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蒋星煜先生的文史癖

2015年春蒋星煜先生在寓所看稿 米舒 摄

《蒋星煜文集》（八卷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

蒋星煜先生的最后一本书

《梅陇漫录》

上海书店2015年7月出版

本文作者2015年春节向蒋星煜先生（左）拜年时合影

蒋星煜先生手迹

■曹正文

一

去年上半年，我曾多次去蒋公星煜先生上中西路寓所拜访，听他讲述昔日往事。蒋公讲得条理清楚，诙谐有趣，还有诸多生动的细节，令我在倾听中肃然起敬。

坐在我对面藤椅上的蒋公，谈他少年时读书的坎坷经历，谈他当年投稿的趣闻轶事，谈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奉命写历史小说的详细经过，又谈他在“文革”中被陷囹圄的不幸遭遇，以及他劫后复出的创作冲动。谈笑之间，他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养生之悟。每一次访谈，两三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很快就过去了。我怕鲐背之年的他讲得累了，蒋公却总是莞尔一笑，自得其乐，继续如数家珍地回忆往事，令人如沐春风。由于蒋公的为人、爱好及其写作方向正是我所追求的，2015年3月他正式收我为入室弟子，我当场向他叩了三个头。

蒋公星煜师当时虽已九十五岁，但仍是一位耳聪目明、思绪十分活跃的健康老人。但天有不测风云，去年7月，蒋公星煜师因多痰而入医院治疗，听蒋公子金戈兄说，他精神尚好。我本想10月初去看望老师。金戈兄在微信上回复我：“蒋老虽住院，但身体尚好。因老年病用药要有几个疗程。你的关心已告诉蒋老，他要我谢谢你。”我与金戈兄通了几次电话，他又说，过些日子蒋公好一点会出院，你再去上中西路看他。12月14日我问他：“蒋老师回家了吗？”金戈兄回复：“还没有，回来即告知。”不料此时星煜师已发了一次热，肺部功能正在衰退，后导致肺阻塞，于12月18日凌晨不幸病逝。金戈兄当日告我详情，我心中十分不安，内疚自责，深以为憾。未能在蒋公临终前见他老人家一面，是弟子之不孝也。

蒋公逝于高寿之年，听金戈兄说，他逝世时也无大的痛苦，又得到其子女与孙辈的悉心照顾，可谓享尽天伦之乐。我一连几天沉浸在回忆之中，又重读了蒋星煜先生文集及其手稿，不由追溯与蒋公相识的昔日岁月，恍惚中一幕幕往事奔凑到眼前，令我深感蒋公人品之正直，师恩之宝贵。

二

屈指算来，我与蒋公星煜师相识已三十多年了。在未见蒋公之前，我就拜读过他写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版本，他二十三岁时所写，我是在上海旧书店偶然淘到的。一读之下，便对蒋先生的许多见解十分赞同，并心生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学写历史小说，在《青年一代》杂志上连续读到蒋先生写的诸多历史小说新作，如《公子的镜子》《周三畏挂印》《河伯娶妇》《张敞画眉》等。我当时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创班，已写出了《三个独生子》《萧相国夺宅》与《唐伯虎落第》（分别刊于《上海文学》《小说界》与《今古传奇》）等作品。在《青年一代》主编夏画先生的引荐下，我终于在1984年秋天认识了蒋先生。蒋公个子不高，人很精瘦，说话很幽默，谈吐儒雅且学识渊博，由于彼此有相同的爱好（后来蒋公为我编的副刊写过一篇《提倡“三并举”》的读书千字文），他爱旅行、爱听戏、爱写作，与我所好（爱旅行、爱听评弹、爱写文章）完全一致。因两人年龄正好相差三十岁，故结成忘年交，我尊他为我的良师益友。1992年，我出版文史小品集《史镜启鉴录》，承蒋公不弃，为之作序鼓励晚辈。

蒋公素有文史癖，后来读书甚杂，博览群书，写文章纵横中西，涉笔两千六百万字，终成文史杂家。他既是中国戏剧史专家，又是著名的历史小说作家和文史考证大家。

蒋星煜先生是专攻戏曲史的著名学者，他怎么会从事历史小说创作呢？这是许多读者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要从蒋星煜先生从小的读书写作生涯谈起。

三

据蒋公回忆，他是江苏溧阳人，其父是东三省官银号总务长，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他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姐姐。蒋先生少年时代曾在宜兴度过。他从小喜爱读书，最早读的章回小说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对其印象最深的是《七侠五义》。因好舞文弄墨，他在十三岁那年便有小文章发表在宜兴的《品报》上。他中学是在上海读的，读的是新环中学，因战乱，后来又读了“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再后来读国兴中学，终于考入复旦大学会计系。据蒋公回忆，当时大学的教授有赵景深、傅东华与姚克，教英语的是顾同彝先生。

但蒋星煜先生只读了一年大学，租界已基本被日伪所控制，他开始了边流亡、边读书、边写作的生活。他先后去了香港、重庆，后来又回到上海。蒋先生在战乱年代中读了不少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王充的《论衡》以及《孙子兵法》。在欧美文学方面，他则推崇屠洛涅夫的《罗亭》、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他特别喜欢莫泊桑与欧·亨利的小说（与笔者爱好相同）。蒋星煜先生年轻时不断向《大英夜报》主编王统照、秦瘦鸥投稿。他在中央通迅社工作时，认识了金山、张瑞芳与黄苗子、郁凤夫妇。据他自述，《资治通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也是受此书影响，他才爱上历史小说写作的。

新中国成立后，蒋星煜先生先后在上海军管会文化部、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上海文化局艺术处工作。他为人正直，最忌奉承拍马，也不喜欢拉关系。由于蒋公不以做官为乐，喜欢埋头从事业务研究，当时的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李太成很看重他，把博学的蒋星煜视为“知囊库”，有什么文艺戏曲的问题都向他咨询。

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昆剧《十五贯》走红，《解放日报》党委书记魏克明找到历史文化根底很深的蒋星煜，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学清官海瑞，你也写一篇历史小说。”原来，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倡导为坚持真理而要“五不怕”，对海瑞这一历史人物颇多褒誉。蒋星煜本来就很赞赏海瑞这个人物，推崇他刚正不阿、敢于为民代言，于是就写了历史小说《南包公海瑞》。小说发表后，影响很大。不久，《解放日报》领导又要他写魏征，他又写了《李世民与魏征》。但文章刚发表，风向已转，《李世民与魏征》被批，蒋星煜戴了两顶“帽子”，一顶是“历史反革命”，另一顶是“现行反革命”。幸亏李太成局长爱护干部，主动承担了责任。魏克明也保护了蒋星煜。魏克明后在“文革”中因发表蒋的文章被打断了腿。蒋星煜先生在“文革”开始不久，被关押起来，成为上海市第一个因写历史小说被批斗的对象。当时有“北吴（晗）南蒋（星煜）”利用历史小说反党之说。蒋星煜先生因写历史小说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也在“文革”中因此吃尽苦头。他与上海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曾一起被关押达两年之久。蒋先生被释放时，两腿已不能走路。当时他才四十八岁。

“四人帮”粉碎后，蒋星煜的生活待遇才变为正常。他写历史小说也有了广阔的舞台。他在《青年一代》上发表第一篇历史小说《霍去病回朝》，好评如潮，第二篇便是《大理寺卿的失踪》，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蒋星煜先生先后写了近五十篇历史小说，除了《李世民与魏征》《刘伯温的寓言》等少数几篇写于他六十岁之前，大多数历史小说都创作于“文革”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

四

今日重读蒋公创作的四十八篇历史小说，发现其历史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由于是位学者，因此蒋公的历史小说首先是内容与题材皆很广泛。他写的不单有文人武士、帝王将相，还有写诗的、唱戏的、弈棋的、打拳的、看病的……总之，三教九流无不皆在其笔下。题材之开阔，涉及的内容之丰富，都让人大开眼界。历史背景则从先秦，如《挂剑》，一直写到明清两代，如《棋坛国手》。其笔下的人物，有大家熟悉的，如赵奢与赵括、萧何追韩信、司马迁忍辱著书、张敞画眉、诸葛亮招亲、李世民与魏徵、刘伯温买橘等，也有许多人不熟悉的历史故事。有些历史事实历来见解不一，蒋公则以学者的眼光，采取比较可信的一种来构思历史小说，如《周三畏挂印》。

第二，蒋星煜先生创作的历史小说相当贴近现实，他写的是古人古事，但让读者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找到引起共鸣的道理。蒋公与《青年一代》主编夏画先生是好朋友。夏画也是我学写文章的引路人之一，他主编的《青年一代》杂志当时深受读者欢迎，印数高达五百万册。除主编杂志，他还编了八十四期“来信摘编”，从来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动态，青年人爱什么、不喜欢什么，这就为编者与创作者提供了借鉴。夏画师给蒋公看过这些信件，使蒋公写历史小说有所思考，使他写的历史小说尽可能对青年读者有启迪。而且，蒋星煜先生写历史小说并没有说教口吻，他巧妙地通过正反两方面历史人物的际遇与不同结果，让年轻人自己去思索，从而对年轻人的人生观有所帮助。

其三，蒋星煜先生写的历史小说，风格上与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相合之处，但比《故事新编》在史实与用词上更接近当时的记载，文字更平易流畅，读来更具可读性。有人以为文字流畅是对文章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其实并不易做到。我当编辑三十余年，经我手中改过的稿子不计其数，不仅是一般作者，还有不少有一定水准的老作家，他们写的文章读来仍有拗口与不够流畅的毛病，甚至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家教授，写的文章也有此弊。而蒋星煜先生的文字，如行云流水般，给读者以水到渠成之感，这恐怕与他两千六百万字的写作经历有关。所谓熟能生巧，写得多了，文字从生硬变为软熟，当年白居易文字之流畅，就是这么形成的。

第四，蒋星煜写的历史人物故事，叙述笔法不急不火，看似平易，在事件逐渐发展中奇峰突起。写的看来只是寻常小事，但因为有悬念，故可以在故事起伏中见出作者之深意，读完之后，可以让人三思。而其笔下的人物，作者通过巧妙的安排、环境烘托与对话及心理活动的描写，细腻地把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如描写汉武帝欲置司马迁于死地，是有一个思想变化而逐步深化的过程的；再如《湖阳公主外传》一篇，写刘秀、湖阳公主与董宣各自的性格都入木三分，而董宣个性的耿直，也通过对话来逐步推进和突出，在平易中见出作者的功力。

《诸葛亮招亲》《公子的镜子》《贾岛的推敲》几篇写得比较有趣，《捉刀人曹操》《嵇康之死》《周三畏挂印》《汤显祖赶考》《进士及第》《买棺谏君》几篇则显得很有历史分量，触及到封建社会的时弊与封建专制的可恶。这些历史小说都在不动声色的氛围与描写中，显示了作者之爱憎。

由于蒋公有“历史癖”，醉心于史书的阅读，心中有史实，笔下才纵横。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但他写来很自然，不矜持，不卖弄。他让历史知识通俗化、形象化，他写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都达到了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的境界，让读者获得教益与史鉴。这也是蒋公历史小说的风格与其他历史小说作家的不同之处。

笔者以为，写历史小说，实际上是作者运用历史这面镜子，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获得知识，又能唤醒良知，能对读者的内心有一种触动，并让人们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提高自身的修养。读蒋公星煜师的历史小说，就有这样的获益。

五

蒋公星煜师的文学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历史小说《南包公海瑞》《李世民与魏征》两篇历史小说出名后，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也给他本人引出许多麻烦，承受很大压力。星煜师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都谈到自己在关押中的痛苦与迷惘。他很感慨地对我说，当时写历史小说有很大的危险性，会被某股思潮或某些人打成“借古讽今”的“反党小说”。

由于这些经历，蒋星煜老师对我说，他后来就开始研究中国戏剧史，把大量精力花在明刊本《西厢记》的考证上。蒋公长期担任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又被聘为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客座教授。他主业专攻戏曲史研究。他对明刊本《西厢记》的研究卓有成绩，获奖多多。他先后应邀赴湖南、江西、云南、浙江、福建、山东等地开设学术系列讲座。由此可见，他写历史小说可以说只是他整个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副产品，但想不到的是，其历史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却如此广泛。而蒋公星煜师写的历史人物传记《海瑞》，是他所写历史传记文学中最杰出的。郑培凯教授曾在香港《抖擞》月刊上发表长篇评论，认为到目前为止，这是关于海瑞最为详实的传记。我个人认为蒋公这本书的考证与他创作历史传记文学的风格，均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蒋公星煜师从事文学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达八十年。八十年中他在古代戏剧史研究、历史小说创作与历史人物传记诸方面均有卓著的成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正直不阿而敢于直言，博学多识而言谈幽默。他的人品与他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历史小说更拥有众多“粉丝”。因此，我非常赞同《蒋星煜文集》责任编辑、现任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先生所言，蒋公的学术成就与文学创作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逝与历史真相逐步还原于现实，蒋公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必将受到学术界与文学界的更加重视。

谨以此文深切怀念恩师蒋星煜先生。

记于2015年12月31日

改定于2016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