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斯文一脉读屠岸

屠岸在家中书房

■邵燕祥

八卷本的《屠岸诗文集》，正好与新出的线装本屠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互相参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位著译皆丰的老人，是一位将东西文化会通的诗人和学者。

据我粗略所知，屠岸生于1920年代初，晚于“五四”那一二代的代表人物二三十年，然而他的文化教养跟那些先驱者类同。他从幼时在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膝下受教，包括浸润于古典诗画的意境，乃至学会了几近失传的常州方言诗词吟诵（这似应属于有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跟人人可得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念道念道不同，有点像医家的祖传秘方，手工绝艺的口传心授一样，是一种机缘的宿命。

屠岸又在民国末期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这是沐浴着欧风美雨的大学。在这里，他在中国文史修养基础上兼容西方文化。在大学阶段，正赶上政治风云激荡，年轻的大学生屠岸（那时他还不叫屠岸）又从社会活动中接触到另一种文化，成为虽然病弱却“心雄万夫”的革命者。

三种文化，构成他后来大半生中不断内生的思想文化冲撞的主要因素。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异质文化和经由苏联引进的革命文化，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一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惯性，随着客观环境而不断打架。

这种思想文化冲撞，加上他的体质和性格气质特点，对屠岸形成了销蚀性以至摧毁性的压力，致使他一度抑郁成病。但蚌病成珠，成全了屠岸晚年“凤凰涅槃”式的奇迹，他的生命力再一次充分发挥出来，表现在许多方面，同以往若干年的压抑成为鲜明的对照。

从屠岸到目前为止的接近全过程的创作、评论和翻译成就来看，符合或说接近于我对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一代继往开来者的理想。

我一直认为，中国当代和“后当代”（这是我杜撰的新词）的好诗，应该是出自这样的诗人之手，即他们置身于传统文化、传统诗歌与外来文化、外来诗歌的交汇点上。如果不囿于对文化与诗歌的萌芽状态的迷恋，而着眼于让诗歌成为现实的人与梦想的人兼于一身的诗人的心声，诗人应该体现当代最高的文化教养、最丰富的精神世界——当然，这绝不限于知识的层面；但如果连必要的知识还不具备，还能谈什么精神的高度？

屠岸的诗作不是感性的王国，而有知性的成分。他有数的评论文字，无论是自发的，或带有职业写作、应约写作性质的，都认真对待，并且表现出客观持平的理性特点。他属于兼具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能力的诗人，这可以救认知上“过”与“不及”的偏颇。

屠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包括对运用汉字的语言感觉（其字斟句酌，不仅仅由于谨慎），更多可以说近于“童子功”，这不是人人能有的际遇（当然，也不是任何人都不可企及的）。即使是“童子功”，毕竟也是学而知之，不是不学而能的。这里倒是要加注一笔，千千万万渴望孩子成龙成凤的家长们，万万不可把“童子功”理解为揠苗助长式的家教，还是要因材施教，重启发，不可大水漫灌，那就只会扼杀孩子的天性和学习兴趣，事与愿违了。

我曾经说过我平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好一种外文。这大大限制了我的眼界。当然，即使粗通一种外文，也未必能够直接透彻地领略那一语种里的诗歌（当然是指好诗）的妙趣和真谛，因为真正的诗，都是出自最精炼的语言。所以，虽说“诗不可译”几乎成为共识，但不能不承认诗歌翻译还是大多数读者欣赏外国诗的一条通路。在这方面，我对像冯至、魏荒弩、穆旦、袁可嘉、绿原、屠岸这样不仅通晓有关语种的外文，而且具有诗人气质（我不说诗人“身份”），对汉语又有足够修养的译者，是真心地愿投信任票的。（声明一下，这个名单是随口举例，远不完备的。）

我不反对说中国的翻译诗歌（外译中的诗歌名篇）参与了百年中国新诗的诗体建立和发展成长，在这方面，几代翻译家与有功焉，包括那些早期译者的不成熟的译品；我更高度评价诗人自觉地从外国诗歌（包括其中文译作）中汲取异质的诗歌理念和诗艺技巧。然而我还是要说，不能因此放任“翻译腔”的长期泛滥。

在这里，我要强调，屠岸的译诗中，是没有翻译腔的。那种公认的翻译腔，不仅败坏了新诗的语言，而且戕害了无数青年诗歌习作者的艺术生命。

在关于绿原的一篇小文中，我还说过这样一番意思，就是绿原晚年成功地翻译了歌德、里尔克的名篇，与此同时他晚年还写了不少自己的诗，在这些诗里，从它的哲理性，也许可以瞥见两位异国前贤的影子，但整个看来，这是中国诗人中的“这一个”——绿原的诗。他早已走出了摹仿前贤的窠臼。“转益多师是汝师”，善学者不是亦步亦趋，而能熔铸百家，自成气候。屠岸也是这样，他不讳言例如莎士比亚和其他英诗为他所欣赏、体会、学习，包括借鉴西方主要是莎士比亚，在中国新诗中创立十四行体的尝试，这是他继承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新诗格律化的主张和实践。但他以锤炼的汉语写出来，既不是“仿外国诗”，也不带翻译腔，依然是中国诗人中的“这一个”——屠岸的诗。屠岸晚年写的十四行诗，已经成为他创作的精品。

（本文系作者2016年6月在《屠岸诗文集》首发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