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之死》的悲剧并未随时代“翻篇”——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推销员》

伊朗电影《推销员》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图为剧照。

陈熙涵

昨天，新一届奥斯卡将最佳外语片的奖项授予伊朗电影《推销员》，这已是伊朗“桂冠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继2012年的《一次别离》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后，他的电影二度获得该奖项。

说起伊朗，很多人都会想起那里的电影。当代伊朗电影质量之高令人赞叹，前有被广大影迷所熟知的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这样的电影大师，后有领军人物阿斯哈·法哈蒂的崛起。值得一提的是，伊朗电影的不断成长和“摸高”，在于它始终将视角对准本国的社会现实，在电影产业化和娱乐化大潮底下，伊朗电影可贵地驻守“反观”与“自省”这两条底线，坚持介入的是伊朗的普通家庭、亲人、朋友这些并没有强烈戏剧冲突的凡人生活，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表现出人类行为微观上的差异及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思与批判。

是拍社会现实中的切肤之痛，还是拍一些跟当下毫无关系的片子娱乐大众？　伊朗的电影人似乎正以一部部扎实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佳品，给出明确的答案。

《推销员》　讲述了一对住在德黑兰的夫妻间的故事。由于居住的老公寓年久失修安全遭到了威胁，艾麦德和妻子拉娜被迫迁至德黑兰中心地带的一处新公寓。然而，一起与新家之前的房客有关的意外事故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婚姻。

这对夫妻不仅恩爱有加，还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爱话剧，共同排练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名作　《推销员之死》。

和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　《关于伊丽》　和　《一次别离》　中塑造的男主人公们一样，男主角艾麦德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然而，当妻子被人意外袭击后，他立刻在意起来自邻居的议论和同事间的流言。他虽然表面上对妻子照顾有加，但内心却因为男权思想受到打击而愤怒，急于讨回受辱的自尊。

当艾麦德听到妻子受到袭击是因为“案犯”误把她当成了前房客——一名妓女后，艾麦德连表面的平静都维持不下去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他倒掉妻子做好的饭菜；拒绝陪妻子克服心理阴影走进“案发地”：浴室；他甚至迁怒于当初介绍新公寓给他的剧院同事，在舞台上临时修改台词辱骂对方……

“以牙还牙”，受了羞辱就要让对方同样受到羞辱，古老的传统观念完全左右了艾麦德的行为。终于，艾麦德循着留在家里的线索找到了“案犯”：面包店老板，一位患有心脏病的老人。不顾对方的求饶，执意要老人当着妻女和准女婿的面，坦白自己的罪行。

影片在这里出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突转：事实上，面包店老板并没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对拉娜实施暴行。事件的真相指向是，拉娜以为丈夫回来了，看也没看就通过公寓的监视器打开了家门；老人则是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卫生间，正在洗澡的拉娜，受惊尖叫后撞向玻璃流血昏倒，而老人也吓得立刻逃走了。正因如此，拉娜见到苦苦求饶的“案犯”，和他虚弱的妻子以及即将成婚的女儿女婿后选择了宽恕，同时以“分手”为最后通牒，让丈夫放人一马。

然而，丈夫最终还是一拳挥向了老人。比这一拳更加揪心的是，老人心里也非常清楚，他也许终究无法面对家人的质询，同时女儿的婚事也可能因此告吹。在老人突发心脏病送医的摇晃镜头中，影片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这一次，他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面对他的家人？

有意思的是，戏剧专业出身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影片中插入了大量美国戏剧大师阿瑟·米勒　《推销员之死》　的排练场景，缔造了“戏中戏”的叙事结构。当被问及这出50多年前的戏剧对当今伊朗社会的现实意义时，导演说：“今天的德黑兰就像当时的纽约，无论是让人们难望其项背的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建筑、所有一切都和那个时代纽约面临的改变一样。伊朗正在面临美国社会当时所面临的创伤。”

在最终反转来临之前，拉娜扮演的　《推销员之死》　的剧中人曾说出这样的台词：“我已不再哭泣，你为何还要那样做？”这暗示了随后发生的事件中拉娜的心情。她已无法理解身边那个最熟悉的丈夫为何一夕之间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话剧中，角色对丈夫的失望和伤心，正是拉娜在报复事件中内心发生的变化。

50年前，阿瑟·米勒通过《推销员之死》　写出了美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小人物的梦想与一系列价值观的轰然倒塌。而50年后的今天，阿斯哈·法哈蒂则借这一名作之口道出一个事实：威利·诺曼(《推销员之死》的主角)的悲剧并没有随着时代成为翻过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