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洋市民》：“摩登”北京如何可能
《北京的洋市民》李少兵、齐小林、蔡蕾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提到民国北京，我们似乎更多形容其为旧都、旧京，抑或“文化古都”，甚少将其与“摩登”联系在一起。在学术界尤其是城市史的研究中这也似乎是通例与常识。美籍学者李欧梵曾有一本研究上海都市文化的著作，书名就叫《上海摩登》。作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那么反观北京，对照标题，我们不禁生疑：民国北京，其“摩登”何来？
其实，民国北京追寻“摩登”的努力一直未曾间断。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一书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北京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从帝国都城向近现代化转变的”。他通过考察北洋时期官方成立的“京都市政公所”对市政管理与城市规划的直接推动，还有诸如道路铺设、污水排放系统改造、城市公共空间的开放、供水等侧面，全面揭示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实践历程。正如史明正所说“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北京经历了其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上所没有的近代化”。他对20世纪初北京的公共工程运动高度评价，认为其“为中国的现代化铺设了道路，对近代中国也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然而遗憾的是，这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在近代以来的北京城市历史叙事中常常被“老北京的故事”所取代，因此北京给人的印象就是古城、旧都与怀旧。原本形态与内容更加丰富的近代北京，亟须更加多元化的叙事与解读方式。
洋社会群体
洋市民渗透清末政治与社会
《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以下简称《洋市民》）就是这种多元化取向的积极尝试。如果说史明正所讲述的市政建设的近代化是物质层面的“北京摩登”，那么《洋市民》一书则是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讲述民国北京的“摩登群体”——洋市民的故事。当然，对于何谓“洋市民”，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容置疑的是自元大都时期直至当下，西方人士与北京一直有着不解之缘。而清末民国的“洋市民”又与近代中国的殖民进程有着直接关系。
清末以来，尤其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在东江米巷御河西岸醇王府、法国在台基厂南口庆公府分别建立使馆为起点，各国使馆云集。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个“城中之城、国中之国。”正是以此为契机，1900年以后，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几乎全部扩建并新建大量建筑，至1912年形成了一处全新的欧式街区。这样就为民国北京的洋市民们提供了一个法定意义上拥有治外法权的独特生活空间，他们自然构成了民国北京的“摩登”风景。
据《洋市民》一书的统计，1901年仅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卫队人数即达到了2000人；1932年北京外侨国籍计有20多个，分布于北京内外十五个区。到1947年外侨国籍数达到了39个，职业更是五花八门。这些数据都说明，民国时期的“洋市民”已经渗透到北京政治与社会的众多领域，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这在北洋时期表现更为明显，欧美人士长期把控海关、盐务与邮政部门的核心位置。清末著名的“丁未政潮”正是因瞿鸿禨的夫人无意将消息泄露给了《泰晤士报》，才使得瞿鸿禨与岑春煊联手扳倒庆亲王与袁世凯的计划流产，瞿鸿禨与岑春煊被革职与外放。其实，还有书中未提到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这样一位终身未婚并终老于荒岛的英国人，至死忠于溥仪，可算是英国的“大清遗民”了。如果没有这些人，清末民初的历史估计有可能是另一种走向吧。
新生活方式
西洋生活方式的引入与传播
“洋市民”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交网络可能最能体现民国北京“摩登”的面相。
可以举个例子。1919年正在北京访问的杜威夫妇在给儿子的信中为他们在北京能每天至少吃一次冰淇淋而颇为得意。当然，房屋的西式改造、东交民巷使馆区及其附近的王府井大街作为贸易交融中心的便捷购物条件、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与宗教活动、西式的交通、通讯与报纸、现代的医疗卫生设施以及西式的娱乐游戏等等诸多西方形态的移植使得这些“洋市民”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更因为货币汇率与低廉的物价使得他们多数人在北京活得悠游自在，可以很方便地雇佣仆人。难怪北京法国医院的一名意大利修女称北京是天堂。
而当一个普鲁士的男士在六国饭店问一个美国女人：“你喜欢北京吗？”这位美国女士回答：“噢，非常不错，如此美丽，很有意思。”就从这位女士居住的六国饭店来说，典型反映着西式生活方式的引入。
六国饭店1905年建成，1949年之前一直都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西式饭店之一。上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的《北平旅行指南》中，六国饭店也被列为著名旅馆之列。建成之后的六国饭店，设施无疑是极度西化的。一个普通客房的内部布置包括“整洁、盖着绸面鸭绒被的英式床，花边窗帘，装有镜子的大衣柜，电灯，配有冷热水龙头的盥洗室，床头小桌和桌上红色丝绸罩着的小灯，舒适的安乐椅等。”除住宿之外，六国饭店也是北京最早引入西餐厅的饭店之一，清末外务部尚书与步军统领那桐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日记中就有到六国饭店用餐的记录，1911年的闰六月，辛亥起义已经不远了，那桐还与末代状元张謇在六国饭店聚餐。西式的交际舞会大行其道。档案显示，国共内战期间，前方战事方酣，盟军战地服务团与上层权贵在六国饭店内的复活节与狂欢节舞会却是夜夜笙歌。在这些西洋生活方式的引入与传播过程中，“洋市民”们无疑是重要的推手。
另一种可能
“老北京”也有摩登面相
这些例子，一方面印证书中所提，“洋市民”们从物质生活层面推动了北京城市的近代化，而且这种物质层面的变化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有着密切联系，塑造着新型的城市文化空间。另一方面，《洋市民》的研究是从几个宏观的侧面勾勒出“洋市民”如何介入到民国北京的城市社会生活之中，我们可能仍然需要更多细致扎实的个案研究对此加以回应，六国饭店就是很好的例子。
“洋市民”及其生活方式的进入对北京市民无疑有着一定的冲击。正如书中总结，北京市民对此由嘲笑、畏惧、憎恨到习惯、友善与利用，这些物质层面的变化逐渐成为北京城的一部分。这与史明正提到的北京市政现代化的实践历程引起的反应或是类似的。“洋市民”们推动的现代化似乎成为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先声是值得肯定的。
《洋市民》的结语还提到，多数欧美市民对北京的传统建筑与城市风貌是由衷热爱的。从城市景观来看，似乎传统与现代在民国北京并行不悖。这也是耐人寻味的地方，让我们思考民国北京“现代性”的复杂图景：中西不同的“现代性”实践在民国如何交错互动？
总之，《北京的洋市民》意义在于提示“老北京”或者民国北京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揭示民国北京的多元面向，即“老北京”并不是只有老旧城墙、市井平民生活与天桥的杂耍，也有摩登与时尚的一面，从多角度展示“摩登北京”如何可能。
“洋市民”们对于北京古城传统风貌的珍爱与保护，不应刻板地局限于西方观看东方的猎奇视角去看待。他们意识到北京和巴黎、伦敦、柏林等名城一样，都是城市建设的瑰宝和人类建筑的共同财富。 ——李少兵谈“洋市民”为保护北京传统建筑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