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董桥与姚克译《推销员之死》
《推销员之死》
木启
姚克先生穿得熨贴的西装，也穿得坠阔的长衫，呷得咖啡，也啜得茶汤，二十八岁时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谈及译事，抽的骆驼牌香烟竟比鲁迅指间那根叫不上名头的沪上本土造还贵两毛，弄得姚先生战兢又敬佩。鲁迅后与人谈及姚克，说：“别看他西装革履，到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
1936年，鲁迅先生殁，姚克鼻酸而未泣，这是他的性子，用他的话说是“从小就和眼泪没有缘分”，而依着他的脾气，宁可奔至莽原，“扯着发，晃着拳，狂暴地喊一个声嘶力竭……”这句话他在《痛悼鲁迅先生》（载1936年11月20日上海《逸经》第十八期）的铅墨里一连呐喊了五遍而余音不止。
1948年，姚克南下，在香港一待便是廿一载，1969年赴美夏威夷大学执教鞭。这段港岛岁月，莘农（姚克字）先生喜着长衫，凤凰山风从中鼓荡出无尽斯文。
董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自台赴港，姚先生离港前董先生入职美新处丛书部校读姚译《推销员之死》，得识。自此莘农先生的长衫竟成了董公牵挂的旧时月色，“襟怀起码沐过姚克长衫下摆飘起的书卷气，那样的前辈不多了。”
编辑《坐忘集》的王敬义也对姚先生这袭长衫印象难忘，“姚先生穿长袍，去半岛酒店大堂咖啡座那类地方是很受人注意的。我总是陪他找一个角落坐下来，为他点了他心爱的咖啡，然后留他在那里写稿。当然事先要准备好浅格子的大稿纸。”“一本书的三校，姚先生坚持自己校阅，一字不苟，从头到尾。记得赶着出版《陋巷》时，正逢大暑，他老先生仍一袭长衫，只是把袖管卷高一些，在印刷厂狭小的房间，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虽挥汗如雨，从不曾听过他有任何怨懑之词。”
姚先生落脚香港不久，便担任永华电影公司的编剧，太太吴雯带着光华英文系的底子，创办南风出版社。姚先生亟着手将《清宫怨》改为电影剧本《清宫秘史》，朱石麟执导，舒适演光绪，周璇饰珍妃，一片好评。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放映，爱国沦为卖国，香花蔫陨成了毒草，1967年更成了戚本禹的标靶，密密实实的扎满投枪。姚先生开朗，说这部剧定是“命宫犯了魔蝎”，玩笑了事。
董先生述及这场风波，对姚先生和朱石麟导演的不同命运唏嘘不已，“姚克上半辈子也让政治纠缠过几下。天生是个单纯的文人学者，鲁迅的忘年交，早岁跟中共之友Edgar Snow合作选译过鲁迅的作品，后来写出的一出《清宫秘史》掀起大陆上一场批判风云，遐迩闻名。”而“朱先生那年六十八岁，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脑溢血逝世，我的朋友胡金铨说朱先生死得冤。”（2014年甲申白露前夕《如梦令——夏梦从影六十五周年纪念画册前言》，收于《苹果树下》。）
姚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加州尽享清福，痴心李长吉，解句译诗，“木义”“锯义”双双窥得，常结成文章发在《明报月刊》上，“香魂”“玉冷”解得真好，“壮士”“书客”拿捏得准，一字英译，琢磨良久，亦“坐”亦“忘”，哪重境界？
难怪董先生常常是笔下念叨着他人，心思却惦念起姚莘农来。借着余英时回忆钱宾四、杨联陞二先生，竟感叹起姚先生翻译器识不凡。杨联陞先生指出当年美国汉学界治中国史易做想象的弊病,“‘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 ’这是一句妙语，余（英时）先生的中译是‘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唐德刚对此积弊也颇多讥评，他对费正清那位高徒格里德所做胡适研究的大作《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指摘多处，说老胡适不信鬼是受了范缜“神灭论”的影响，足以见得“洋人治汉学不知轻重”。又，述及胡适1917年返华之时怀揣之价值原则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又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而此时，董先生竟想起了姚克的译笔，“看到horizon 一字，我不禁想起姚克先生。当年我和戴天编校姚先生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姚先生把这个字译为‘天涯’，我们拍案叫绝！那部译文是翻译的典范，姚先生成了小戴和我的敬爱的翻译老师。”（2002年7月《敬爱的老师》，收于台湾九歌出版社《董桥精选集》。）
提到陆谷孙、夏济安、汤新楣、乔志高等董先生迷的那种血里淌着文字的文人译笔时，董先生常感叹“姚克先生也了不起，英文通透，中文高洁，翻译剧作，当代译手都望不见他的项背。”念起柳存仁先生，也钩出一笔“和姚克合写《西施》《秦始皇帝》”两剧的往事。还有那个与姚克相熟的夏先生，说“姚先生那时候早在那边大学中文系”，在夏威夷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哲学史”两门课程，后来又搬到了旧金山。
姚先生有如此翻译功力，也感念鲁迅的劝导，“写英文的必要，决不下于写汉文，我想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边，都有益处的。”所以，姚先生常将使人静镇的冷水泼将下来，译文都淬过了火，铸得坚坚实实。这部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1年6月初版本姚克译《推销员之死》即是如此。董先生校完此书，说那段美新处的日子“仿佛再读一次中文系”，“米勒的文字清朗而动人，姚先生的译文恰巧是米勒文采的倒影。赶完那本书，我不敢乱做翻译也不敢再乱写文章：文章太难了。”
这个本子仍属于今日世界出版社“美国文学丛书”之一部，书前收录姚先生1971年在夏城慕尔堂写就的一篇译序，还附了一篇较长的《密勒小传》。有趣的是，将1949年2月10日此剧于纽约摩洛斯歌剧院初演时的演员表和剧务人员名单也列印在正文之前，以示敬意。莘农先生两篇文字各有侧重，一是自己翻译不易，二是密勒创剧不易，双双都是硬功夫，真阅历。密勒一生，遭麦卡锡审讯纠缠，又抱得梦露却种孽缘，姚克笔底识得轻重，不浓不淡，也透着自己与三任太太的往事唏嘘，当然，还有那顶绕不过的“反动文人”帽子的沉重沤热。
剧名中一个“salesman”就让姚先生推敲半天，最后敲定“推销员”，缭绕着纸醉金迷的“美国大梦幻”。老惟利·罗门的癔症一下成了那个时代的通病，可怜的倒是老妻林妲，淌出一口宿命的寒泉。看了北京人艺英若诚和朱琳演的老两口，许是国人面孔，一口京腔，冲淡了几分悲剧的凉意。
其实，姚先生的这个译本也充满了北京的俚语俗话，诸如“早晌儿”，“假门假事儿”，“割靴桶子（指夺朋友所爱的妓女）”，“归里包堆”，“腻味”等等，不再罗列，他觉得这样才接得上阿瑟·密勒美国土话的地气。还有人名的翻译也颇有弦外意趣,Howard译做“后无德”，Birnbanm化为“班保姆”，Ben唤作“鹏哥”，Sam径直呼作“三毛儿”，这当然不是信手捏来，而对应着每个角色的气质和脾气，都是莘农先生的良苦心思。
又请了蔡浩泉装帧，一帧木刻的老惟利一手掩面倒在地上，公文包掉在身边，冰蓝的底色酷似阿拉斯加的冰面，他终于可以去追随乃父的旧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