为当下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扑朔迷离,二则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新模式、新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仔细研读会议精神,我们不难发现,与往常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同的是,结构而不是速度,成为我国经济模式转换增长方式的新指导思想。指导思想的变化自有其逻辑和背景。

给中国经济新常态注入发展新动力

首先,从宏观国际经济变化格局来看,评估与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天,全球经济复苏所经历的历程和演化结果,我们不难发现,在处理金融危机和挽救经济的手段选择上,有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出清”处理危机模式,即在危机过程中,选择企业破产形式,以全球投资者买单的模式,快速消除金融体系的“有毒资产”,并以市场的自身力量,在守住最后风险底线下,进行资产与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另一种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政府兜底”模式,以大量政府负债,包括企业和居民债务增加的模式来对抗资产泡沫和经济的下滑。对比美国与欧洲经济复苏的差异性表现,我们看到,无论从失业率、经济增长率、创新能力等各项指标衡量,美国目前明显好于欧洲。而与欧洲对抗金融危机采用指导思想类同的是,全球其他许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在金融危机中也采用了“托底经济速度”的指导思想,虽然其经济增长短期得益于中国2009年高投资带来的“速度红利”和“资源红利”增长,但这些国家均忽略了内在经济结构性改革与调整,今天则面临自全球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压力。因此,是依靠市场力量,进行供给侧管理,还是依靠政府力量进行“无限度负债增长”?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上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同时在现实中,在不同历史阶段还在被世界各国政府不断的检验和证伪。

其次,就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和动力机制而言,在过往的30多年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外部投资红利、环境代价快速完成了工业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既来自“世界工厂”的出口需求,但更多则来自国内大量超高速的政府与社会投资。而当国内生产要素发生根本性改变,特别是外部市场环境综合因素出现明显变化时,既有的大量政府与社会投资,不仅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同时还促成了大批僵尸企业的形成。这些僵尸企业在侵占大量金融资源,推高资本成本的同时,还带动了无效产出的增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负能量”。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既是对过去几年控制上马过剩产能的一次历史性总结,也是主动选择进行市场有效出清,进行供给侧改革与经济指导思想转换的开始。它意味着,结构而不是速度,是供给侧的制度变化,而不是政府主导全社会投资,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主要模式。这种转换,将给中国经济新常态注入发展新动力,并会将中国经济带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供给侧改革抓住了当前企业的“痛点”

最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对应的政策内容,从宏观角度上看,在强调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以减税为切入点,以阶段性增加财政赤字为手段,在降低行政给市场带来的制度性成本的同时,综合推动企业财务成本的降低是一个新提法和新亮点。这个财政改革方向性的确立,特别是引入制度性交易成本概念,不仅可以视为是此次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政府行政公共职能厘清,并进行职能与定位转换的新起点。供给侧改革从出发点上开始向市场本质回归,以降低企业综合成本为目的,抓住了当前企业的“痛点”,有助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全球竞争力改善,同时还有助于政府职能回归公共的本质需要。从微观角度上,本次供给侧改革,调整了政府职能的定位,明确了政府服务市场,以搞活企业和完善市场为出发点,强调了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这不仅是中国市场经济开始向成熟市场学习,尝试进行“预期管理”的探索,同时也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从过去的项目审批,过程管理,开始向市场“预期引导”的转换,而这个转换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管理模式,从行政控制向市场进行更大规模让渡,并最终以市场来自我选择经济结构和产业类型的开始。

供给侧改革是在新形势下,中国全面推动各项改革的一个组成,同时也是决策者因时因地对当下国内外复杂经济格局的全面审视,更是对中国经济既有“痛点”的一次深刻自我反省,同时还包含着对政府职能和权力的自我革命。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总方向和改革对策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从计划到市场,从政府创造过度需求,制度供给不足到今天的提出供给侧改革,既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进步的历程,同时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从速度到结构的转换,不仅是市场经济内生力量本质要求,同时是中国成长的必然历史选择。

文/余南平(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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