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大家好，我只是跟大家有所交流，我想谈谈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我首先要说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和外国人、外国文化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差别。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是另外一种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有一个鼻子，两个鼻孔，我是一个男人。但是底下就不一样了，我有点老了，如果是美国人绝对不会说I am an old man，但是中国人会说我已经老了，这样说是说明我有很多经验，我是一个成熟的人。说我老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就是请在座的年轻妇女放心，我不会对你们有别的想法的，我不会留下什么麻烦。

中国人很喜爱生活，很喜爱吃，对中国来说好象吃是生活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中国人说什么事情都要和吃联系起来，比如说中国的领导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大家就说“要吃透他的精神”。别的国家不一定会这么说。你写的一首诗，中国人会说“这首诗非常耐得住咀嚼”。中国人有几千年饥饿的历史，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次大的饥荒。

中国人也很重视性，孔子又说“食色性也”，人活着，第一，就是吃。第二就是要有异性，要有自己性的需要，但是中国人把这个性又弄得非常复杂化、非常道德化，性变成一个人文的、道德的事情，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但是中国人对性的兴趣非常大。当了皇帝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就是他有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妃子，很多性爱的对象，所以中国的皇帝多数阳痿。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希望现代化，但是中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化，不可能用别人的方法，希望现代化、希望有先进的生产，希望有先进的教育，希望人和人之间有更美好的关系，希望过更好的日子，这些都是一样的。你们知道的越多，就越会感觉到这一点，不知道的时候以为中国人多么奇怪。

我在美国看过一本给小学生读的课本，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比月亮远。因为抬头就可以看得见月亮，但是我看不见中国。这是玩笑话，当然中国比月亮近，各位都来中国了，但是在座的汉学家都没有去过月亮。

02 中国的语言文字表达的思想方法是一种关系性的思维

王蒙：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基础。语言和文字表达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人的集体思路，思想的方法。我现在稍微说一点不同语言文字造成不同的思想方法。

中国文字是一个综合的文字，它的信息非常的复杂，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构成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一个字就像一个小的图画一样，既要表达声音，又要表达含义，又要表达它的逻辑关系，又要表达某种形状。它这些信号是综合在一起的，这里就表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最注意的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关系，它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关联的，它非常注意这个世界的统一性。中国有一个词叫做“一切”，all，一切首先是一，一积累发展下去就变成了一切。one就是all，all就是one。中国五四时期我的上一辈有一个大诗人，也是全世界著名的郭沫若，郭沫若有一句很有名的诗：一切的一，The one of all ，一的一切，all of one，一的一切就是一切的一，一就是一切，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复杂，最后你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一。他总要找到一，没有比找到这个一更重要的。一就是中华文化里的上帝，就是God，God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我在新疆呆过比较长的时间，新疆不讲God，新疆讲“胡大”，“胡大”是主，有一次我和新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话都没有完全说清楚，我用手指着天空说，There is my god。小女孩告诉我，NO，胡大不在天上，胡大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一，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一个一。一的说法不一样。

孔子认为这个一就是“仁”，杀身成仁，为仁可以不要自己的生命，但是要维护完成这样一种仁爱，所以仁就是上帝。基督教也有这个问题，基督教他比伊斯兰教具体得多，我们到教徒里面去，有耶稣像，有圣母像，有耶稣的12个大弟子，圣约翰、圣彼得等等，但是基督教徒里面没有也不可能有耶和华的像，耶稣是God，God本身没有形象，你不能画出一个God的像出来。孟子的一是“义”，舍身取义。义在这里当作“根本的道理、原则”讲。老子的一是道。神学是终极的关注，终极的追寻，终极的辨识。美国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中国人拿着一个概念当宗教，就是一。这个一到了老子那儿就是道，到了孔子那儿就是仁，到了孟子那儿就是义。

表现在语言和文字上，它特别注意事物的关系，而且它最注意的是大的概念，这个概念越大越伟大，越大越好，最高最大的概念。比如说花草树木这都是很具体的，但是更大一点的概念就会说是植物，对中国人来说植物的概念就比花草树木更大，植物的概念再上去是生物与生物的概念再伟大。生物再上去是万物，所有的物质，新疆维吾尔语里面叫做“马蹄尔阿”，它是从俄语来的，在英语里就是material。在中国存在的类似概念叫做“有”，中国人认为比有更大的概念是无。因为所有的有来自无。又有一种东西能够使无变成有，能够使有变成无，对老子来说就是道。道就是既能够使从无中产生有，又能够从有中产生无。对于孔子来说，在所有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仁，实际上就是love。对于孟子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义，义的含义非常多，忠诚也可以叫义，但是对于孟子来说更常用的义就是原则。有人说中国人很可怕，他们没有信仰，他们没有上帝，有，它是一种概念，上帝本来就是一种概念，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没有具像。中国的思想方法就是一种关系性的思维。

03 孔子不太讲逻辑 中国传统重道德重善美有时很虚假

王蒙：美国在全世界有很大影响的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有一个大的问题，不太讲逻辑，没有很严密的逻辑，中国有一个自己特殊的大逻辑，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后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费正清对中国研究的非常透彻，认为中国这个逻辑影响了中国的科学发达，影响了生产，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发展。

中国人长期形成了“道德是最重要”的观念，认为政治的基础是道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你做政治的事情靠的是德，譬如北辰，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众星拱之。因为他看着好象所有的星星都在转，但是北极星不转，这些星星围绕着北极星转，所以权力就像北极星一样，大家围着它转，因为它有道德。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话靠不住，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没有道德的有权人。这个皇帝也许很残忍，也许很腐败，大官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但是孔子这种解释无论如何让人民心里舒服一点，为什么他要管理你，因为他有道德。比说为什么他要管理你，因为他力气比你大，武器比你强，钱比你多要好得多。对中国人来说，道德的讲究听得进去，听得很舒服。所以在中国形成一种很注意说话的传统，说话的时候要加强自我约束，不要流露出对道德的不尊重、不敬。所以中国到现在，它的干部、它的领导、它的官员的选择标准都说是以道德为第一，以才能为第二。外国的政治家和中国的政治家不完全一样，意大利的原来一个总理贝卢斯科尼，他很开放，他说我的女朋友很多，因为我又帅，地位又高，能力又强，我又有钱，追求我的女人排成长队。中国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宣布完了以后，第二天他所有的官职就撤掉了，共产党的党籍被开除了。

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非常善于变化。2500年前的《尚书》里面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第二天还会继续有新的东西出现，天天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同样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一个有学识的聪明人，提出“与时俱化”，随着时间的逝去不断的变化。所以中国人认为变来变去是非常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变化的。中国人还强调自强不息，你自己永远要努力，不能停下来，你要不停地前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是东方的文化一部分，但是他这种东方的文化和强调不着急、强调慢慢的、强调休息、强调一切随便的文化不完全一样。

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很喜欢讲真善美，但是中华文化在真善美三个层面，更注意的是善和美，有时候他没有太注意真，你们学汉学可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有一个故事非常好玩，平儿巧断玫瑰露失窃案。我读《红楼梦》的时候读到这儿，我说平儿真是一个好人，尤其她是一个有权力的人，如果她是我的领导、我的老板，跟这个人在一块多好。可是这是虚假的，贾宝玉没有拿这个玫瑰露，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显示出了中国人处理一些事情的思路独特的地方。不注意真，而只注意事情是否善与美。中国人在这方面既表现出一定的特点，又表现了一些不足的地方。

04 新疆是世俗社会非神权社会 三股势力的挑拨动摇不了多民族和睦

王蒙：一个星期之前我刚刚去过新疆，在中国政治动乱最严重的时候我在新疆度过。我和新疆维吾尔族的农民一起生活过很多年，我到现在还能讲维吾尔语，新疆各个民族是非常善良的，新疆绝对是一个世俗社会，不是一个神权社会，我在新疆的时候从来没有觉得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会成为安全的一个威胁。现在的问题是从哪来的呢？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摩擦比较少了。相反的，民族宗教的事情反倒比较多。在亚洲，在车臣，在阿拉伯，在利比亚，在埃及，在也门，这些地方这一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改革开放，这种极端的思潮也进入了新疆。

比如说法蒂玛女士在这里，这是我早就认识的哈萨克斯坦的朋友，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就在伊犁霍尔果斯口岸从哈萨克斯坦运来的东西里面也检查到枪支、弹药、武器，这种极端的问题对新疆是一个威胁，对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我们有共同的像上海合作组织所说的三股势力，极端的宗教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分子这种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急剧走向现代化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不同的民族、每一个地区都是用同样的速度、同样的节奏走入现代化，新疆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们走向现代化慢一点，现代化的好处、现代化的利好他们得到的少一点，相反的随着这个市场化，新疆原来有一些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碰到过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见得是人人都愉快的过程，有的人会碰到困难，有的人会失业，会下岗，碰到这些问题以后，如果再有极端的势力一挑拨，就会产生问题。但是我同样也相信随着现代化的实现，这些问题会慢慢解决，因为从长久的历史来说，汉民族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都相处得很好。我个人非常喜欢新疆的这些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我喜欢他们的文化，喜欢他们的说法，喜欢他们的诗歌，尤其喜欢他们的歌曲和舞蹈。所以我尽我的一切努力，希望新疆的情况有所改善，希望新疆的各个民族能够和睦相处。因为如果发生问题，只有能使新疆的生产越来越坏，社会秩序越来越坏。

05 复杂问题不要简单化 别动不动就拿“中国人”说事儿

王蒙：中国人数量太大、历史太长，你说中国人是什么样，什么样，肯定会有这样的人，中国人很野蛮，绝对的，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也有很多中国人非常客气、非常礼貌，而且中国自古以来非常讲礼貌。可是中国人不照顾别人、不考虑别人，这样也很对，因为我们从清朝的戊戌变法的时候谭嗣同就提出来，中国人很注意私德，但是不够注意公德。对待你的父母、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孩子，你非常注意，但是在街上碰到一个不相识的人你对他应该不应该有礼貌，应该不应该有善意，应该不应该有好心，他不注意。谭嗣同说的这个也很合理。

我到国外去早上起来随便碰到一个人，他会跟你说 good morning，但是中国人和中国人见了他不说这个话，中国人和外国人见了也不说这个话，这里面又有一点原因，中国人口太多了，到处是人，你早上起来如果见一个人就喊一声morning，你还没有到上班的地方嗓子都哑了。

我在美国自己走路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汽车过来，汽车停下来让我先过去，我说美国人真是文明，但是纽约做不到，因为纽约人太多，车也太多，如果他停下车来，他从早晨六点可以停到晚上十二点才走。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如果一个人过来，车就马上停下，你就永远不要再开。这里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情况、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说这就是中国人心不好，或者不文明。

对中国人自我反省的东西，从五四以来一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中断过。现在中国的传媒也报道了很多中国的游客在国外有不好的反应，说话的声音太大，不注意公共秩序，中国人比较急躁，我也有这个感觉。在机场做check in的时候，很不耐烦的一会儿这儿看一下，一会儿那儿看一下。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后来我比较注意改正自己的缺点了。甚至中国的旅游局现在还搞了一个黑名单制度，你在国外旅游有不良的表现，和人吵架，随地吐痰，跑到人家的文物古迹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人进入黑名单，以后你到哪旅游，所有的旅行社不准他参加我们的旅游。但是也不是都是这样的。也还有很多在外面表现的比较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