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绒线，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

著名作家程乃珊曾经撰文：“要说什么是最具海派特性的上海女人形象，我想，是结绒线。绒线工艺自西洋传入不过百来年，却已与旗袍绣花鞋横爱司头融合在一起，构成上海近代新型海派的贤妻良母经典造型。”

结绒线被上海女人称为“绒线生活”，是很海派的近代女红。从前的女子一般都是从孩童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绒线生活”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如果哪个女子没有一手很好的“绒线生活”，也许是找不到好婆家的。

冯秋萍作品：孔雀开屏式披肩

绒线一物，亦如西装、大衣，系“舶来品”之一种，其编结工艺早期由传教士带入我国，在乡镇农村，成为妇女一种谋生手段，在大都市上海，还成为小家碧玉时尚打扮的休闲方式。她们编结出来的毛衣、披肩等，与玻璃丝袜、高跟鞋搭配，打扮出三四十年代上海时髦女郎的靓影。

这种舶来品初到上海，它带着毛又能御寒，老百姓也有称其为“冷毛”的。在今天的金陵东路和人民路之间，有一条兴圣街，就曾经开着许多的“冷毛店”。

老字号恒源祥

江苏吴县人沈莱舟，在上海曾是洋行跑街，他见这种被老百姓叫“冷毛”的绒线有销路，便自己开设“恒源样绒线号”，专门经售绒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齐”并保证质量外，还举办时装展销，推广绒线编结（买一磅绒线赠送编结书一册），使上海的一般家庭主妇们买了绒线又学会编结。

边买边学，买绒线一定要到“恒源样”成为当时在主妇中流行的一种风尚。有谁会想到这种舶来品竟会构成上海妇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对针锋相对的长针一旦与柔软毛茸的绒线纠缠在一起，在欲拒还迎、牵丝攀藤的交锋中，织出一片温暖的彩虹。这颇似上海女人得天独厚，以柔制刚的天性。

绒线因着其可塑性和循环再生性：小孩长个花色老式袖口磨耗，都可拆掉从新开始，很合精明上海女人心怀，故这洋工艺很快就上海化了。

自三十年代以来上海女人最熟知的事不是张爱玲而是冯秋萍的绒线编织法；从花园洋房的太太到弄口烟纸店的小家碧玉，几乎人手一册。

秋萍绒线编结法（毕业照）

冯秋萍积极倡导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女红，如其代表作“野菊花时装旗袍”，是一九四八年专为上海时髦小姐、少奶奶设计的。旗袍虽在上海滩是常见女装，但用绒线来编结，却是冯秋萍之首创。

冯秋萍作品：野菊花式短外套

平民的扎鞋底，有点重压下咬牙切齿的挣扎，闺秀的刺绣又总带点苔深似锁养在深院的寂寞，唯结绒线，给人一种优雅、祥和、安乐的情状。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月份牌中已反映出；女人斜斜地倚在沙发上织绒线，手指优雅地呈兰花指状，右手无名指上，指环样套着或艳或雅的绒线，沙发边一只落地的“飞歌”无线电，脚边白白胖胖的儿子在玩，优雅悠哉，一派天上人间、祥和安乐之景。

即使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许多上海女人对“绒线生活”仍然情有独钟，无论走到哪里，两根针一团绒线用块男式手帕一包随身带，见缝插针，以至于当时的公交车上还有“乘车不准结绒线”的告知牌。

绒线拆了洗，洗了再结、旧绒线掺入一股新绒线，旧花头换上新图案……化零为整，如春蚕吐丝，蜘蛛织网，上海人在“36元万岁”的日子里，青年男女相爱，还有女方结一件绒线衫作为定情之物赠送男方的。

成家的男人，尽管经济拮据，在外仍能穿得有头有脸，很大程度上全靠家里女子那一手优雅的“绒线生活”。

结绒线是度身定做单件生产，带有很大的自主性，因而可以在上海无时尚可言的岁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冯秋萍作品：扇子花围巾

聪明的上海女人看一场西哈努克夫人出访的电影，一出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出一个礼拜，淮海路上就出现酷似“第八个是铜像”的女主角那身黑白粗花呢大衣，还有莫尼克公主滑雪衫上翻出的毛皮领——都是用绒线结出来的。

天生善打扮的上海女人，就是这样用两根针一团绒线，为大上海死守着那仅有的一片时尚！

不过，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成品毛衣的冲击下，自己编织毛线后来逐渐变成“守旧”的代名词，被年轻人淡忘。

岁月无情，民俗流变，关于上海人穿衣打扮的各种世象都已经改变了。社会在发展，历史在进步，留下的当然是我们丝丝的怀旧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