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顺奎：寻访沪上革命旧址的“红色活地图”
1982年6月7日，黄玠然、张纪恩在云南南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前。
夏顺奎至今保留着当年与老同志一起寻访革命旧址时的照片。
今年83岁的夏顺奎原在上海文管系统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陪同黄玠然、郑超麟、张纪恩等历史亲历者寻访了沪上部分革命遗址，使得不少党史上颇为重要的红色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甚至纠错。
采访前，在网上搜索“夏顺奎”，弹出的信息多与书画界相关：上海博物馆、上海美术馆退休的老领导，沪上各大艺术研究协会的高层，热衷书法，尤擅书写石鼓文与篆刻。以至于记者一开始以为，这位“夏顺奎”与那位令党史研究人员啧啧称道的“红色活地图”夏顺奎是两个人。
“哈哈，那都是我，是一个人。”听完记者的疑惑，今年83岁的夏顺奎抚掌大笑，“以前，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和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下简称“文管会”）是一家单位，这下解释得通了吧？”老先生告诉记者，他1952年进入上博工作，当时上博隶属于文管会。1960年9月，文管会与上博合署办公，即“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夏顺奎便从那时起开始接触上海地方志，主要负责地面文物的保护工作。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复查工作开始，同时启动的还有上海的全市性地名普查工作，夏顺奎恰好对口这两方面的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许多在上海的秘密革命旧址曝光，使得沪上的革命遗址和红色资源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甚至纠错。”夏顺奎说，也是在那个时期，他陪同了不少亲历者进行了多处上海“红色遗址”的确认工作。
说话间，夏顺奎捧出一叠资料：用红色钢笔写下图片说明的泛黄老照片、印有“上海博物馆”抬头的油印文件、留有李维汉手迹的调查报告、一块块记录寻访故事的剪报……当这些留有时光味道的史料被逐页翻动，老先生细述起了那一段段精彩的“探宝”往事。
指认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79年10月，夏顺奎接到了上级党委转给文管会的一封老同志来信。这是当年8月4日《红旗》杂志林肖硖写给陈沂（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信，信中提供了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的线索。夏顺奎说，对这个旧址，原本大家只知道党中央在1928年至1931年期间，在上海闹市中心有一处秘密办公机构，地点在天蟾舞台附近，但由于年代已久，有些老同志回忆模糊，这处重要机关具体是在哪栋房子殊无定论。在这封信中，这位老同志提供了新线索：“这处旧址的房东是‘生黎医院’的医生周生赉，旧址即在‘生黎医院’楼上。”对这处革命旧址而言，这个信息可谓相当重要。
夏顺奎记得，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证这条线索是否属实。他翻阅了当年的工商业和行商名录，发现1931年出版的《上海商业名录》第735页上，清清楚楚地记录着：“生黎医院，地址：云南路四四七号，院长：周生赉。”这个材料基本可以说明老同志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但到了实地探访，夏顺奎却发现，半个世纪后当地路名、门牌都有了很大改动，在天蟾舞台（当时称“劳动剧场”）附近的云南中路上，门牌号最大的是373号，“四四七号”会是哪里呢？继续再查，夏顺奎发现“云南路四四七号”几经改动，已经变成了今天的云南中路171-173号了。“位置就在天蟾舞台南隔壁，是坐西朝东的街面房屋，与信中提供的线索是相符的。”夏顺奎说，有了这个作证，他感到对确认这处重要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信心倍增。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设法寻找原“生黎医院”的院长周生赉。由于此处房屋住户屡屡更动，夏顺奎他们几经周折才打听到周生赉的下落。好在老先生当时还在上海，住在南市区（今黄浦区）学前街，79岁依然身体硬朗。老先生告诉夏顺奎，他27岁来到上海，在天蟾舞台隔壁447号开设了生黎医院，底下是门诊室，楼上是住家，上楼可以从后弄堂进出。后来，他把2楼租给了一位姓熊的、自称是湖南来上海办货的商人。
“周先生还特别强调，‘熊’是‘能’下面加四个点的‘熊’。”夏顺奎说，周生赉的这些回忆，与当时人们掌握的情况高度一致：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9月底至10月初，又返回申城。1928年4月，由于湖北省委的机关大半已被破坏，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抵沪，与李维汉、龚饮冰、黄文容（即黄玠然）等同志接上了头，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不久后，他又接受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据熊瑾玎自传初稿（1966年4月于北京）记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当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每天观众熙熙攘攘。其隔壁即云南路447号，熊瑾玎记录道，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在底层开设了一个私人医院“生黎医院”，楼上的3个房间用于出租。熊瑾玎经反复考察发现，进入“生黎医院”可直接上楼，其背后那条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他认为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比较适合设立党的秘密机关。于是，熊瑾玎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沪的商人，经与周生赉商量，租下楼上的3个房间，与太太朱端绶在此地开设布庄掩护工作。
为了获得更详实的一手证据，夏顺奎等还前往北京找到了朱端绶。那时，熊瑾玎已经去世，当时72岁的朱端绶回忆，他们是生黎医院二楼室内挂了一块“福兴布庄”的招牌，经营土布生意。“朱端绶同志告诉我，当时熊瑾玎自称‘老板’，同志们都喊她‘老板娘’，说的时候穷笑了。”夏顺奎说，据朱端绶回忆，当时在此处工作过的有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黄玠然、李维汉、任弼时、向忠发、顾顺章等约30人。这个机关从建立至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这里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夏顺奎说，由于熊瑾玎、朱端绶的细致谨慎，加上有戏院、医院掩护人员出入，中央政治局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而安然无恙，有文件显示周恩来对这个机关的评价甚高。
在朱端绶家探访时，老太太还向夏顺奎等展示了珍藏30余年的旧址照片底片，这是1946年熊瑾玎夫妇再次来到上海时，周公馆的祝华帮他们拍摄的。当时周恩来和他们都在上海，周恩来提议他们去机关旧址看看。朱端绶说，当时祝华一共给他们拍了7张照，其中3张是门面照，4张是室内照（现已遗失）。后来，他们要撤回延安时，担心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时被发现，她就把这些照片缝在了棉衣的夹缝里，才躲过一劫。
“我们回到上海后，根据这些珍贵的照片核实旧址，确认这个地点就是现在的云南中路171-173号无误。”夏顺奎说。1980年3月13日，上博致上级单位上海市文化局（现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的函中已写道：“据调查，可以认定云南路447号（原生黎医院二楼）是党在三十年代的重要革命史迹，应予保护。拟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于是否动迁现有居民（计有八户）恢复旧貌，统请核示。”5个月后的8月26日，这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3月9日，作为中央组织部顾问的李维汉在给邓小平的文件中写道：“上海二马路大戏院后楼上的中央机关地址，即熊瑾玎夫妇住过的地方。我同意上海革博馆把它改成中央办公地址，但不要扩建。中央在上海10多年，留此一间楼房作纪念，是有意义的。”邓小平在3月13日即批示：“同意。”
1981年4月10日下午3点，夏顺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接待了特意从北京前来的李维汉。据1984年8月23日《新民晚报》刊发的《李维汉同志来到云南南路》一文：“李老一身棉衣裤，脚上一双布鞋，穿着十分朴素，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行走有些不便，他已有85岁的高龄，但精神很好。”夏顺奎还向记者展示了6张黑白照片，都是李维汉在前往机关旧址途中，以及他上楼与二楼居民聊天的场景。后来，到了1982年6月7日，黄玠然又约张纪恩来到此地，再次确认了这个地点。
“因为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国内现存与六大有关的中共中央机关，就只有云南中路171-173号这一处了，如果不好好保护，以后就没了。”夏顺奎说，1981年2月14日李维汉给上博的复信中就已提出这一机关旧址“需进行适当维修，一定要保持原来面貌，决不可扩建、改建”，但此地现在仍为民居。记者前往实地采访时了解到，2014年末2015年初，此处曾
进行过大修，外墙已经粉刷一新。前门和后门均有保护单位的挂牌，但不对外开放，现有住户8家，其中2户为出租户。这幢原本是两层的楼房现在为3层，违章搭建多年未拆除。听完记者的描述，夏顺奎说：“这处革命旧址很重要，希望有关部门多关心，把它保护好。”
“会诊”找到中共中央阅文处
1982年5月，曾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时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秘书长的黄玠然来沪公干。得知消息后，夏顺奎马上联系到他，请他抽空一同寻访沪上革命旧址。当时，82岁的黄玠然还约请了居住在上海的、当年一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张纪恩和郑超麟一同前往。“我们一般通过上海举办的党史会议，了解近期有哪些外地老同志会来上海，然后想办法邀请他们尽可能多地去现场寻访革命旧址。”夏顺奎说。
根据1982年9月夏顺奎写的《陪老同志在上海寻访革命旧址记》中可以看到，当年5月26日上午，他与黄玠然、张纪恩首先驱车前往愚园路寻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上海办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并很快确认了是在愚园路1376弄34号（原亨昌里418号，现为长宁区革命文物陈列馆）。这幢建筑在当时属于比较高贵的新式里弄住宅，从房屋结构看基本未变。有趣的是，在离开旧址时，黄玠然“痛苦”地回忆道：“我刚来时，是个土包子。由于本弄和附近居住的大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穿西装。开始穿西装时连领带也不知道如何打结，感到受洋罪，很不舒服。”那天没有前往的郑超麟在当年6月5日下午去张纪恩家座谈时，还补充了两个情况：一是《布尔塞维克》每期的社论一般由瞿秋白撰写，二是因为刊印《布尔塞维克》的开封路印刷厂被暴露，导致这本党刊中断了3个多月后才继续出版。“这些内容的补充和确定，对我们党史研究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夏顺奎说。
5月28日上午，夏顺奎又陪同黄玠然、张纪恩去寻访旧址。“当时黄玠然住在锦江饭店，我们就约好从饭店出发，由近及远，一处处来寻找旧址。”夏顺奎说，他们先去了1927年至1928年党中央机关接头地点“柏德里”，当时周恩来、邓小平几乎每天来这里处理党的工作，这里一度被称为“中央办公厅”。经过黄玠然指认，此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旧址的地址是当时的石门一路336弄9号（“柏德里”已于2009年被拆）。接着，他们又顺着吴江路向东步行，寻找当年与黄玠然在中央组织部一起工作过的彭砚耕的居住旧址“鸣玉坊的过街楼”。经过对几处周边环境的往昔确认，黄玠然很快确定地址就是现在的南京西路646弄。而后，他们又往回走。在南京西路青海路转角处来回辨认，直至确定南京西路681-683号为1929年至1930年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点，那时此地是朱锦棠当“老板”的古董店。随后，他们前往已经确认过地址的成都北路741弄丽云坊54号（后因市政工程已被拆除，现为静安雕塑公园），这是黄玠然曾工作过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旧址。征得前楼居民同意后，黄玠然还饶有兴致地在他曾居住过的前楼室内拍照留念。
离开中共中央组织部后，张纪恩提议，请黄玠然一起去1931年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辨认一下。据张纪恩回忆，当时周恩来、向忠发、张闻天等均到过此地，他们不仅在此看文件、起草文件，还讨论安排过六届四中全会的开会内容。尽管这里是张纪恩当年居住和被捕的地方，但他只记得当时的地名是戈登路1141号恒吉里。由于年代久远，在一个月前他单独前往辨认时，有些确定不下来。考虑到黄玠然当年也到过这个地方，他提议请黄玠然一起“会诊”。汽车行至弄堂口，一行人下车步行。走到今天江宁路673弄10号门口时，黄玠然看着这个建筑的2楼阳台说，好像是这家。他记得，在张纪恩被捕后的第二天（1931年6月23日），他曾来到这个门口，化装成娘姨的仇爱贞从2楼阳台看到他，便抓了一把泥土丢在他头上，他抬头看到仇爱贞挥手表示此地已经出事，便急急离去幸免被捕。他们向居民说明来意后，被引导上楼参观，黄玠然在2楼的扶梯口摸着扶手说：“对，就是这个感觉！扶手、扶梯还是老样子。”有了黄玠然的“会诊”，张纪恩也敢肯定了。末了，两位老同志还扶着2楼扶梯的扶手拍了张照，作为“证据”。
从阅文处离开后，他们又驱车前往北四川路永安里（今四川北路1953弄）135号寻访1928年中央开会接头的机关。在黄玠然离开上海前一天，即6月7日上午，夏顺奎再度邀请他利用工作间隙，与张纪恩、郑超麟一起寻访革命旧址。他们先去了北四川路安慎坊，寻访192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并确认了地点是在现在四川北路1649弄32号（2003年旧区改造被拆除，现为凯鸿广场）。而后，他们又前往北江西路福生路（今罗浮路）寻访陈独秀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居住的地方，可惜他们到时发现原屋已经翻造，旧址不存在了。
夏顺奎说，1982年5月30日和6月1日，他还陪同由京来沪的中央革命博物馆馆长徐彬如，前往陈延年（陈独秀长子）烈士被捕的山阴路69弄（恒丰里）90号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旧址、四川北路1649弄（安慎坊）中共中央宣传部旧址、老闸桥桥堍北京东路581号王明旧居等革命旧址寻访。
“1982年5月底到6月初，与老同志们一连寻访了10余处旧址。绝大多数是新发现或者新确定的，收获很大。”夏顺奎说，像这样一次约请几位老同志共同指认的“会诊”模式最佳，“一来容易指认地点，二来他们聊天时可以回忆、确认当年的很多故事和细节”。
纠错中共“四大”会址
1984年的一天，夏顺奎接到了一封信。信是由上海市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寄给北京《解放军画报》社，而后《解放军画报》社又寄给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再转到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最后转交到他手中的。信的内容是一组复印件，原件是由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提供的该区东横浜路24弄6号的前屋、后门从不同角度拍摄的7张照片，以及周边简明示意图。原来，1981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到中共四大召开的地址为“横浜桥6号”。而后，1982年第9期的《解放军画报》又刊登了中共四大会址的照片和说明。照片的主体是横浜桥北岸的数间民房，文字说明为：“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但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经过实地查看和多方查证，发现上海并不存在“横浜桥6号”这一地名：首先，横浜河原名俞洛浦，其北岸为士庆路，今海伦西路，与照片所说矛盾，而附近的横浜路上也不曾有6号。其次，虹口区的东横浜路在1920年代曾名横浜路，沿路有6号（系该路现在的24弄6号后门），但这个“横滨路6号”是不是就是那个“横浜桥6号”，它们与中共四大会址到底是不是一回事，也需要进一步确认。于是，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寄上这些图片信息，请《解放军画报》找确定四大会址为“横浜桥6号”的老同志帮助辨认。
夏顺奎接到任务后，感到此事非同小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此召开，出席代表有陈独秀、周恩来、陈潭秋等20人。四大是党在上海召开的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四大会址究竟在哪里，却众说纷纭。解放后，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中央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对会址却没有形成一个确切的说法。十年“文革”，许多当事人的去世，使中共四大会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这时，夏顺奎想起了郑超麟，郑超麟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担任记录员。
“当时郑先生已经83岁高龄，但因为之前他被打成‘托派’，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时经常写汇报材料，所以对以前的事情记得很牢。”夏顺奎说，1984年5月3日下午，他前去拜访了郑超麟。当他拿出《解放军画报》寄来的资料图片给郑超麟看时，郑超麟当即指出图中的“横浜桥6号”在河的北面，而中共四大开会的地方肯定是在河的南岸，图片上的位置有误。
郑超麟告诉夏顺奎，当时他住在静安寺附近的哈同路民厚南里。中共四大期间，他总是在静安寺乘上有轨电车，而后从北四川路下车，走川公路到铁路道口转弯，不越过轨道，沿着轨道往北，不远有一条弄堂，内有二三排房子，当时还相当新，其中一幢就是租办四大的地方。郑超麟回忆，这个会场是由中央宣传部干事张伯简受党中央委托物色的，之所以选这个地方，正是因为它符合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会场不能安排在租界，二是会场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可以撤往租界。当时，此地位于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隶属当时的“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就可以到北四川路。郑超麟记得，当时的3楼用作外地代表的宿舍，代表来了一律打地铺；2楼是会场，里面放置着黑板、讲台、课桌椅，开会时与会者人手一本英文书，以防有人闯入时，可以说是在办英文补习班；底楼客堂间是空置的；四大差不多天天开会，与会代表进出均走后门。郑超麟说，四大召开时期，他除了作为会议记录员每天要去参会，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来到会场，“不知道来过多少次”。而且，会议结束后，会场也没有马上退租，而是作为中央工农部的宿舍，他又来过多次。所以，他对四大会址的地点、路线印象很深，自信不会搞错。
为了“敲定”四大的具体地点，4天后的5月7日下午，夏顺奎向馆长借了馆里唯一的小汽车，从上博当时所在的河南南路16号出发，去石泉路郑超麟寓所接他前往实地寻访，同去的还有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的工作人员。车开到四川北路后，大家一起下车跟着郑超麟走去四大会址。“我们走的路，就跟郑先生之前描述的一模一样！”夏顺奎说，他们从横浜桥南面的川公路走进去，没多久就看到当时还铺设在那里的铁轨。不过，沿着轶轨向北走不多远，他们发现小路一侧的铁路没有变，另一侧却与半个多世纪前迥然不同。有人说，这片区域毁于日寇战火，石库门房和弄堂都被炸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筑起了一堵一人高的围墙，围墙旁边是新造的5层公房。夏顺奎记得，当时郑超麟低着头走路，似乎在数着步数，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中间的一段铁轨旁，郑超麟突然站住了，指着铁轨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四大的会场所在地。”大家上前去看，此处的地址是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郑先生当时还让我在现场给他拍了照。”夏顺奎指着一张老照片说道。不过，仅凭一个人的回忆是不能做出最终确认的。夏顺奎记得，第二天回到博物馆后，他马上着手去各处调阅相关史料。“首先要看这片地方到底有没有被轰炸过。”夏顺奎说，他当时查档案，发现确实有资料记载，当时那幢石库门所在地叫做白保罗路和平坊，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轰炸。而后，他又查阅了1981年出版的黄平著作《往事回忆》，这位曾到中共四大旁听过一两次的代表，在书中提到四大会址在“横浜桥北堍”。夏顺奎经过考证，认为这与郑超麟的回忆在大方位上是一致的，虽然准确地说，中共四大会址应该是在桥的西南处。有了这两个作证，夏顺奎感到，四大会址基本可以下定论了。
但是，《人民日报》的资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就在夏顺奎登门拜访郑超麟半个月后，《人民日报》那篇《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作者姜华宣也找到了郑超麟。他表示“横浜路6号”的说法源自于徐梅坤，但徐梅坤并没有参加过中共四大。夏顺奎发现，另一位研究党史的肖甡在1982年也曾发文主张“横浜路6号”就是四大会址，他便写信向他请教。后来发现，肖甡的信源也来源于一位并未参加过中共四大的同志的回忆。“既然这些都不足为据，那么《人民日报》刊发的四大地点应该可以纠错了。”夏顺奎说，经过有关部门审定，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政府颁发文件，明确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为中共四大会会址遗址，解决了一个历史遗留的难题。
夏顺奎说，1986年他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文管会，寻访革命旧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不过说起这段过往经历，老先生还是很兴奋。“上世纪80年代发现了旧址很多，每确定一处就很高兴。”他说，历史遗迹的探寻和确认花了很大功夫，由于市政建设等原因，保留下来的越来越少，对一些重要的革命旧址，他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多关心，“最怕说了要保护，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