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London: The Biography

译者：翁海贞

出版年：2016-5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呈现伦敦上下两千年的史书。从正史和民间传说到饮食和消遣娱乐。从黑衣修士会和查令十字街到帕丁顿和疯人院。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到伦敦佬和流浪者。从移民、农民和妓女到大瘟疫、大火和二战空袭。阿克罗伊德用恢宏的城市历史、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

作者简介：

彼得·阿克罗伊德，1949年生于伦敦东阿克顿，英国传记作家、小说家和评论家，著有《莎士比亚传》《牛顿传》《狄更斯传》等五十多部作品，曾获惠特布雷德传记奖和英国皇家文学会威廉海涅曼奖。《名利场》杂志称誉道：“倘若伦敦能够给自己选一位传记作家，它肯定会选彼得 阿克罗伊德。”

【试读内容】

第二十章 愿你得瘟疫

伦敦是一座万劫不复的城市。这座城市一向被视为先知们所痛斥的耶路撒冷，以西结的预言总是被人用来节制这里的骄气：“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狂风也要吹裂这墙。”（《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14世纪的约翰高尔悲叹厄运将至，1600年，托马斯纳什写道：“伦敦让人忧伤，兰贝斯一片荒凉，生意人悲叹，人生出世就是一场受苦受难……自冬天以来，瘟疫与灾祸，主啊，救救我们！”1849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形容伦敦为“瘟疫之城”，乔治奥威尔的《叶兰在空中飞舞》里有一个人物说这里是“死人之城”。

很多著作探讨伦敦城里恐惧的本性。1762年，詹姆斯鲍斯威尔来到这座城市，“我开始担心自己得了伤寒，这个推测倒并非不太可能，鉴于前次在伦敦时我便得了这病。我瘦了不少”。编辑指出，拉龙描绘街头小贩的肖像之时，强调人们脸上的焦虑痕迹，尤其是“凹陷、惊恐的眼睛”。在威廉布莱克的《伦敦》一诗里，叙述者走过泰晤士河畔的街巷，“留心观察我路过的每一张面孔／虚弱的印记、愁苦的印记”，以及“婴孩恐惧的啼哭……士兵叹息……妓女诅咒……新生儿流泪”。在诗歌右侧所装饰的插图上，布莱克画了一个小孩在一堆大火前取暖，而这堆大火本身可能就是灾难的象征。在关于1664年和1665年灾难的叙述里，丹尼尔笛福把这座城市描绘为被高烧和伤寒撕裂。人们曾如此评价萨克雷，“好似伦敦是他的疾患，他忍不住要向所有人唠叨病痛”，然后再附加一句评语：“这是地道的伦敦人的另一特征。”在托马斯胡德的一首诗里，伦敦的石头朝骑着马在街头横冲直撞的妇人叫嚷：“揍死她！打死她！踢得她淌脑浆！叫她血溅当场！”

叫人焦头烂额的事体（嘈杂、无休的奔波、群氓的暴行）如此之多。伦敦向来被比拟为监狱和坟墓。在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看来，“匆促的伦敦压迫幻想、撕裂心灵”。赫克索恩的《伦敦回忆录》记载，1750年，有一名士兵预言即将有地震之时，“大群庶众离开伦敦去乡下，城外原野上挤满了逃避即将来临的劫难的城里人”。这个倒霉的先知后来被关进疯人院。然而，这些恐惧的症状从不曾缓和。闹瘟疫之时，很多市民实则死于惊吓。据说，19世纪的日常对话里常出现“gloom”（沮丧）一词。这个词指那个世纪的雾或者“伦敦特色的烟雾”，但其中似乎也赋有较体己、让人不安的意味。11月的雾最重，从而也是伦敦的自杀季，“亲身经历过这个现象的人们说，感觉世界到了尽头”。一家爆竹厂爆炸之时，附近白教堂路上的居民也一字不差地说出这后半句话。这句话十分顺口，似乎张口就来，也许是无意识地希望世界如此终结。陀思妥耶夫斯基访问伦敦世界博览会之后，说道：“你觉得紧张……不知如何的，一种恐惧的感觉潜上心头。你觉得，难道这就是万物最终实现的理想状态？这有可能是尽头吗？”

死神一向是伦敦的一大花招。圣保罗大教堂的墓地里绘有“死神之舞”，从而，在那座教堂进出做买卖或寻消遣的人们，总是意识到人终有一死。1557年6月，某堂区户籍管理员记载当月的死因：“肿胀……疟疾……痨病……咳喘……痢疾……天花……青肿……饥荒……伤耗。”伦敦死亡名册每星期四发行，包括那些死于“被行星袭击”，或者“被马蹄踢了头”或者“光的升起”，后者如今简直难以诠释。还记载着“死于颈手枷”或者“新门监狱里饿死”。即便在1665年瘟疫和1666年大火之前，死神警示装饰图案也是“17世纪城市墓地的一大特色”。《爱玛》里的伍德豪斯先生抱怨道：“在伦敦，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无人能够保持健康。”斯摩莱特的《亨佛利克林克历险记》里有个人物，叫作马修布兰布尔，在伦敦时，身体得了一些病痛，“警告我赶紧离开这个传染病中心”。一百年之后，伦敦被形容为“大疮”，或者表示身体孱羸的肉瘤。

这座大都市总是流行病与死亡不断。1348年的“黑死病”令伦敦丧失人口近40％。大多数人被埋在城墙外的真空地带，此地也被称为特赦墓地或荒野里，便是今天卡尔特修道院后面克拉肯维尔路的一部分路段。在15、16世纪，“汗热病”这种流行病至少在这座首都发作过六次，1528年，“以如此猖獗之势降临伦敦，以致在五六小时之内带走了数千条人命”。沼泽地和敞开的下水道成了“蚊子的天堂”，从而导致如今被称为疟疾的“热病”。

瘟疫很早就降临伦敦，最早的记载见于7世纪。1563年和1603年之间，记载有五次厉害的袭击，1603年那次，近三万伦敦人丧命，“恐惧与战栗（死神的两大套索）攫获每一个人……听不见丝毫声息，只听到杀，杀”，沃特林“如同空荡的修道院回廊”。无一人安全。城里没有一人能够安然无恙，“到处坑坑洼洼，到处是泥沼，十分危险、恶臭”。污秽，弥漫着“腐味”。伦敦城成了疾病的水槽。然而，伦敦历史上没有哪一桩事件，能够给市民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有备无患地遭遇1664年至1666年间所发生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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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灾难将至的暗示与预言。1658年，沃尔特科斯特洛写道：“倘若火不让这座城市变成灰烬，不让你的骨头变成灰烬，且永远称我为撒谎者。哦，伦敦！伦敦！”次年，贵格会发送一册题名为“关于伦敦的神示”的手册，其中预言道：“至于这座伦敦及郊野，以及所有属于她的东西，火将在其中点燃；但她不知如何，纵是所有好地，火起于她所有建筑的地基，无人能将它扑灭。”在其出版于1651年的《君主制或非君主制》里，伦敦占星师威廉利利绘制了一幅象形文字插图，“一边显示人们在蜿蜒的街道上挖掘坟墓，另一边显示火焰中的一座大城”。1647年，温斯劳斯霍拉留意到市民充满了活力和精神劲，但在1652年再来之时，他“发觉人们的神情全都变了，变得忧愁、刻薄，好似中了邪魔”。女先知希普顿修女预言将起一场大火，一名贵格会教徒赤身裸体走在圣巴塞洛缪节上，头顶一盘火和硫黄，展示其预言。主教门旁一条狭道里站着一个男子，试图说服周围的人，有个鬼魂正在“给房屋和地面做记号”，显然表示“大量人口将被葬在那块墓地”。

毗邻高斯维尔路的那片地区被称为山间磨坊，如今是一片空地，用作停车场。伦敦这个地区竟有一块荒地，实属罕见。答案在于其历史。在这里，根据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所载，“高斯维尔路外有一块地，靠近山间磨坊……无数来自市府参事门和克拉肯维尔堂区的人被乱葬于此，甚至还有城外的死人”。换句话说，这里是瘟疫坑，1664年至1665年间大瘟疫之时，千万人被装上“死人车”，扔进这边的松土里。

这里堪可比拟为狗沟的乱葬坑，近四十英尺长，十六英尺宽，二十英尺深，埋有一千具尸体。有些尸身裹着棉床单，有些裹着破布，有些几乎赤裸，或者布头裹得松散，抛出板车之时便已掉落。据说，有时由于绝望，活人也跟着跳进死人坑。派伊酒肆就在狗沟死人坑旁，夜里，酒鬼们听见死人车的轰隆声、车上铁铃铛的响声，就会奔到酒馆窗前，嘲弄哭丧的人。他们也会说些“亵渎神灵的话”，诸如没有上帝，或者上帝就是撒旦。有个赶车人，倘若死人车上载着他的孩子，就会一路喊着“炸肉丸、炸肉丸，六便士五个”，说着抓起孩子的一条腿。

今天，山间磨坊周边依然是一片荒地。

这些都是摘自笛福的记述。瘟疫之年，他年仅六岁，大多叙述基于道听途说，但也有同时代的一些记载，可以提供额外的思考材料。在瘟疫时期，任何肯进城的观察者都会首先留意到沉默。除了死人车，没有任何交通，店铺与市集全都关张。不曾逃出城的人，就把自己锁在房屋里，河畔荒凉得不见人影。壮着胆子上街的人，便走在街道中央，远远地躲开街道两侧的房屋。他们也避免跟人碰面。整个老城静得连桥下的流水声都听得分明。十字路口和大道中央燃着大篝火，于是街巷里弥漫着烟气、死人和临死之人散发的瘴气。伦敦的生命似乎即将终结。

瘟疫始于1664年末的圣贾尔斯堂区。如今的看法是黑鼠（也被称为rattus rattus）携带传染病菌。这些老鼠是伦敦的老居民，考古发掘，4世纪的芬丘奇街下有其骨骼。它们可能从南亚乘坐罗马时期的船只而来，此后便永远定居下来。1665年初数月的寒冷天气暂时遏制了传染的蔓延，但一转春天，死亡率便开始上升。7月，瘟疫从西郊传进城里。那是一个干燥、暑热、无风的夏天。荒废的街巷野草青青。

有一位名叫约翰阿林的牧师留在城里，致信远在安全地方的友人。贝尔在《未知的伦敦》重印了这些信笺。8月11日，他写道：“每个星期，我都担心自己就要病倒，担心他们在我们附近新挖掘的墓地。”这个“他们”表示某个不确定的权威，一向是伦敦特有的词汇，由于如此含糊，从而显得更紧迫。十三天后，他写道：“上帝见怜，在死人堆里，我仍安然无恙，但死亡越来越近了：仅隔了数道门，从我的卧室窗口看得见那个死人坑每天都在挖开。”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9月初，他描述道：“悲伤地，简直是无处不在地、不息地敲响丧钟。”那么，打破沉默的只有这个声音。在同一封信里，他提起他的牧师兄弟清早出门，从街上回来后，发觉“喉咙下有些僵硬，长出一个肿块，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使他窒息；上星期四晚，他死了”。五天后，阿林写到瘟热：“就在我的左右隔壁，在同一屋檐下……这三天以来，每十二户人家在街上点燃海煤火堆，可这不会让上帝之手停歇的。”他的焦灼跃然纸端。及至9月中旬下了点雨，舒缓了暑热，但些许消歇之后，瘟疫卷土重来。

约翰阿林讲述了六个医生的故事，他们自以为找到了解药，解剖一具感染的尸体：“据说他们全都死了，其中一人疯得厉害。”六天后，传闻“有个小孩预言说，瘟疫要蔓延到一周内一万八千人丧命为止。”那个小孩死了。然后死亡率开始下降。1666年2月最后一周，只有四十二例死亡，而在1665年9月，每周近八千多人丧命。

在笛福的叙述里，伦敦变成活生生、受煎迫的生灵，而不是W.H.奥登诗里所谓的“抽象的市民空间”。伦敦备受“高烧”煎熬，“泪流满面”。其“容颜顿改”，“蒸汽和烟气”在街巷盘绕，如同被感染之人的血液。至于伦敦这具病体是从市民而来，还是居民是这座城市的散发或投射，这个问题不甚清楚。诚然，城市的状况导致了很多死亡。在这个手工艺和商业的中心，买卖的过程本身便毁了市民：“在很大程度上，出门购买生活用品这一必要葬送了整个城市。”人们做买卖之时，“在集市当场死去”。他们“原地坐下，当场死去”，口袋里仍装着被感染的硬币。

笛福的文字里还传递了另一个让人悲伤的形象。在这座城市里，“因每户人家门户紧闭，显得城里监狱之多”。关押的隐喻在伦敦作家笔下反复出现，但在大瘟疫时期，出现了鲜活又真切的都市监禁比喻。这座城市的神话作家不曾辜负红十字架和“主啊，垂怜我们”这句祈祷的象征意义，但人们也许不曾完全认识到社会控制的措施。当然，很多人逃生去了，通常是窜过公园护墙或者屋顶，甚至谋杀守夜人，以便确保自己能够自由逃生。然而，理论上说，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屋，都变成了监狱。

当时法令规定“所有墓地须至少六英尺深”，这条法令贯彻了三百年。乞丐全都被驱逐。禁止公众集会。在一座以千百种方式展示其狂躁习性的城市里，法令与权威必须断然、严酷地强制执行。因此，以“禁闭”将房屋变成监狱，即便在瘟疫之时，很多人也认为这一措施既武断，又无意义。然而，在一座监狱之城，这是城市权威所能做的最自然、本能的反应。

笛福借助轶事与间接推测的细节，提供了一个伦敦人对当时这座“完全陷入绝望”的城市的想象。从他的记述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市民旋即返投迷信，并且显然是原始的信仰。街头陷入彻底的疯狂，先知、解梦者、算命者、占星师全都“把人们吓唬得魂飞魄散”。很多人怕暴死，冲到街上忏悔“我杀过人”，“我是小偷”。瘟疫最猖獗之时，全城都相信“上帝决心要叫这座悲惨城市的居民死绝了”，于是，市民们“发了疯、心烦意乱”。丹尼尔笛福十分熟悉伦敦（也许胜过当时所有人），他声称“在当时，伦敦人的古怪脾性，极大程度上造成自身的毁灭”。

当时有“魔术师、女巫……江湖郎中、卖膏药的”，全都在街头张贴告示，推销自己的服务，向绝望之人出售药丸、饮料、糖浆、“瘟疫水”。“切普赛德大水渠旁天使路标酒肆”张贴了一张疗法清单，声称有“一剂上好的糖膏，可以预防瘟疫，切普赛德绿龙酒肆六便士一品脱”。

伦敦向来是治疗师、医生、手术师、魔术师之流汇集的中心。也许神经紧张转而导致人们的“身体”症状得以治愈。14世纪的伦敦，圣徒日历与各式各样的占星图被用来断定草药的功效。教士是最早的手术师。13世纪，教皇颁令禁止教士替人放血。之后，俗家手术师和医生便无处不在。然而，他们中间无一人经过通常的十年学徒期。在16世纪早期，据说“铁匠、织布工、妇人”都操持“医术和手术的科学和机巧”，使用“魔法和巫术”，达到治愈功效。譬如，人们相信，拿绞死者的头颅喝水，或者死人之手的碰触，都有极灵验的治病功效。

在17世纪的伦敦，“江湖医生”或“治疗师”也交好运，并且在查尔斯麦基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里得到适当的如数记载。17世纪60年代早期，“治疗师”瓦伦丁格雷特拉克斯搬到林肯酒肆原野，“伦敦街头巷尾尽谈其奇才；并且这些奇迹赋有如此的权威，困惑的群众几乎不经核查便信之”。另一魔术师也是这般“迷住伦敦人”。“芥子郎中”使用泰晤士河边野生的山姜辣根，而更害人的药物有诸如“珍珠精”，或者“金髓”。很多男女“智者”验尿（人称“尿壶科学”医生）或者验痣，以探究病根。第七子的第七子势必要干这一行，尽管很多不曾有幸如此投胎的人也自称享此殊荣。

有个名叫威廉 萨蒙的，就在圣巴塞洛缪医院大门外行医，声称治愈了以下病人：“住在韦斯特伯里街三罗盘的阿姆布罗斯韦伯的鼻血症；有个年轻人，威廉 奥格本的儿子，是个裁缝，住在巴纳比街黑男孩附近，长期患疟疾，发疯……住在长巷的尼古拉斯厄尔发癫疯；住在穆尔菲尔兹黑熊附近的琼 英格兰姆患痛风，住在沃平附近考克的安东尼格斯图尔患痨病。”这些细节十分让人信服。这则广告也表明伦敦人以地名称呼某人之时，采用邻近的酒肆名号为代表。

无疑，威廉萨蒙似乎确实治愈了这些人。正如现代精神病专家，他尤其灵验的手段是治疗或驱除那种在伦敦频繁复发的“忧郁症”。他本人就是伦敦本地人，一向兼任魔术师、巫师、医生。他生于1644年夏天，“给一个卖膏药的作助手”起家，后来创立自己的事业，出售“仙丹”。他也是大众教育者，1671年出版《医学概略，或占星术简明百科全书》《草本与化学医学》，后者至少刊印了四版。他撰写了其他数部通俗书籍，涉及数学、绘图、医学，但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伦敦历书》，老摩尔或采纳或窃用他在书里作预言的方式。我们可以颇准确地追溯他在伦敦城行医的踪迹：从史密斯菲尔德，到弗利特街的索尔兹伯里场，再从那里到霍尔本桥水沟旁的蓝廊，继而转到弗利特街的主教冠。正如很多伦敦人，他成为极端的不合作分子，加入一个名叫“自由思想者的新宗教兄弟会”，在皮革商会所旁集会。稍后时期，他开始操持人体解剖。1714年去世之时，他留下两架显微镜，一间藏书三千多册的图书馆。

当然，还有很多较上流的医师，或许不那么博学，打着理发师手术师行会或者医师学会的旗号（后来这派人分裂为两个行业，分别为理发师和手术师）。医师学会坐落于新门监狱旁沃里克巷，其屋顶被形容为“远看似镀金的药丸”。他们从邻居的监狱里得到很多解剖对象。解剖课是其主要并且令人肃然起敬的特征。他们在一间中央大厅上解剖课，荷加斯所绘《残酷的报酬》便是以此为背景。图中被解剖的是一个可怜的杀人犯，名叫汤姆尼禄，其尸体被彻底地切开、糟蹋。人称这里为“剧院”，此地确实也成为伦敦一大固定的盛景。上绞刑后的尸体被送去解剖是一个老传统（我们读到需要“拿蜡烛照亮看尸体内部”），但后来尸体也被用来检验电流特性。1803年，一名刚死的杀人犯被通电后，竟睁开一只眼睛，抬起右手。据查尔斯奈特记载，解剖课导师“当日下午休克而死”。较早些时期，在1740年，一具正待解剖的尸体“抬手甩到手术师脸上，意外地以柳叶刀划破其嘴唇”。逃过刀子之后，手术师瘫在椅子上呻吟，“极度不安”，终于缓过气之后，“由衷地”要求见他的母亲。

荷加斯的蚀刻画以螺旋形构图，所有部分相辅相成，令人联想起汤姆尼禄在伦敦这座炼狱里的人生圈。这个构图似乎也展示了尼禄自己的残酷与眼前正在取其内脏的医师的残酷之间的关联。街头的暴力造成了尼禄的性格，令他成为最恶劣的伦敦“类型”的典型。但他跟那个欣然举起解剖刀捅进他眼窝的手术师又没有差别。荷加斯的手术师肖像以一个名叫约翰弗里克的医师为模型。在这座城市里，一切相互牵连。

有两具著名罪犯的骨骼标本，一具悬挂在解剖剧院的壁龛，至今仍摆在皇家外科医学院博物馆展览。其一是18世纪中叶伦敦的犯罪大师乔纳森怀尔德，其二是老红马厩谋杀案里杀害玛丽亚 马丁的威廉科德，如今以地道的伦敦热闹场面的老式作派挂在一起。在同一展厅里，还可以看到爱尔兰巨人查尔斯 伯恩，其骨骼高七英尺十英寸，被安排在卡罗琳克拉查米仅一英尺半英寸高的小遗体旁。他们都是伦敦的“怪胎”，即便死后也仍在满足都市剧院的胃口。

伦敦的药剂师跟解剖师一样，都擅长舞台管理。他们习惯穿黑色，并且无论店面多么寒碜，都必须摆设一具头颅，一册以某种古老语言书写的大开本书籍，这简直是强制规定。药店里出售草药、粉末、药丸、糖膏、迷幻药、洁齿剂、发油、良缘符。尤其在黄春菊街和巴克勒斯伯里，任何草药，应有尽有。斯摩莱特在《兰登传》（1748）概述这门行当的艺术：“他能把牡蛎壳变成螃蟹眼，一般的菜油变成甜杏仁油……泰晤士河水变成肉桂水……把某种平常的东西卖给病人之时，他总是精心地妆点颜色或滋味，或双管齐下，从而完全看不出原貌。”

药物也跟着时代的潮流来了又去。在17世纪，市面上流行的药有苔藓、烟熏马睾丸、5月朝露、莨菪。在18世纪，常见的有豆蔻、裹着蜘蛛丝的蜘蛛。在19世纪，我们读到“掌叶大黄、硫酸”。在20世纪早期，东区闻名的有“铁凝胶、扎姆布克万用乌青膏、艾诺水果盐、欧桥养肺滋补水、克拉克血膏”。安德森的苏格兰人药丸于1635年面世，“1876年仍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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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福叙述大瘟疫之时，强调伦敦百姓容易轻信，随便佩戴“吉祥物、春药、魔咒、护身符”以禳灾挡病。有些人在衣兜和印章里装着星座符号，或者书写咒语的纸条。他们回头去信仰最早在达格南（公元前2200）雕刻第一个木刻偶像以来便主宰这座城市的异教。

泰晤士河南沃尔沃思路外有一座博物馆，其“洛维特藏品”收藏着伦敦的吉祥物、护身符、遗俗文物。这是都市迷信的真正家园，人工制品包罗万象，可以看出伦敦吸纳了所有土生土长与移民带来的巫术与礼仪传统。1916年，东区收集到“五枚形状参差不齐的石头，串在一根绳上”，据博物馆的目录，这些石头“挂在床头可避噩梦”。同年，馆里陈列了“灰白色管状瓶，两端俱以线团密封，内盛水银”。这是治风湿痛的疗法。灰猫皮用来治咳喘，“涂成金色的皮拖鞋”象征幸运。从克拉珀姆收集到一只多米诺骨牌状针垫，标有七个圆点。从伦敦东部收集到一枚系在粗绳上的钥匙，作为护身符，可以护佑佩戴者不受女巫的诅咒。在1917年，收集到一条琥珀及其他宝石串成的项链，据说“可以带来健康”。巴金区是寻找曼陀罗根的地方，这种植物被拔出地面之时，会发出小孩似的尖叫。还有会带来财富的钱币、避雷电的黄铁橡实（摘自雷神之树的橡实）。牛心、公羊角、驴掌都被用作吉祥物。这座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位伦敦巫术师的魔杖头或手杖头，上镌所罗门之印。这枝杖头雕刻于14世纪，后来落在河底。近在1915年，东区仍流行一个习俗，剪下生病小孩的一撮头发，夹在三明治里，扔给最先碰到的狗吃，病就会离开孩子，转投到倒霉的狗身上。也是在东区，女人和女孩按习俗在脖子上挂蓝色玻璃珠，这是“防支气管炎的吉祥物”。这些项链在成千上百家小店有售，“通常掌店的是老女人”，半便士一串。后来相沿成习，这些玻璃珠最后随同佩戴的女人埋葬。在20世纪早期，伦敦各地的年轻女人也去草药店买“委陵菜根”或“龙血”（苏门答腊岛某种树胶）作为媚药。

爱德华洛维特所撰一部颇具启发意义的著作《现代伦敦的魔法》，出版于1925年，书里记载，据传伦敦土里取出的鲨鱼牙能治痉挛。在坎伯韦尔，通常拿红布盖一块马蹄，以避免噩梦；麦尔安德的居民则是带孩子去“哄住”或“治病”的地方。东区生意冷淡的时候，生意人就会大喊：“啊呀！我想我是忘了给新月鞠躬了！”看见陨星之时，人们就大喊“钱”这个流俗，自然很适合这样一座贸易城市。人们在壁炉上供奉奇形怪状的石头，作为“还愿供品”；同样地，这座城市的中世纪教堂里悬挂银铸的四肢。白教堂区有个女人告诉一位调查者，搬家时，人们有个习惯，就是拎着猫在某个房间摇摆，诱使猫留在此地。还有关于有些房子墙壁绘“猫祭”的有趣记载。新生儿出世之后，羊膜以十八便士出售，可以预防溺水，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死亡近在眼前，此物售价涨到两镑。及至最近，在伦敦市场上还可以买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或燧石箭头，用以避雷击。

由于伦敦类似一座监狱，钥匙总是成为忌讳的对象，这也许并不出人意料。钥匙跟魔法与魔鬼相关联，因此“撬锁术被称为‘妖术’”，据彼得莱恩博《绞死的伦敦》所述，“最常见的撬锁工具被称为‘吉祥物’”。钥匙被用于调查嫌疑犯，将嫌疑犯的名字放在钥匙根，倘若钥匙转动或抖动，罪名便成立。妓女的住处常挂“一枚大钥匙图”，很多在夜间活动的女士脖子上挂着钥匙作为行业象征。

关于新门监狱的暴动，18世纪留下了一段颇具启发意义的文字。有个闹事者回到住处，宣告道：“我拿到新门的钥匙了。”事败庭审之时，有个狱友被执法官问及钥匙之事。“你没有碰，因为怕感染？”“我不敢靠近它们。”

疯人院里不肯吃药的病人，就被用一枚专门设计的金属钥匙撬开嘴巴。

瘟疫之时，人们看见幽灵在大街上穿行。确实，伦敦向来受鬼祟困扰。克拉肯维尔墓地南侧有一幢精致的砖房，因名声不好而“极难招到房客”。德鲁里巷派克街七号是出了名的“不祥”，最终被拆毁。同一条街上另一幢房子，二十三号，有个死过人的角落里闹“可怕的声响”。伯克利广场有一幢鬼怪作祟的房屋，“空了很长时间”，王后门也有这样一幢房屋。

P.J.格罗斯莱在18世纪访问伦敦，评论说伦敦人“实在怕”鬼，而同时又“在理论上拿它们开涮”。同一时期，另一外国人拜访剧院，发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鬼魂激发观众的“惊异、害怕，甚至恐惧……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好似他们看到的场景是真实的”。时常有人指出，在这座热闹不断的城市里，伦敦人难以分辨戏剧与真实，但这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描述暗示着伦敦人那股惊人的盲目轻信。在16世纪中期，市府参事门旁有一幢房子里有个年轻女孩，捏造出一种神奇的声音，“全城人都受到极大的侵扰”。我们须想象那些飞短流长、传闻、畏惧。

伦敦作家“阿列夫”记载了另一个故事。1762年最初数月里，人们相信考克巷，那条曾经“肮脏、逼仄、昏暗的巷子里”，其中有一幢屋里住着一个幽灵，人称“挠痒痒的芬妮”，爱敲别人家的门。有个年轻女孩被认为中了这个幽灵的魔，“身边总响着神秘的声响，尽管她的手脚都被捆绑起来”。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拥进考克巷观看，较体面者则可以参观女孩的卧室，一次进五十人，“恶浊之气几乎令她窒息”。一些德高望重的伦敦人成立委员会，调查这些传闻（其中一人是迷信的塞缪尔约翰逊），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女孩“赋有捏造声音的邪术”。她的父亲在考克巷尽头被戴颈手枷，“人们同情地对待他”。于是，在伦敦再次被“极大地侵扰”之后，此事便这般告终。这简直好似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幽灵之城，到处是过去的影子，纠缠着居民。

“伊斯灵顿鬼魂”出没于克劳兹利广场三一教堂的一片空地上，导致“各处奇妙的骚乱，地面拱起，每个角落都翻起地皮”。据说迈克尔法拉第的鬼魂捣乱布莱德街的一个电话交换机，这里曾是他的萨德曼教派集会的礼拜堂。霍兰勋爵、丹 利诺、迪克 特平、安妮查普曼的鬼魂都曾有人见过。老医院和教堂是最常看见幽灵的地方，海格特公墓边史威恩巷一直是“见鬼”的地方。大英博物馆东方馆显然有个幽灵；数世纪以来，有只幽灵黑鸟在迪恩街一幢房子出没。霍兰伯爵的女儿在肯辛顿公园散步，“遇见自己的幻影、拥有她的习惯，以及种种一切，好似照镜子”。她一个月后死去。史密斯菲尔德的圣巴塞洛缪堂区牧师长在布道坛上看到一个神灵的幽灵“身披日内瓦黑袍……热忱高昂地激劝一群不可见的教众，慷慨激昂地比画手势，时而俯向布道坛右侧，时而俯身左侧，重击面前的垫子，嘴唇一直在动，似乎话语从嘴里滚滚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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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当然是无数幽灵的天然栖息地。很多熟悉的人物在这里出没，其中包括沃尔特 雷利、安妮博林。后者曾被三个目击者看到她的“白色人影”，一名当值士兵在中尉宿舍门口“昏倒”。他被依军法判罪，但后来无罪释放。一只黑熊幽灵从伦敦塔内珠宝厅“门下钻进来”，目击此景的哨兵两天后死去。伦敦塔内确实有一间动物展览室或者动物园。狱长及其妻所透露的幽灵最模糊，两人坐在众人皆知的珠宝厅客厅桌前，“突然一支玻璃管子，跟我的胳膊一般粗”，在空中盘旋。里面装着“浓稠的液体，白色、淡蓝色……在管子里不定地翻滚、搅动”。它靠近狱长的妻子，她叫道：“哦，基督！它抓住了我！”然后穿过客厅消失了。

还有其他一些依然被伦敦人畏惧的地方。1290年驱逐犹太人之时，被谋杀、被溺死的犹太人的叫喊声，如今依然能够在格雷夫森德退潮时听见。现今处于戈登广场地基下的“四十步原野”，视各人看法各异，曾被视为“着了魔道”或“受了袭击”。人们曾经到这里采芭蕉叶，据说可以影响梦境。但更重要的是，在同一块地面上，两个亲兄弟在决斗中杀死对方。据说，两人最后的脚印依然留存，杀戮的地面则寸草不生。骚塞确实找到七十六只脚印轮廓，“人类大脚型号，约三英寸深”；1800年夏天，这片地区重建前夕，莫泽“数出四十多只脚印”。

19世纪30年代，华盛顿欧文评论史密斯菲尔德后面以及市府参事门旁边的小不列颠的居民，“彗星与月食让他们十分不安”，他用“杰弗里克雷恩绅士”之名写作，“倘若狗在夜里悲伤地长嚎，就被认为是必死无疑”。他也罗列了民间的“游戏和习俗”。在这里，我们可以算上敲地界这一古老的仪式。这一重申堂区威风的行为，源自驱逐恶魔出界的重大仪式。曾经在区界用白柳杖鞭打的都是领赈济的孩子，但近年来演变为拿木棍敲界墙。从海格特的“以角起誓”到金匠会所的“圣体盒审判的裁决”，伦敦城里统共约有五十六个年度习俗和庆典，但其中五月节最悠久，虽说未必最诱人。

在最早记载的五月节庆典上，伦敦“欢快的牛奶妹”头顶“银盘金字塔”，而不是她们通常使用的大桶。也许听似古色古香，但这种装饰品的含义则更仪式化，并且粗野。牛奶妹极少“欢快”（在城里各行各业当中，数她们挣得最少，劳动最苦），这一叠银盘则是为游行从当铺老板那里租借而来，可以视为象征着她们余下一年里经济奴役。5月第一天也是性规范日，作为对于这个淫荡事实的表彰，扫烟囱的小伙们后来也加入牛奶妹的游行队伍。格罗斯莱记载他们黧黑的面孔“以面粉涂白，头上套着假发，粉扑得胜似白雪，衣服装饰着纸蕾丝。然而，尽管穿戴得如此不伦不类，他们的神情却庄重得似葬礼上的殡仪员”。跟矿工一样，扫烟囱的也一向被视为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淫乱的力量。因此，他们在五月节现身也被视为如此。然而带着“庄重”神情的扫烟囱的小伙们，也是伦敦最受虐待的孩子。很多孩子被杀害，干活时爬进烟囱的烟道里清除煤烟或木炭灰，被烧死或烧得畸形。那么，他们在这一日轻率的嬉闹里炫耀其劳苦。

有一幅画十分耐人寻味，大约绘于1930年，题名为“切普赛德街卖乳酪乳清的人”，画面描绘一个盲女坐在切普赛德街水渠下，把手伸向三个扫烟囱小伙。这条水渠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的表情活泼得让人吃惊。其中两人的脸黑得仅露出眼睛和嘴。他们都很瘦小，其中一人似乎驼背。他们看似确实类似这座城市的恶劣行径，似乎在威胁或恐吓这个瞎眼苍白的街头小贩。因此，或许可以说，扫烟囱小伙在五月节游行里再度上演其威吓，这种威胁须象征性地用笑声缓解。然而，正如伦敦所有的仪式，这个庆典逐渐演变得别出心裁。在18世纪晚期，引入全身覆盖枝条树叶的“绿人”，人称“绿杰克”，或者单纯称之为“绿人”，由牛奶妹和扫烟囱小伙陪同，作为春天的俗艳象征，在各堂区游行。五月节后来转到街头艺人手里，最后彻底地消失。

然而，伦敦的迷信行为不曾全然消失。这座城市本身依然赋有魔力。这是神秘、混乱、非理性的地方，唯有借助私人的仪式或公众的迷信活动，才能让此地组织有秩，处于控制之下。伦敦的伟人塞缪尔约翰逊走过弗利特街之时，不由自主地触摸每一根柱子。同样地，伦敦很多马路不容许出现十三号这个门牌，譬如弗利特街、公园巷、牛津街、普拉德街、圣詹姆斯街、秣市、格罗夫纳街。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大道的路线本身更赋通灵意味。一直以来，人们试图规划这座城市的轨迹，想借助“对准线”以直线联接某些地方。诸如，这样一条直线将海格特山与诺伯里南边的泊拉特山相连，一路连接数量惊人的教堂和礼拜堂。人们也试图连接尼古拉斯霍克斯默建造的各座教堂，或者以意味深长的地形学描绘圣潘克拉斯老教堂、大英博物馆，或者格林尼治天文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复兴曾在这片地区活跃的凯尔特土地魔法，同时也赋予地方神力应得的认可。

威廉布莱克描述洛斯走过伦敦之时，所想象的便是这股神力。“直待他走到老斯坦福特，／从这里走向斯特普内，／再前往勒萨狗岛／从这里穿过河边的小巷／一路把细节看在眼里。”如同瘟疫时期那些哭丧的日子，这座城市的生命和历史或许能够在这些细节里复苏。

第5页 :第二十六章 悔罪史

第二十六章 悔罪史

伦敦的监狱数量胜过欧洲任何城市。从圣殿骑士团骑士教堂的悔罪室到白十字街的债户班房，从河畔死人地旁的牢房到金马刺街的监狱，伦敦素有囚禁之名。兰贝斯宫有一座监狱，对早期宗教改革者罗拉德派施加酷刑。圣马丁巷有一幢圆屋，二十八人“被塞进六平方英尺的洞里，关了一整夜”，其中四名妇女窒息身亡。从13世纪末康希尔山上的图尔监狱，到19世纪末东艾顿蒿丛监狱，新监狱不停地建造。在新建的本顿维尔这座“模范监狱”里，囚徒被迫戴面罩，磨坊畔的“新监狱”据说遵照“全景监狱”理念设计建造，也即一个看守便可以监视所有囚室和囚犯。

及至17世纪早期，如同教堂，伦敦的监狱也在诗歌里传颂：

在伦敦，还没有走出一英里，

我就经过了十八座监狱、

六十个笞刑凳、刑枷、囚笼。

这首忧伤的怨嗟诗所提到的第一座监狱是威斯敏斯特的“门房监狱”，继而歌颂弗利特街监狱。

弗利特街监狱是最古老的监狱，比新门监狱更老，曾被称为“伦敦之狱”。这幢建筑也属于伦敦中世纪最早的石砌建筑，坐落在弗利特街东侧，便是现今泰晤士河段的法灵顿街，有护城河环绕，沿岸树荫披离。“沉没在地下”的最底层被称为圣巴塞洛缪节的活动场所，尽管其中的暴行、伤风败俗、死亡率，令这个绰号赋染反讽意味。然而这座监狱最声名狼藉的是其“秘密”，以及“堕落的牧师”，不消一个几尼便愿意为人主持非法婚姻。及至18世纪，附近酒肆有四十多间“婚房”，至少有六间取名为“手与笔”。被下了迷药或被灌醉的女人被带到那些房间，为钱结婚，天真的女孩则上当受骗，以为果真合法地结合。有个手表匠冒充牧师，自称“盖南博士”，可能意为“攒他们一把”。他住在砖巷，习惯在弗利特街走动。他“身穿丝袍和丝带”，穿过弗利特街桥。他以傲岸的身材著称，“仪表不凡，尽管脸庞极其彤红”。当地人称他为“地狱大主教”。

弗利特街监狱屡次陷入火海，最可观的一次是在1780年，一个暴民在一位扫烟囱工的引领下爬上监狱，将其点燃。这座监狱是老式的建筑，很多精彩的细节依然完好无损。譬如，沿着如今称为法灵顿街的监狱墙壁上，有一方铁条交错的空格栅。这里曾经放置一只铁盒求施舍，里面有一名特选的囚徒，不停地叫唤“记得可怜的囚犯哪”。这里就是关押塞缪尔匹克威克的牢房，跟躺在里头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囚犯交谈之后，他喃喃自语道：“我看够了……这些景象让我头痛，心也痛。”

1846年，弗利特街监狱被拆毁，但往后十八年间，这片基地一直不曾清理。曾是墙壁与囚室的地方，变成了“死胡同”，如此狭隘、拥挤，纵使在夏天，也是“凄凉而阴暗”。即便全然拆毁之后，这座古老监狱的气氛依然缭绕不去。

弗利特街监狱很可能激发托马斯莫尔把世界比拟为监狱的著名譬喻：“有人坐刑凳……有人关在地牢，有人关在上层囚室……有人哭泣，有人大笑，有人劳作，有人嬉戏，有人唱歌，有人斥责，有人斗殴。”莫尔最终也成了囚徒，在此之前，他是伦敦副警长，打发成百上千的伦敦人下狱。他将一些人打发到面包街的老班房，另一些到巴克勒斯伯里禽肉街的班房。1555年，面包街的老班房迁到北面数码地外的木头街，在这间牢房里，有个囚犯可能呼应了托马斯莫尔的思想，《老伦敦和新伦敦》引用他的话：“这个小地方就像联邦的一座小城，因为正如一个城市有各种各样当官的、做买卖的、干职业的，我们这里也有相当类似的分工。”关押在这里的男人被称为“老鼠”，女人则是“耗子”。这座牢房的地下甬道依然存留在木头街一座小院地下，石头触手冰冷，空气夹着一股潮气。曾经新来的囚犯须“喝一大碗红葡萄酒”跟“牢里同仁”干杯，如今这座牢房庆典之时举办酒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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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是监狱，这一形象的根源十分深刻。在其创作于18世纪末的小说《凯莱布 威廉姆斯》里，威廉戈德温描绘“大门、铁锁、门闩、铁链、厚墙、格栅窗”，然后肯定地说，“这是社会”，监狱的组织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机制”。

1852年，霍洛韦监狱落成，大门口蹲坐两尊狮鹫石雕，当然，这是伦敦城的象征。奠基石上镌刻“上帝守护伦敦城，令此地震慑邪恶”。也许发人深省的是，这座监狱的建筑师詹姆斯Ｂ．班宁所使用的是跟煤炭交易所、大都会牲口市场同样的设计原理。在这座城市里，有些大型公共机构之间的相似处显而易见。

20世纪70年代，普里切特将伦敦描述为“这个监狱似的石砌地方”；1805年，华兹华斯诅咒这座城市为“他被长期监禁的监狱”；1851年，马修阿诺德也将它形容为“寡廉鲜耻的监狱”，其居民“不梦想监狱墙外的任何东西”。1884年，威廉莫里斯在这幅囚禁的景象里增添自己的看法，叙述道：

伦敦这张阴森的网，这座以所有世代的贪婪

建造的荒凉监狱。

一间简陋的租赁公寓是他的“囚室／在倦怠伦敦的牢房”。1901年，基尔哈迪重返故乡埃尔郡，写道“伦敦这个地方，叫我回想起来也仍带余悸，好似曾在那里被囚禁一般”。也是在基尔 哈迪作此评论的同一时代，托马斯霍姆斯在《伦敦的地下世界》记载伦敦真正的囚犯的报告，说道：“那大群面孔让我们惊愕、恐慌，我们立刻感到他们大多数人的人生已经残废，要我们去可怜，而不是去复仇。”城里的贫穷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监狱的条件比他们自家更好些”。于是，他们只是从一座监狱转换到另一座监狱。然而，用东区俚语来说，监狱这地方“狗都不咬人”。

伦敦有些地区赋有“圣所庇护权”，监狱无法在这些街区投下阴影。这些地区曾经隶属显赫的宗教机构，纵然如今修士和修女早已离去，其魅力或威势依然留存。这中间包括大圣马丁教堂和白衣修士会。这两幢建筑内分别住着俗世教士和加尔默罗会士，但是由于作为收留逃避追捕者的庇护所，两者都转而成为“最低等之人，诸如恶棍、无赖、盗贼、歹徒、杀人犯”的庇护所。被推

定为谋害塔中王子的其中一名杀手迈尔斯弗瑞斯特，逃到大圣马丁教堂避难，待在里面“浪费粮食”。“大圣马丁的珠子”在民间成为假珠宝首饰的代名词。17世纪初，大圣马丁教堂的特权被废除，但白衣修士会的庇护力仍然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人称这片地区为“Alsatia”（以阿尔萨斯的失守前线为名），因为没有堂区巡逻或市政官员敢进入此地，倘若有人以身相试，周围便会响起一片“拿棍来！”“救援！”然后被揪住痛打。如今，这片地区处于多塞特街和喜鹊胡同之间，周围的地标有索尔兹伯里广场、悬剑巷。

另外两处庇护所跟铸币有关，都是位于沃平和沙德井的铸币厂附近，仿佛造钱本身与修道院或礼拜堂的任何活动一般神圣。18世纪20年代中期，执法官员企图潜入此地，驱逐沃平的造币者，却都被打回去。一名法警“被摁进五谷轮回所（马桶），另一名法警嘴里被塞满粪便示众游行”。在此，金钱与粪便之间的关联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呈现出来。

其他庇护所仍然紧挨着教堂，就如同乞施舍的传统以更不节制的形式继续存在。曾经被黑衣修士会宰制的那片地区，现在是出了名的罪犯和乞丐的出没之地。威斯敏斯特教堂附近有一处庇护所，数世纪以来“条件糟糕，名声恶劣”，圣克莱芒教堂旁的谢尔巷则被称为“无赖巷”。这里的房屋被称为“要饭厅”“退步堂”“砸废物”，最后一幢房子实则是造假币的工坊，据《老伦敦和新伦敦》记载，“每个房间都布设秘密的机关或嵌板……全部造币机械和雇工像变戏法似的，弹指间就被传送到别处”。在任何一幅非传统的伦敦地形图上，庇护所跟监狱一样，成为名声极恶劣的地方。有种的就去走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