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是如何跟苗族文化关联起来的？
[摘要]时至二十世纪，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带，仍然笼罩在一种吸引外人好奇目光的文化混合的氤氲之下。“放蛊”、“赶尸”等等来源于想象，依附于道听途说，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几日前云南文山在当地围绕营建“文山市苗族文化生态园”举行的会议中，引出了与当地民族文化有关的一则新闻。当地苗族同胞称文山代市长龚卿在谈到苗族历史、文化时，使用了不恰当的描述。其中涉及了苗族在历史上的迁移，并特别将“巫文化”与苗族联系起来。这些不当之处，很快引起苗族同胞的回应，苗族网站上发表了关于此事的公开信。一些苗族知识界人士也纷纷通过与“我是苗族，我没有魔法”字样合影自拍的形式，澄清巫文化与苗族关系。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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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调查组随后对参会人员的进行了调查，结果则是有人认为不带有侮辱或歧视的意思，另一些则对是否有侮辱或歧视不作评判。
从公开信的内容来看，引起苗族同胞抗议的言论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点，是对苗族迁移历史的错误认识（“苗族是被撵跑过去的嘛！所以，才跑到了国外”），以定居文化的视角来评判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二，是对苗族文化的误解（“苗族巫文明是很恐惧的”），将其与并不存在的“巫蛊”习俗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不知道此事的后续如何，但作为地方行政长官，代理市长却未能在民族文化理解，相互尊重方面作出表率，反而在公开场合，对其他民族文化使用了不当的说法。而且市长身为彝族，同样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却没有以“同理心”来对待身边的苗族同胞。由此可以想见，其实这些有关苗族文化的误解在当地，甚至包括其他通过影视作品、通俗文学粗略接触苗族文化的人们头脑中，确实存在相当的程度。而龚代市长，只是在无意识中，将那些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非常有代表性地表达了出来。
跳出定居文化的框架来理解游耕民族
为了正本清源，厘清那些人们无意识中对苗族文化的误解，我们暂时将公开信的抗议意味放在一边。或许可以先从苗族本身的历史和文化中入手，提供一些基本的认识，有助于去除偏见造成的影响。
首先，苗族的迁移。苗族和中国西南许多民族一样，有着迁移的传统，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生计类型密切相关。在西南地区有“无山不瑶、无林不苗、无峒不侗、无水不壮汉”的说法。意思是，一般地，汉族和壮族都住在靠近河流湖泊的水田附近，侗族则住在山间小盆地，而苗族和瑶族则住在山腰上。
由于山间种植全要靠天吃饭，加上水土流失，肥力下降，不能像汉、壮民族一样长期定居，苗族和瑶族都需要经常开辟新的田园。为了方便种植、管理，开好新的田地后，苗族就会放弃旧家，乔迁新居。一住一迁的周期，短则几年，长则十多年。这样的迁移并非被撵或逃亡，而是对山地资源非常有效的利用和保护。我们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游耕”文化。在西南地区，除了真正依靠河谷水田生活的人口，其余大部分都会选择不定期迁移，彼此并没有本质区别。
真正引起苗族从中国中、南部向南大规模迁移的，发生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当时清政府的“改土归流”政策波及西南数省。在贵州靠近湖南的黔东南地区设立了“新疆六厅”，将这一地区纳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原先高度自治的苗族，因此开始了向南迁移的过程。 “改流”进程，同样发生在川南、滇东北地区，许多当地生活的彝族、壮族、瑶族都走上了迁移之路。有些甚至向沿着澜沧江-湄公河，进入越南、老挝、泰国等地。比如，彝族、苗族都有近百年迁居越南的历史，成为越南的少数民族。
而云南的文山州，就是这条迁移路线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站。正因为此，许多定居中南半岛的苗族都会将自己的来源，追溯到文山。这次引起争议的苗族文化园就取名“蒡蔸朗苗族文化生态园”意思是鲜花盛开的地方，纪念这一组居地。
总的来说，苗族在过去二百年中的迁移，一方面是来自本身游耕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清政府改流政策的影响，这在整个西南地区各个民族中都非常普遍，不仅限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经历了向东南亚和海外的迁移。
巫蛊是如何跟苗族文化关联起来的？
其次，苗族与巫蛊文化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巫蛊，一般来说，就是用认为有毒性的物质或言语诅咒去伤害仇人，这是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现象。那种用各种爬行类、两栖类、节肢动物和昆虫混合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多来自对“有毒”生物的心理恐惧和后来文学作品的渲染。
类似的“巫术”在中国各个地区都能找到，不但存在于民间，文献中也相当普遍。而且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最早的文献记载都集中在汉族地区。那么，有关巫蛊的标签，为何被贴到了苗族身上？这也和清代“改土归流”过程有关。苗族世居的湘西、黔东地区，是与汉地最接近的异文化区域，在改流过程中首当其冲。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很多当地苗族都融入到当地编户齐民当中，使许多当地文化的元素被保留下来。
尤其是苗族等游耕民族过去较少实践定居生活的特点，加深了其他人眼中“来去无踪”的印象，相信他们仿佛具有来去自由的法力。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造成在清代人眼中，苗族文化特殊性的一部分。
时至二十世纪，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带，仍然笼罩在一种吸引外人好奇目光的文化混合的氤氲之下。“放蛊”、“赶尸”等等来源于想象，依附于道听途说的奇闻轶事，就共同塑造了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今天的苗族地区，当地各个民族无论苗族、汉族、彝族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但为了突出各自文化的特征，那些徒有其名的异文化标签，被特别放大。加上在各种武侠小说中特别加入的异域情调，原本各地普遍存在的旧时迷信风俗，就被不幸地固化在苗族的文化标签中。
对“异文化”的偏见
巫蛊文化本身只是想象的产物，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它既不属于苗族，也不属于任何一个中国民族，不应成为对当下的困扰。
所有有关苗族的文化误解，都与他们历史上形成的迁移习俗有关。迁移是一种符合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土地的生计方式。但同时也成为定居人群眼中的“异文化”。清代对苗族地区的行政改变，是想将这些迁移中的人们，固定为国家的户籍人口。但这反过来促使苗族翻山越岭，和许多山地民族一样，向南方继续迁移。
这种迁移文化，同时也成为他们被贴上“巫蛊”标签的原因之一。人们因陌生而产生距离，而距离则造成了误解和偏见，由偏见而不敢接触。迁移中的苗族，不得不在误解中，继续迁移。这种对异文化的偏见不仅存在于人们对苗族的刻板印象，其实也可能出现在我们每个人身边。
幸运的是，云南文山的这封公开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直面文化的机会。苗族没有巫蛊文化，同样，他们只是乐于享受迁移中的自由。而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本身，不应成为被他人误解的缘由。用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化解距离带来的陌生感，用更多的知识，填补偏见造成的鸿沟。或许是这一事件给龚代市长和我们教授的重要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