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香港重庆大厦与“低端全球化”

戈登·马修教授(左)在香港中文大学办公室接受本文作者访谈。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戈登·马修教授和本文作者在重庆大厦内的一间印度食肆，一位自称来自伊朗的避难者在讲述他的经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位正值壮年的英俊讲述者没有被摄入镜头。

戈登·马修部分著作（从上至下）：《低端全球化：另一种世界经济》（2012年）、《香港，中国：培育国家认同》（2007年）和《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寻求家园》（2000年），均为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随戈登·马修教授从后巷进入重庆大厦。

■李明洁

独家特稿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生活，远走他乡。这不是对过去的缅怀，而是对现实的描述；这不仅是部分人群的现实，还可能将是越来越多普通人的未来。

移民、全球化和身份认同，这些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中的概念，基于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艰苦实践。人类学学者戈登·马修教授的《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中文译本简体版于去年底发行，它以人类学的细致笔触，记录了重庆大厦里的真实故事，展现了大厦居民与国际商品、金钱与价值观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在这些努力安顿生活也安顿内心的故事里，或许能看到我们每一个自己。

就此，本报特约撰稿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李明洁教授于春节前赴港采访了戈登·马修教授。

                                                ——编 者

如果你想知道香港为什么是香港，你不应该去兰桂坊，而应该去重庆大厦。重庆大厦恐怕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大楼。——戈登·马修

戈登·马修（Gordon Mathews，中文名“麦高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香港人类学学会副主席，美国人类学学会东亚人类学分会会长，《亚洲人类学》杂志编委。

如果没有“低端全球化”，重庆大厦会存在吗？

李明洁（以下简称“李”）：2014年，您的《香港重庆大厦》中文版获得“第七届香港图书奖”；去年底，该书中文简体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祝贺您！

很快就是春节，在这个时候和您谈这本书，尤有意义。岁末年初，圣诞春节。回家，是这两大代表性的中西方节日的主题。从谋生的他乡千里迢迢返回故乡，不再是个别人、某个村庄、某个区域或者某个国家的节令性情景了。

《香港重庆大厦》聚焦那些为了生活而远走他乡的普通人，他们“很可能只是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租用一些集装箱和货车去运送货品，他们越过边界，尽可能地躲避法律和版权的干涉，他们的世界由金钱主宰。这些个体背井离乡去其他地方地区寻求更好的机会，不论是通过临时工，还是以避难者和性工作者的身份。”

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类群体，并把他们暂住的重庆大厦作为您的研究对象呢？

戈登·马修（以下简称“马”）：如果你想知道香港为什么是香港，你不应该去兰桂坊，而应该去重庆大厦。重庆大厦恐怕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大楼，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生意人和临时工来此淘金，国际避难者来此寻求庇护，游客来此猎奇或者寻找廉价住宿。1970年代到1990年代，很多西方嬉皮士和背包观光客来到这里，但他们不是做贸易的。

在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尤其是2006年到2009年，我开始作这个研究时，“低端全球化”是重庆大厦存在的缘由。如果不聚焦“低端全球化”，就无法理解重庆大厦。因为大多数的生意靠它供养着，所以这幢大厦才会存在，才会国际化。这个状态也许快结束了，很多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商人换到广州做生意去了。

这是重庆大厦目前的阶段，但在我作研究时，“低端全球化”正是它存在的原因。从咖喱角、手机卡、自慰器到漩涡浴缸，那里真的是什么都有。

李：可以说，没有在重庆大厦的这段经历，您不会提出“低端全球化”这个概念。您对它的定义是“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与发展中国家连在一起”。

其实，符合这样定义的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比如曼谷和加尔各答，巴黎和纽约，广州和义乌，等等。如果把中国大陆的“海淘”也算在内，“低端全球化”已进入网络时代了。

马：所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这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举足轻重。我愿意认为百分之七十的世界受到“低端全球化”的影响，现在广州的中非贸易在相当程度上就属于这一种。

值得指出的是，“低端全球化”在人类学中还是相对新鲜的提法，之前人们会谈到“非常规经济”，但没有特别讨论“低端全球化”。在我2011年出版《香港重庆大厦》之前，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现象。

2012年，我又出版了平和地讨论这一话题的《低端全球化：另一种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庞大和抽象的领域，尽管已有数以百计的民族志阐述了全球化对世界各地人们的影响，但很少有人关注全球化的交汇处。

重庆大厦是较为稀罕的例子，它囊括了世界上各种背景的人物。这里的全球化可以耳闻目见，我们能够了解有血有肉的人是如何在文化互动中交流取舍的；这种全球化不涉及像可口可乐、索尼、麦当劳这样的大企业和与之相关的办公大楼、律师和宏伟的财政预算，是另一种世界经济。

李：“低端全球化”的提出，明确了新颖的观察对象，拓展了特殊的分析视角。但是，这样一种涉及商品交换、人群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活动，很多学科都可以加以研究。那么，人类学观察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马：人类学的特点就是民族志，记录特定人群的互动和生活方式，这些详细的记录往往基于几个月乃至数年的田野考察。如果你不是人类学学者，可能难以理解“低端全球化”。

经济学者研究贸易，但根据我在广州的研究经历，发现关于中国和非洲之间贸易的官方数据是不可靠的，因为经济学者无法掌握真实的故事，官方数据肯定没有充分地陈述实情。之所以少报数字，是因为每个底层贸易者都希望省钱而少报实际的顾客量；而且中国的官方数据也值得分析。

事实只能靠人类学学者来获得，只能通过与人面对面的谈话来获得细节。比方说，我曾在重庆大厦的一家手机店驻守一年多，根据2007年到2008年的贸易活动粗略估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百分之二十的手机购自重庆大厦。

经济学者一般很难了解，因为虽然某些生意不能说是完全不合法、隐蔽的，但也差不多吧。结果只能用老办法来研究，认识人，然后交谈。社会学家当然也可以作这样的研究，但一般而言，他们想要经验主义的数据库，对百分比、概率等所谓规律性的数值感兴趣，但对“低端全球化”而言，这些是不足信的，因为每个从业者的故事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范式可循。

文化身份认同和所谓“乡愁”由何而来？

李：您在书中写到，重庆大厦被很多人视为“香港的一颗‘黑色的心脏’”。香港许多人和发达国家的人对它既害怕又好奇，他们不知道里面的人是谁。住在重庆大厦的人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吗？或者说，重庆大厦的居民如何在这个期限长短不定的居住地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

马：很多人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真的在想，啊，我真的是印度人吗？做一个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这问题太不自然了，没有多少人会常常花心思去想。

当然，很多人确实希望能有在家的感受。比如，在重庆大厦，如果是南亚人，你会想吃南亚食品，那里就有各种各样的印度饭店，你很容易感觉到家的味道；还有印度说唱，一天五次礼拜的音乐会，让你确实感觉到是在家里。

非洲人没有这么多，但有一个非洲酒吧，晚上有非洲音乐，你或多或少会有在家的感觉。

广州也是这样。总有某个地方，有这样的功能让你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特别是对仅离家一两周的人。很少有人对所谓“外国的生活经历”感兴趣，他们只是来做生意，只想和他们差不多的人打交道。重庆大厦就是如此。

李：重庆大厦的国际化，似乎理应使其成为“文化融合”的代表个案。您在1983年作为游客第一次来到重庆大厦，1994年到香港居住后也常来，2006年正式开始将它作为研究对象，直到现在您基本上每周必到。

您对重庆大厦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书中描绘了不同人群互动的情形，但给人的感觉似乎所谓“文化融合”至少在这里是不存在的，甚至是不必要的。

马：你的感觉是对的，越来越不重要了。在重庆大厦，种族之间的交流全部十分实际，语言选择也是实用主义的。这里的主基调就是赚钱，没有文化融合的必要。这里的穷人和富人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但大多数人将这种差距看成是真实的人生，而非社会不公的体现。

我还认为，“文化融合”的说法无论如何都是很混乱的，基本上就是国家的宣传，因为国家总是想把人们捆绑在一起。“文化融合”的说法是不是有这种作用，我很怀疑。我不认为文化融合的欲望有那么强烈。与之相对应，所谓家的感觉，我也总是怀疑。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想家，这是心理问题。我就没有这个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乡愁”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哪怕不是作为人类学者，您的这些质疑和反思也有个案价值。当然，从宏观角度看，全球化迅猛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结构和每个人的文化认同，迫使人们在原来熟悉的相对单纯的文化习俗与当下面对的多元生活情境之间去努力适应和平衡。在这样的形势下，“乡愁”变成坊间时髦的话题也就不奇怪了。作为人类学者而非您个人，您认为如今的人们还会有所谓“乡愁”吗？

马：你可以有。我们需要记住，乡愁和个体的经验关系紧密。

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我回到那里，睹物忆往，就会有所谓的“乡愁”。你回老家，吃了妈妈做的饭，你会感觉到乡愁。

有趣的是，“文化乡愁”的说法正在改变意义。比如，什么是香港传统食品？我觉得是麦当劳。我的学生出生于1990时代，吃着麦当劳长大。需要留意的是，任何乡愁在某个意义上都是假冒的，因为它可能不是来自个人的真实体验，而是来自学校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你是某个国家的人，你就“应该”有某种样子的乡愁。我基本认为，传统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其真实性是创作的。乡愁更多的关乎个人，而不是关乎文化。

特别是文化乡愁，由很多东西构成，会形成文化压力，人们的行为会强化它。我的太太有时会为我烤火鸡，因为美国人感恩节吃火鸡，她觉得这可以慰藉我的乡愁。但这也可能导致人们的错误行为。比如提到美国就是华盛顿和苹果派，提到中国就是五千年的龙的传人。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宣传”，每个国家都在利用这种宣传。但是这也许会让你去做某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李：我部分同意。其实，对于任何国家和文化都客观存在着期待、崇拜或刻板印象，这的确容易导致自卑或傲慢，偏见或歧视，也确实会因宣传而误导继而被误用。这是需要每个人特别警惕的。

至于传统，就如诸多的民俗，本质上是精英倡导、民众跟从。在此意义上，传统确实具有创作性。但与之相关的“文化乡愁”是不是完全个人化的？可能还需要讨论。但我愿意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且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中，优秀的文化传统对于人们的身份认同是具有感召性的。

您的说法坦率而富有启发，促使我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去独立反省。对我个人而言，具有真实价值的“文化乡愁”到底是什么？这让我想到您在《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寻求家园》中提到的“全球文化超市”的概念。

马：文化超市被视为与一个人从小经历和想象的文化根源相反的领域。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文化元素，从食物、音乐到宗教，每个人自由选择超市里的东西，从而塑造自己的人生。但我从未说过文化超市就是全部，我也说过文化是活的，文化有其传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土语，你生来就会说一种方言，就算你以后学习其他语言，你最初的土语还是和多数人一样，会决定你基础性的身份认同。尽管真正的双语人是存在的，但是很少。

实际上，文化超市不能完全改变一个人，人并非是真正自由的。有几点可以说明：第一，大多数人的确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我们生活在我们出生的那个世界，不能完全离开它。比如我，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的行为还是一个美国人。其次，我们的确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我们选择的话。这是怎么完成的？非常有趣，因为这和个体心理相互作用。比如在重庆大厦，我记得和一个巴基斯坦人说过话，他说：“这些中国女人穿着短袖，真是令人作呕。我要回巴基斯坦，然后去麦加，我不想在这儿，这些不是我想看见的世界。”另一个非洲人却说：“我的老板过两天要请我吃寿司哦。我从来没吃过，我好喜欢啊。”

重庆大厦里的人，面对眼前的“全球文化超市”的观感，反映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世界主义的态度——有些人热爱文化超市，有些人则看不起它。

“移民”的概念是否需要重新界定？

李：除了聚焦“低端全球化”的从业者，《香港重庆大厦》还记录了出没其中的其他各色人等。

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的原因，重庆大厦作为香港这个“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因其居民都是非白人及非香港华人的少数民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香港主流经济排除在外”，而成了“香港社会的他者”。我特别记得，您在书中记录了一名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印度裔人士，他对自己及其家人的族裔、文化和语言的看法非常纠结。这些人和事或多或少与所谓的“移民现象”相关。

马：其实在这个案例里，他没有身份认同的困惑，而是其他人对他的身份有疑惑。我是香港人，也常常被人问“你到底是哪里人？”现在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来，你不能靠脸去评判一个人。这是一个不得体的、幼稚的问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重庆大厦更为错综复杂。

重庆大厦里的很多商铺持有者，可能原来是从巴基斯坦之类的地方来的，但已经是在香港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了。与香港的中国人一样，香港已是他们的家了。有些读者会以为，香港仅仅只是中国人的，但不是这样的，香港也是这些人的“家”，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公民身份与种族血统不是一回事，这很重要。

有些“低端全球化”的从业者，他们短期来港；或者是临时性的移民，这在广州也可以看到巨大的数目。还有避难者，他们在香港停留几年，但是不能真的生活在这里。这在全世界都是相对较新的“移民”状况。

李：有关“移民”的经典定义是美国人口学家埃弗雷特·李（Everett·S·Lee）1966年在其著名的论文《移民理论》中提出的，即“永久的或半永久的居住地变更”。

移民（migration）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发生空间性的转变（transition）。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我们还固守这一定义，可能会妨碍我们对移民“流动性”这一本质属性的把握。您的重庆大厦的案例较为集中地呈现了当代移民研究中的二元对立现象，比如：跨国移民和国内移民、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临时移民和永久移民，等等。重庆大厦的存在，促使我们思考，“移民”这个概念是不是需要重新界定？

马：我们可能需要这么做，有几个方面要考虑。首先，移民的概念受到通信技术的影响。如果你有手机、Skype，你无所谓在哪儿，你不是一去不归，你可以一直和家里的亲人谈话，重庆大厦和广州的情况就是如此。第二，如果你能坐飞机回家，情况就明显地简单了。我在广州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特征，很多非洲商人坐飞机离家，二十四小时后到达广州时，他们对即将面临之事竟一无所知。这真的有意思，当代交通让出行如此简单。哪怕就是在五十年前，从阿尔及利亚到广州还是无比艰难的，现在则不可思议地便捷了。空间的移动和与亲友沟通的困难不再是障碍，新的障碍是跨文化的理解和对话的困难。

重庆大厦好一点，这里的通用语言是英语。广州不是，所以，跨文化障碍多一些。所有这些，确实使得移民问题变得迥然不同了。今天你看到越来越多的旅行的生意人，绝大多数的“低端全球化”者，常常飞来一个星期就飞走了。人口在流动，但他们不是以重新定居为目标。

李：您对与移民相关的新出现的两个技术性现象非常敏感，我很同意。这不是交流工具的改变，这些介质的改变本身就是生存方式的改变。

同时，在移民问题上，一些固有的阻碍可能变得更为严峻。比如，迁徙会受到户籍、国籍的限制，迁徙者与流入地的原住民之间可能相互排斥，等等。

马：发达国家永远不可能阻止发展中国家，这是我在这本书中最想说的一句话。

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试图建立各种“墙”以阻止穷国的人进入，但这最终是办不到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真来了，很可能最终是好事。不仅对文化而言，也对经济而言。所以，需强调的是，让我们打开边界，不再需要划界限了。

乡下人应该回归故土，让我们放弃这种想法吧。至少在重庆大厦是这样的，这个被人们想象成脏乱差又危险的所在，其实并非那样。发展中国家的人来到这里，干得不错，有趣又安全。这一点值得注意。发达国家的人没有必要害怕发展中国家的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生活在那里。

目前，发达国家被发展中国家吓着了，很多人害怕外国人进来抢夺财富。美国有些政客甚至提出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堵墙以阻挡移民。在广东的非洲人也遇到很多签证的麻烦，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留下来？重庆大厦是个例子，一个流动的社区如何成为可能，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负面的情形。

李：您对重庆大厦的人类学实录，不仅为流动社区的研究提供了典型实例，也以确凿证据和原创性概念的提出，揭示出全球化问题原本具有，但被各种视角所遮蔽的复杂性。读者若从中国立场出发进一步追问，不难发现，当下中国有许多现象与重庆大厦惊人相似，比如，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农民农和城中村；又比如，网店、城管、个体户；再比如，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潮、留学潮、投资潮和同样汹涌的代工潮、回国潮、代购潮；乃至与之相关的生活样态、社会分层、身份认同和价值判断的养成与博弈；等等。如果我们从更广泛意义上理解“低端全球化”、“新移民”和“文化超市”等概念，相信可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复旦大学崔璨同学、华东师范大学吴越菲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