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永存我的话语”
阿赫玛托娃画像
阿赫玛托娃的墓地，在黑色的金属十字架下，是诗人的墓碑，上面没有生卒年月，只有诗人的名字。
曼德尔施塔姆
■王家新
对我来说，圣彼得堡是普希金的彼得堡、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白银时代伟大诗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
因此一到彼得堡，我就要去访问阿赫玛托娃纪念馆。
阿赫玛托娃（1889-1966），生于敖德萨，十一岁时随全家搬往彼得堡近郊，就读于皇村中学。1910年，与诗人古米廖夫结婚，并在后来成为“阿克梅”诗派代表性诗人之一。诗人的早期诗以简约克制的形式，坦露复杂而微妙的内心情感，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有人说，即使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阿赫玛托娃不再写作，她依然会是俄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但阿赫玛托娃却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诗人，她注定要被诗歌“留下来”，以完成一种更艰难、也更光辉的命运。阿赫玛托娃纪念馆就为人们展现了诗人中后期令人感叹而又惊异的命运。
诗人是在二十年代中期搬进这套被称为“喷泉屋”的公寓并与艺术批评家尼古拉·普宁同居的。“喷泉屋”本为十八世纪舍列梅捷夫宫的偏房，诗人的寓所就处在四层上。一踏上通向它的曲折楼道，我就想起了诗人的一节诗：“对你，俄语有点不够，/而在所有其他语言中你最想/知道的，是上升与下降如何急转，/以及我们会为恐惧，还有良心/付出多少代价。”
而这，不仅是这位“说俄语的但丁”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们中国诗人为什么深受其吸引的最根本原因。正是在这里，诗人在沉默近十年后又开始了创作，诗风愈加简练、凝重，开始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量。1940年前后，她冒着巨大风险写下以儿子被捕、监禁为题材的长诗《安魂曲》（生前未能公开问世）；1946受到粗暴批判，被开除出作协；此后在艰难环境下默默写作《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成为她一生的艺术总结——据说索尔仁尼琴曾把这部长诗全部手抄了一遍！
在诗人纪念馆，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满怀着内心的激动，静静地观看着（间或从窗口眺望四楼下那个带风景的花园）。从餐厅里一直摆放的普希金画像，到起居室里那面绿色的大立镜——那些“来自未来的客人”，如以赛亚·伯林、布罗茨基，等等，甚至《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的那些亡灵，就曾一一出现在这面镜子里。至于处在房间角落里那斜靠的沙发坐椅，带老式台灯的小书桌（正是在那里，她与来访的伯林彻夜倾谈），我则有点不敢轻易靠近，仿佛那搭在沙发椅上厚重的沙发布，也像是从诗人肩头滑落下的大理石披巾！
“哀泣的缪斯”，但同时也是最为美丽、优雅、高贵的缪斯！参观完毕，我买了一大册《阿赫玛托娃与她的同时代人》和一张诗人肖像，我要把它们带回到北京。诗人的肖像为中年时期处在黒色背景下的侧面头像，端详着它，我就不禁想起了诗人自己《北方的哀歌》（也即“彼得堡哀歌”）中的诗句：“而裙子窸窸窣窣，方格地毯，/胡桃木框的镜子，/卡列尼娜式的美令人惊叹……”
至于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虽然是出生在华沙的犹太人，但在圣彼得堡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并成为一个诗人。可以说，比起很多人，他都是一位更为典型的“彼得堡诗人”。但是，因为他拒绝“圆柱旁的座位”而选择了去做“游牧人”，其命运多舛，在彼得堡也无任何固定住所，所以在这里没有一个像阿赫玛托娃那样的纪念馆。
但是，因为他的诗，对我来说，整个彼得堡仍处处响彻着他的声音。一进入彼得堡市中心，前方出现彼得大帝时期“海军部”高耸的镀金尖塔顶部，我马上就想起了诗人后来在流放地沃罗涅日所写下的一节诗：
我的国家扭拧着我
糟蹋我，责骂我，从不听我。
她注意到我，只是在我长大
并以我的眼来见证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像一只透镜，她把我放在火苗上
以一道来自海军部锥形体的光束。
因此，在圣彼得堡大学“远东文学国际研讨会”的演讲中，我讲到了诗人中后期“诗人与帝国对立”的原型困境。说它是“原型困境”，因为它源自奥维德、但丁，也源自普希金。而二十世纪俄国的残酷历史，再一次选中了他来担当诗人的这一命运。在演讲中，我特意讲到《列宁格勒》（1930）这首名诗。该诗是曼氏从亚美尼亚回到列宁格勒时写的。从任何意义上讲，彼得堡都是他的摇篮和家乡。但是，自1928年起，因受到列宁格勒文坛排斥，诗人不得不迁居莫斯科——如同罗马之于奥维德，圣彼得堡已成为他永远失掉的帝国和故乡：
我又回到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泪，
我的脉搏，我童年时肿胀的腮腺炎。
在翻译该诗时，一个“肿胀的腮腺炎”，使我自己年轻时的记忆也全回来了！而接下来：“然后睁开眼，你是否还熟悉这十二月的白昼？/在那里面，蛋黄搅入了死一般的沥青。”这一节诗太厉害了！它令人惊异地道出了一个觉悟的瞬间，一个启示录般的灾难天空的意象！它意味的，是故乡的变异和毁灭，而这对归来的诗人才是最致命的。
因而接下来诗人会发出呼喊：“彼得堡！我还不想死！”请注意，诗的题目是“列宁格勒”（圣彼得堡1924年更名为列宁格勒），但是现在，诗人却转而对他童年的彼得堡直接讲话。诗人无法不采用“列宁格勒”这个新名字，但他却可以向他记忆中的永恒故乡发出哀求，哪怕这是一种绝望的哀求！而接下来的一句“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可以查寻死者的声音”，不仅传达了诗人内心的颤栗，也骤然间打通了生与死的界限……
因此，当我们乘坐游船在彼得堡市区游览，那纵横于河道、桥梁和街区上空的电线，对我来说，仿佛仍在传递着这令人颤栗的声音。因为对命运先知般的洞悉，因为预感到一个正在到来的大恐怖年代的深重阴影，在1931年给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中，曼氏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
它们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诚实的焦油。
作为一个“未亡人”，一个似乎生来即是为了唱挽歌的诗人，阿赫玛托娃接受了这种神圣的委托。她不仅在曼氏流放在沃罗涅日期间曾千里迢迢前去看望，还在晚年写下了多篇回忆曼的文字：“在记忆里，犹如在一只镂花箱柜里：/是先知的嘴唇灰色的微笑，/是下葬者头巾上高贵的皱褶，/和忠诚的小矮人——一簇石榴树丛”——她在四十年代中期写下的这首名诗，难道不也正是献给曼德尓施塔姆的？
阿赫玛托娃回忆曼德尔施塔姆的文字及许多晚期作品，都是在科马罗沃写的。在彼得堡期间，我也专门去了科马罗沃。严格说来，阿赫玛托娃一生并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即使陆续生活了三十年的“喷泉屋”，也属于“寄寓”。五十年代末期，当时的文化状况有所好转，列宁格勒文学基金会在距彼得堡四十公里外的科马罗沃作家疗养地分给了她一处住房，这个木板小屋距海边不远，处在一大片松林之中，属于简易房，被她戏称为“岗亭”，木床还缺一条腿，不得不用砖头支撑着。但诗人却在这里获得了安宁，她生命的最后七八年大都在这里度过。
诗人在这里并不寂寞，布罗茨基、耐曼等“小伙子”常坐火车带着鲜花到这里“朝圣”（“你是在和一个用她的语调就改变了你的人在一起。阿赫玛托娃改变你，仅凭她的发音或是一扬头……”——布罗茨基语），亲朋好友、传记作者和刊物编辑也常常来，并帮着她照料在这里的生活。但是，从内里看，这位饱经沧桑的女诗人已活到“没有人可以伴哭，没有人可以一起回忆”的境地，没有谁可以帮她抹去她诗中的那种悲凉。正是在科马罗沃，她写下了一首诗，诗前引用了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诗“啊，哀泣的缪斯”：
……我在这里放弃一切，
放弃所有来自尘世的祝福。
让树林里残存的躯干化为
幽灵，留在“这里”守护。
我们都是生命的小小过客，
活着——不过是习惯。
但是我似乎听到在空气中
有两个声音在交谈。
两个？但是在靠东的墙边，
在一簇悬钩子嫩芽的纠缠中，
有一枝新鲜、黑暗的接骨木探出
那是——来自玛丽娜的信！
这“两个声音”，指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1961年，在寂寞的暮年，在曼氏、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帕氏已相继离开人世的巨大荒凉中，阿赫玛托娃写下了这首诗，她不仅以她的哀歌来为她那一代一个个光辉的灵魂送别，也意识到注定要由他们四个（因此有的英译本把该诗译为“我们四个”）来承担俄罗斯诗歌又一个苦难而光荣的时代。在晚年致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的信中，她就这样不无悲痛地写道：“我们都曾经想到我们一定要活着看到那一天——那哭泣和光荣的一天。”
1966年3月5日，诗人走完了人世的最后一程。据传记材料，这是她写于当年2月的最后的诗句：
必然性最终也屈服了，
犹豫地，她自己退闪到一旁。
阿赫玛托娃，这位“哀泣的缪斯”，以她苦痛而伟大的一生，以她自身的惊人耐力，在最后甚至让命运的“必然性”也“退闪到一旁”。诗人耐曼在回忆录中这样说：仿佛她一转身关上门，便化为永恒的大理石雕像。
遵照阿赫玛托娃的生前遗愿，她永远安葬在科马罗沃。带着最轻微的脚步，我们在寂静的松林间找到了诗人墓地。她没有葬在彼得堡著名的公墓里，与那些王公贵族为伴，而是选择了让她所喜爱、信任的科马罗沃的松树来“守护”（“只有镜子能梦见镜子/只有寂静能维护寂静……”）。在黑色的金属十字架下，是诗人的墓碑，上面居然没有生卒年月，只有诗人的名字，（还需要标注吗？她已属于永恒！）墓园的纪念墙上，则有一个以诗人年轻时代的肖像为原型的侧面头像浮雕，远远即可看出——那就是人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的萨福”！
几乎要抑制住泪水，我在诗人墓地待了近二十分钟。临别时，又回头深深鞠了一躬：再见，哀泣的缪斯！我们要永远保存你的词语，不，是你的词语会永远伴随着我们，如空气，如寂静，如远海溅起的涛声，如这些笔直松树的幽灵。我只能借布罗茨基悼阿赫玛托娃的诗句来表达我自己：“伟大的灵魂啊，你找到了那词语，/一个跨越海洋的鞠躬，向你，/也向那熟睡在故土的易腐的部分，/是你让聋哑的宇宙有了听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