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作家历时四年 完成工人题材小说

赶在五一之前，上海籍工人作家管新生搁笔，写就了非虚构类小说《工人子弟》。管新生写过一系列的工人题材作品，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忍不住感慨，工人的印记熔在了自己的血液和笔杆里，这部历时4年写就的新作以较大的篇幅聚焦工人新村，取用了工人作家识别自己、观察城市变迁的另一种视角，“工人新村包含着时代的故事，包括千千万万上海家庭的命运故事，骨子里包含着工人的精神。”

从弄堂房子到煤卫齐全的新房

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

1951年起，上海市政府在接近沪东、沪西工业区周边的控江路、志丹路、曹杨路、天山路、沪南的大木桥一带规划了9个住宅建设基地，先后建造了曹杨新村、控江新村、长白新村等18个工人新村，解决了一批工人家庭的住房问题。

管新生回忆，1954年，自己5岁时，全家离开了位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年，老父亲埋头弓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车），车上坐着管新生、他的奶奶和妈妈，妈妈怀里抱着小弟弟。这个工人家庭缓缓前行，一直到了傍晚时分，终于进入了象征着新时代工人地位的控江新村。

“最早，只有劳模、先进工作者才有可能分到这里的房子。”管新生对记者说，“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叫作‘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住进工人新村，是让很多人都很向往、羡慕的事情。不少劳模可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很光荣地住进工人新村的。”

他表示，许多沪东地区的工人在解放前都是“住在阁楼上、亭子间、草棚子里的”，能住进整齐、有煤卫设施的新村，都觉得面上有光。

从弄堂房子到3层楼的新村，孩提时贪玩的小小管，时常在大人们一惊一乍参观的当口，一个人溜到外面“白相”。“玩到天色已暗我才回家，我只知道自己家在东边某幢楼的3楼，看到有灯亮着的房子，便找了上去；灯不亮，便拐向另一幢。我在书里也写了，这可能是工人新村文化给初遇的石库门文化一个小小的下马威。”老管笑着对记者说。

新村选址靠近大学校园

政府历来重视工人的文化教育

管新生说，党和政府历来都很重视工人和工人子弟的文化教育，看看那些工人新村的地址就知道，政府是大有讲究、颇具考量的。

“普陀的曹杨新村是上海第一批工人新村，毗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等，紧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理工大学（原沪江大学，那时为机械学院），政府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期盼着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管新生对记者表示。

房子是3层楼工房，每一楼面四户人家，1室2室3室均为一室户，4室为内套的两室户，走廊里两个卫生间、一个浴室供公用，一个大灶间里四户人家的煤球炉（后来则为煤气灶）倚墙而立，外面还有一个七八平方米含一个水斗的公共阳台。房费也很便宜，管新生家所住的是一居室，使用面积13.9平方米，房费仅为每月几毛钱。

“当时，弄堂房子都是烧煤球炉的，工人新村是政府请苏联专家特别设计的，用的都是煤气灶，直接通到家里，条件在当时先进得不得了啊。”老管告诉记者，政府在建造工人新村时，不仅仅只是考虑选址和设施，房型设计也是大有讲究，“既解决工人住房的困难，卫生间、浴室、灶间，大家公用，挤在一起，也是希望我们工人能够团结互助。可谓面面俱到，足以体现政府的关怀。”

展示幸福生活的样本

工人记忆的一次“致青春”

当时，上海总共建造了21830户这样的住宅，可容纳10.2万余人，工人新村也被俗称为“两万户”。最让这些“两万户”居民自豪的是，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翻身当家做主的标志，1952年底，曹杨、控江等工人新村开始接待外宾，曾接待过波兰、德国、古巴、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日本等代表团的参观访问。“两万户”住宅成为世界了解上海，尤其是了解中国工人生活的一扇窗口。

管新生对记者说，自己时常回忆，如果从文化的层面去观察，工人新村的一切事物，甚至是小孩玩的游戏，也足以反映周遭环境的巨大差异和时代变迁。打弹子、刮刮片、滚铁圈、钉橄榄核这些曾经风靡弄堂的“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游戏，变成了漫无边际的“逃江山”（类似于躲猫猫，新村游戏的一种）、小花园踢足球，白相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好大、好宽、好舒畅。

住在象征幸福新生活的控江新村里，管新生也开始学着写小说和散文，完成了一系列工人题材的作品，成为全市乃至全国著名的工人小说家。

每每走过控江新村，看着窗户里隐隐约约出现的人影，管新生的心里还是会一阵亲切。他知道，他们都拥有做工人的记忆。那些激荡人心的岁月还是会回到他的心头。他依旧想念着自己曾在熔炉前工作的时刻：下了班后把汗湿的外套甩上肩头，携着工友们去澡堂，“那都是割头不换的兄弟，大家同吃苦、共奋斗。”

电线杆张贴“换房”纸头

奋斗精神应该代代相传

工人新村是属于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随着岁月的更迭，“两万户”和上海其他旧区一样越来越显出破旧和老态龙钟的模样，人口也不断膨胀，住户远不止“两万户”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三代同堂或住上两三对夫妻，也不稀奇。待到结婚的年纪，13.9平方米的房子，已经容不下老管家父母弟妹六口人。

与现在的房价动辄疯涨不同，那个年代，大街上马路边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房屋交换”的纸头，或是放弃地段小调大，或是求面积放弃煤卫，原因不一而足。管新生说，有一天，母亲说朋友推荐了一处十来平米的房子，“仅售400元人民币，便宜啊！的确便宜，莫说当下，在当时也是极为便宜，但还是超出了预算，只能再次选择放弃。”

1977年春，告别工人新村后，老管一家回到弄堂，再因拆迁又回到工人新村，最后买了商品房，但兜兜转转始终还在杨浦，房子也始终靠近工人新村。

管新生对记者说，自己这部小说，都是老百姓、普通工人家庭的酸甜苦辣小故事，但那种生活的经历，工人家庭乐观生活、应对困难的精神，却始终激励着自己和一代工人家庭。虽然无法与时下的商品房相比，但经过改建的工人新村，房屋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他表示，工人新村并不只是一个建筑样式，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见证，也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的见证。

“工人新村在建构工人们对社会、国家的参与感、归属感以至安全感和荣誉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管新生说，国家如今也在塑造工匠精神，工人新村的文化和记忆不能忘却，工人的精神更不能丢，“工人的奋斗精神，仍然为这个时代所需要。他们总是踏着历史的节拍，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和踏实的脚步，写下无愧于时代的动人篇章，那种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卓越贡献的精气神，应该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