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学毕业生金恺迪: “有些人没法开口了，我们帮他们说”

2016-08-05信息快讯网

图为金恺迪在复旦医学院枫林校区一间人体标本展示馆参观标本。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在复旦大学诸多院系中，法医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专业。法医学隶属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除了临床八年制以外拥有最多应修学分的专业，但是该专业的毕业生几乎每年都是个位数，今年的毕业生只有2人。

在公众眼中显然颇为神秘的法医，到底是怎样培养的?　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2016届法医学系毕业生金恺迪。

走的比留的多，老师比学生多

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金恺迪，以“千分考”700分　(满分800分)　的成绩获得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名额，最终被第二志愿复旦大学医学实验班　(大类招生)　录取。大一时，金恺迪选择攻读法医学　(小专业)，当时这个专业共有14人。

法医学的“人才流失”现象非常严重，金恺迪记得很清楚：“大学期间，先后转走了11名同学，我们这一级法医学只剩下3个学生，最后毕业的只有2人”。其实，金恺迪的家人也曾建议他转系学中文，他再三坚持，才得以留下。可叹的是，今年之后，坚定地在法医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只有金恺迪一人，未来3年，他将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法医病理学专攻心源性猝死研究，而另一名法医学毕业生潘同学则选择保研进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脑科学专业，到底还是和法医学“分道扬镳”了。

上海医科大学自1984年起设立法医专业，是全国最初开设法医专业本科的六所院校之一，2000年，上海医科大学和复旦大学合并办学，组建成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虽然法医学是应用型专业，但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校的法医学相比，复旦大学法医学更侧重科研。

对普通人来说，法医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因为一些以法医为主角的职业剧的热映，在一定程度上令“法医”在大众视野中成为一个冷静、睿智、正义、然而有些孤独的形象。在金恺迪看来，法医确实是一个孤独的职业，要成为一名法医，需要具备冷静、缜密、思路开阔的素质，“和外科医生比较类似”。这种“孤独”在法医生涯中贯穿始终，甚至在求学之时就已有体现。

和人们趋之若鹜的经管、计算机专业不同，法医学绝对是一门鲜有人问津的“大冷门”专业。据悉，复旦大学法医学在2000年前有时是隔年招生，平均一年招收10至30名学生不等；2000年后，尤其2010年前后，从该专业毕业的人数平均每年为4至6人，2016年只有2人。然而，在毕业人数已经很少的情况下，“大约只有20%的毕业生会在就业中从事法医职业。”金恺迪说。

金恺迪上的专业课，在全校范围内来看，也是很特别的。

“一共有12位老师给我们上过课，还有几位非教师编制的老师带我们出过案子，可是上课的学生一直只有3人”。经常的教学场景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对着3个学生，连上4个小时的课，3个学生就坐一排，老师站在学生对面，随时可以提问、互动。

不过，法医学专业从来没有“轻松”一说，更没有机会和其他人一样“翘翘课”，金恺迪在本科5年中，一共修完了236.5个学分，校园课程系统显示他上过86门课程，而这个数字几乎是大部分普通复旦学生的一倍。

既是名利场，也是生死场

金恺迪用“坚持、散漫、失落”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的5年大学生活，而法医学留给他的印象则是“复杂、勇敢、艰辛”。

2013年1月，金恺迪在复旦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车鉴组办公室见习。30份车检报告，乍见是人命官司，细究是人性弱点。比如，某女性骑车闯红灯遭卡车卷入车底竟无伤离开(但留下案底)，一周后再闯红灯当场身亡；再如，年仅26岁的姑娘蔡某，走在人行道边被大客车侧滑挤压在电线杆上严重内出血和挤压综合征身亡，身上缝合创口无数；还有一则案例是，一位疑似意图骗保的丰田车，左一下右一下的奇怪撞击痕……金恺迪体会到，这个工作根本就是在鉴别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每个个体各自逃避责任的方法，“在那些没有第三方的事故中，较年轻者几乎总是沦为受害人，或被诬陷，或被抵赖。”

彼时21岁的金恺迪在社交网络上无奈写下：“每天出门都会有顾虑，在面对了那么多尸体的惨烈之后，我要确保自己每天都得正常回家，能够见到那些我想见到的人。你知道，法医学系，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很多正常人。”

后来，金恺迪又去了医院、刑侦队实习，他经历得更多了，第一次做手术助手、第一次触碰去世病人的手、第一次出案子……他不再像最初看到这些“复杂”和“艰辛”时那样失落，而是开始像一位真正的法医那样“勇敢”。“读法医学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心态也变化很大”，金恺迪这样总结。

这么多年来，他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整天和……在一起”，提问者会因为忌讳或恐惧而略去那个关键的词汇，但“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也是对我们专业最大的误解”。金恺迪强调：“我们不只和尸体打交道，我们和警察、嫌疑人、现场打交道，和PCR、蛋白、电泳、超净台打交道，我们也和普通人打交道。”

2015年3月，金恺迪曾和当时在法医系就读的两名同学，到市郊的一家医院进行为期半年的临床实习。他记得，自己遇到的第一个问诊病人姓肖。

59岁的肖先生是医院里的“老客户”，画家，大胡子，圆眼镜。每次住院都拍胸脯打包票：“下趟伐吃老酒了　(沪语，意为下次不喝酒了)”，可是他的陈年病史里明明写着：“患者院外未规律治疗”。尽管从来没有亲属陪护，这个“顽童艺术家”禁食归禁食，没事就一个人盘腿坐着，摆弄一副散成10组的扑克牌。

医院里有刻意弱化的悲喜，也有无法掩盖的惊心生死。4月22日，在血液科值班的金恺迪跟着老师前后同时抢救两名危重病人。当他看着家属从平静无波到突然爆发地恸哭；看着病人从起初的应答，到点头眨眼，到眼神无光；看着前后相隔1分钟的两张心电图，一张有起伏，一张是直线，“法医实习面对冰冷的尸体，和临床实习面对由生到死的人，差别太大了。”金恺迪无法不难过。

法医的医，法医的法

在本科五年里，金恺迪最显著的变化除了瘦了10斤，就是对生命和法医学本身有了新的认识。“对生命从一无所知到谨小慎微；对逝去之人从沉重难以自持到感同身受，到奋力抽离”，认知变化的代价是脱胎换骨的疼痛，“临床医学和法医学带来的变化可能是灰暗的。面对死亡我们和临床医生一样，没有时间去哀悼和伤感，下一个病人在等你，下一个案子在等你，下一秒你有更重要的责任要履行”，金恺迪把“留下”视为一个承诺，“实习时患者的每一次感谢、每一次配合、每一次信任，都在构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这责任很沉，雾霾很厚，但还是愿意留在这里”。

法医首先是“医”。在金恺迪修过的86门课中，其实大部分是医学基础课程。众所周知，医学生的课业很艰涩，还有不乏像解剖课这样令人难以想象的课程。有一回，金恺迪帮学长的实验取材，在5小时内解剖了30只死后3至7天的大鼠，腐败的大鼠气味令人作呕，“学长自己没有防毒面具，只能用酒精喷在口罩上”，金恺迪一生都不想回忆那个味道，“臭得惊动了好几层楼”。正是在这样非常人所能坚持的环境中，金恺迪将体会到的作为医生的不易，逐渐内化为自己的坚忍精神。

法医强调“法”。金恺迪认为法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所有的知识最后要从小处着眼投入实践，有了上课时照片和案件的真实推断和训练才能把专业知识运用起来。”在刑侦队实习的过程中，金恺迪目睹队里的老师白天讨论案件，饭后出警，夜里一直解剖到凌晨，这样的工作强度和密度给他很大的冲击，“尽管他们经常凌晨下班，但是缜密的解剖和专业性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非常敬佩他们。”

金恺迪已经过了对所有不公和错误都悲愤万分的年纪，现在的他更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事实真伪，只是人要求一个心安。“如果说诉讼律师是程序正义的监视者，我们大概只是死者和伤害的还原者，做评价和判决的不是我们。”金恺迪认真地说道，“每一个卷宗、每一张照片、每一份口供，也许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的人有些已经没法开口了，如果有需要，我们帮他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这里。”

一名法医的成长记录

9月

2011年

2011级法医学最初有14人。

9月

2012年

第一次上《局部解剖学》，福尔马林的味道让人恶心。

在大三时成为基础医学法医学班班长，原因是原班长转入临床，同时班级规模从30人减少到11人。

3月

2015年

3月9日开始在距离复旦70公里的复旦大学附属某医院临床实习。临床实习是全科轮转，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166天。

与上级医师一起值班16个夜班。最长的连续在医院时间30小时。从首日7：20到次日14：30结束主任大查房吃午饭。第一次上台做手术助手，主刀是带教老师，9：00进手术室，14：00下台吃午饭。在内分泌科第一次把病人收入院，在呼吸科第一次独立抽取动脉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