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心中的坟——怀戴厚英
戴厚英和她的《心中的坟》
■贺圣遂
读了《新民晚报》与《南方周末》上戴醒、郭莉和钱行行纪念戴厚英的文字，知道这位优秀作家即使在蒙难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亲人、学生和朋友们殷殷缅怀着，这是稍稍使人感到欣慰的；但因此也勾起埋在我内心深处的哀伤，烙刻在记忆里的惨痛。
那天傍晚时分接到夏德元君急促的电话：“听说戴厚英在家中遇害！”震惊的我心直往下沉，慌乱中拨通与戴厚英住同一社区的吴中杰老师的电话，得知可怕的凶信却是真实的。吴先生在话筒里沉痛地说：“人已无救，凶手身份不明，已逃窜了！”这突兀的灾变让人绝望。那几天心情一直压抑而悲伤。
我与戴厚英大概是1980年在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文学院）认识的。1979年8月，我从复旦大学中文系奉调新组建的分校中文系任新生辅导员，不久即听说戴厚英也要调来。她的行政关系先是自上海市一文化单位调入复旦大学，但我在复旦中文系没见过她。大约在1980年初果然见到有点名气的她了。那时分校中文系教师不多，全系会议上一经介绍也就认识了。其时她已入中年，戴眼镜，衣着朴素，称不上漂亮；但为人坦诚，谈吐有机锋，说话有棱角。她爱笑，笑时很有感染力。其时《人啊，人！》《诗人之死》都尚未发表，然而她本人的故事却不少。我们都风闻一点她和诗人闻捷的恋爱悲剧，心里对她都有些同情与敬意。她一来即授命开课，我从学生那里得知她的课很受欢迎。一个能在课堂上经常不经意地讲出如“虔诚的修女如果认识到上帝只是她自己创造的会不会发疯呢？”这种有点帕斯卡尔式哲思的教师，当然会受到学生的崇拜和钦佩。
不久就有了《人啊，人！》的发表给她带来的声誉。这本小说是“文革”结束后较早反映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学创作，内容新颖，给人许多感动。戴厚英在《后记》中宣称：“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更是在经历过那个黑暗与荒唐年代的一代人中引起不少震动与共鸣，当然也就会引起争议。果然好景不长，她也因此险遭灭顶之灾。她的命运就是坎坷。幸得许多师生的理解与同情，最后，一场风波平缓地过去了。
此时，复旦分校被改组为上海大学文学院。我被复旦召回了，戴厚英选择在文学院继续写作、任教。期间，她一度去比较开放的南方汕头大学执教，我与她的联系就少了。后来几番见面，主要是我与吴中杰、高玉蓉老师过往较频，戴厚英既是他们至交，又是近邻，因此得在吴、高老师府上邂逅戴厚英。她不断有新著问世，照例会赠我签名本。她的文学才华依然温暖我辈读者。我奉调复旦大学出版社工作之后，曾登戴厚英府上造访，与她谈约稿与出版的事务，不过并没有得到她的响应，“你不要指望我的书能获准出版”，记得她是带着笑这么说的，我却听着糊涂；后来闻悉她连本市的作协都不能加入，更觉纳闷。不过我们确实始终没能逮着出她作品的机会。
在被暴行惊悚、阴郁的日子里，我经常与吴中杰先生在一起无限感伤地说着戴厚英的话题。那时案情尚未侦破，甚至谣言四起，我们心里愈加难受；却又无法为戴厚英申诉、追讨什么。正是在这种时刻，我自吴中杰先生的叙述中详细了解到闻捷与她的爱情始末。吴先生提到戴厚英给其夫人高玉蓉教授写过一封长信。那是1978年，为回答高玉蓉老师为工作之故去信询寻闻捷的有关遗物，戴厚英寄自家乡的复函。这封信高老师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这是张春桥直接犯有的罪证，政治阴谋家的卑鄙扼杀了爱情！”吴老师这样下结论。这触动了我作为出版人的敏感，我因此向吴先生索求看一看这封信——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戴厚英用四本软面抄写就的给高老师的那封长信。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我一气读完时的激动，晚上辗转失眠，以后的几天里情绪也难以平抑。闻捷是我喜爱的人，我从这封信中才得以从闻捷的作品外了解到这位杰出诗人的高贵人格与品质；戴厚英的性格和才情也在信中充分表现，她以凄婉的文字写下的与闻捷的爱情始末简直是人间的恸肠之曲：在一个人性被扼杀，灵魂被扭曲的荒唐年代里，崇高和美善被恶毒地毁灭于一桩可怕的罪孽——这封信里清楚地昭示这个罪孽是张春桥丧心病狂、蓄意唆使制造的。这个政治怪物为了权利野心可以断绝与结发妻子的恩爱，宁愿与女秘书行苟且之事；也许此辈因此最忌恨且不能容忍他人拥有爱情？他在闻、戴爱情中居然嗅出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下令罗织罪名，必陷闻捷于死地！这是“四人帮”在“文革”中迫害中国作家的无法掩饰的罪证！闻、戴的爱情悲剧也是“文革”中作家的典型遭遇。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重要的、不应忘却的事件。
我于是萌生了把这封长信公之于世的愿望，并征得吴、高两位教授的首肯；也很快得到上海新闻出版局有关领导的出版许可，这或许是戴厚英生前不曾料到的。出版方面的布筹亦很快落实。特别感念吴先生和高先生的是：我希望在尽快出版这封信的同时，请戴厚英这两位挚友、知己写一点印象、评价的纪念文字，以便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戴厚英的生平、才华与成就，他们也都慨允并很快完成了。其时，歹徒还未抓获，案情尚未侦破，谣言亦未平息，我们都隐忍悲伤，全力以赴要将戴厚英这封遗著尽早问世，寄托我们的哀思。编辑与发排、校对等工作都很顺当的时候，却又为给这封信——现在已成一本书的取名烦恼。前拟书名“戴厚英遗作”、“给友人的一封信”都嫌平淡；我只能再一遍遍翻读清样，终于从戴厚英下面一段文字中获得了灵感。戴厚英说：“写下这些，为什么呢……我只不过想在自己心里为他造一座坟。记得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爱人的坟墓’，我的心里也已经造起了一座坟墓。在大家都又议论他的时候，我唯一的纪念就是这一座坟。”眼前一亮，书名就定为“心中的坟”。这个创意在关心本书出版的所有人中得到了赞许。书也就很顺利地付梓出版了。数万册《心中的坟》的发行，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也收获了许多感动。我相信很多人是认真地读过这本书的，因为出版社及我个人都收到不少读者充满感情的来信倾诉：他们经常联想“文革”中的经历与遭遇，流着眼泪，宣泄共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灭绝人性的罪行。我数十年出版生涯中所编辑出版的图书，当以《心中的坟》收到的读者反馈、热情来信为最多。一天，吴中杰先生又特意告示我，黄蜀芹导演执意要将《心中的坟》搬上银幕，这当然让我们感到欣慰，于是日日祈盼着。可最终我们都只能憾憾而已。而据吴老师转告：黄导一直还保留着她的愿望，她认为这是反映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遭际的很典型亦很难得的素材。
此间，天网恢恢，凶犯终于捕获并伏法。案情大白天下之时，就能告慰不幸殒命的戴厚英了吗？但我们始得了解，戴厚英一直热爱着哺育她成长的家乡，饱含着真情，用物质和精神关爱着故土和乡亲。她真诚地帮助了家乡的人们，希望人间多一些爱。仁爱之心怎么能想到：为了贪婪而入室抢劫、最终泯灭良知对她施行杀戮的凶手，竟然就是曾得她援手惠施过的乡人！戴厚英本来也许可以脱厄遇救的，那个发生凶信的闷热的下午，当死亡的危险就在瞬息之间，她却不肯呼救，宁愿发出“你不能这样！你会后悔的！”这声声严正的抗议！是为了维护尊严，还是维护她灵魂中的信念——她不认可有丧尽天良的凶残？残酷的一幕就这样发生了！那是1996年8月25日，虽然逝去已二十年了，我仍然悲伤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