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的日本人如何看待上海？|“千岁丸”上海行
1862年（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阴历五月六日）上午，一艘前桅挂荷兰旗，中桅悬米字旗，后桅才是日章旗的商船驶入了黄浦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艘名为“千岁丸”的商船，成为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200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只。而这艘船上的乘客也留下了堪称丰富的文字记录，使得后人得以一窥当时日本人对上海及中国的看法。
沪上繁华
1853年，发生了“黑船来袭”事件，美国佩里提督率领的舰队叩开了日本的大门。到了1861年4月，江户幕府接受幕臣小栗忠顺等人的建议，“为了了解外国商法，可以进行向中国上海、香港等地派遣贸易船的尝试。”第二年3月中旬，幕府花了三万四千银元在长崎购买了一艘名叫阿米斯得一号（Armistic）的英国商船，并把它改名为“千岁丸”用于远航上海。这是一艘载重量为三百五十八吨的三桅木造帆船。船上原来的英国船长和十四名英国船员仍被雇佣来担任这次航行的航海技术工作。船上有五十一名日本乘客，包括8位幕府官员及来自各藩的10名藩士，其中后世最为著名的当属长州（今山口县）藩士、“奇兵队”的创立者、明治维新的先驱之一高杉晋作，与萨摩（今鹿儿岛县）藩士、被誉为日本殖产兴业的先驱的五代友厚。
高杉晋作像
“千岁丸”本是一条贸易船，但在上海的买卖做得并不理想。他们带来的货物有煤炭二十五万斤、人参五千斤，以及干海鼠（即干海参）、干鲍鱼、海带、干琼脂等水产品，共卖得三千四、五百两银子。日方付给荷兰领事馆佣金七百两，其余尚不足支付英籍船长、船员的工资以及与上海官员、各国领事的交际费。实际上，千岁丸这次上海之行最大的收获不是贸易而是对上海的实地调查。当时的日本武士阶级大多受过传统的汉文教育，掌握文言文这一古代东亚通行文字，因此“千岁丸”上的藩士们虽然大多不谙汉语，却可以用与中国人“笔谈”交流。
有意思的是，“千岁丸”上地位较高的幕吏们全都没有留下纪行文字。现在所能得见的“千岁丸”乘员文久二年上海纪行文共17篇，其中16篇出自藩士之手（另一篇由商人所撰），包括《上海杂记》、《海上日录》、《没鼻笔语》、《清国上海见闻录》与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等。
当时的上海开埠不过二十年，其繁荣景象已令“千岁丸”上的日本乘客感到震撼。首先映入藩士们眼帘的是黄浦江里众多的船只和外滩耸立的高楼。“上海共有房屋约十万余户”，当时的黄浦江西岸，洋式楼房已是鳞次栉比，计有英国领事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沙逊洋行、仁记洋行等等。
1850年代的外滩
滨松藩士名仓予何人感叹，上海港“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更“非吾浪华（指当时日本的最大商业都会，“天下厨房”大阪）之比”，甚至因租界的崛起正在失去其主导地位的上海老城厢（旧南市区），在他眼里，“其繁华杂杳与本朝江户无异”，而江户是当时日本实际上的首都，上海老城厢不过是个松江府辖下的县城。另一位乘客目付盐泽彦次郎1860年曾随日本使团访美，甚至认为上海的繁华远胜“美利坚之纽约、华盛顿”。恰如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几十年后所说的那样，上海这个“东洋第一埠头”，“江南佳丽之地，至无能过之者”。从这时起，上海（尤其是租界）已经奠定了在之后几乎一个世纪内所扮演的角色——现代化与物质繁荣的象征。
马车时代的南京路
“倭汉人心，自然相通”
“千岁丸”来沪之时，上海已有租界多年，英、法、美诸国殖民者接踵而来。与西洋人相比，初来乍到的日本人似乎更受欢迎。有一次有一次日比野辉宽（尾张高须藩士）要去书店买书，遇到一个中国人，便用笔写了汉字“书坊”，那个人替他引路，却带到了艺人说书的地方，原来上海人把艺人说书处也叫“书场”（今仍如此），结果闹了一场有趣的误会。纳富介次郎就感叹，“当地人对我们与在那儿常住的西洋人根本不一样，对初次渡海到访的我们十分亲切，一见如故。”这是因为，日人亦系黄种人，兼之通晓中华文物典章，一度在近代颇有影响的中日“同文同种”的观念看来当时已经形成，故而“唐人与吾辈亲近，远胜于西洋人”。根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的记载，一位名叫春舲（似是满洲人？）的江苏商人对“千岁丸”上的日本访客直言不讳，“贵邦人情与西洋人大相违矣。贵邦淳厚可风，西洋全是霸道，我国称彼洋鬼子，黑鬼最不好。”而纳富介次郎更是见到，有的中国孩子在马路上天真地拉住日本人的手，问“客从何处来？”这位佐贺藩士由此感叹：“真是倭汉人心，自然相通。”
美租界界碑
中国文士以琴棋书画为雅道，文化素养、兴趣爱好均寄寓其间。此类雅道自平安时代以降，即渐次传往日本，日本的武士阶级亦自幼多受此熏陶。譬如日比野辉宽就曾向中国人李步瀛介绍日本围棋，“弈之为技小数也，然间有学之者，设其科，自一段至八段，其上日名人，秀和者是其人（这是在吹牛，本因坊秀和不曾当过‘名人’）。”当日比野辉宽介绍其弟“幼而能弈”已是二段时，李步瀛立即追问其人是否来华（并未），而以不能对弈为憾。至于名仓予何人更是留下了在王互甫家中与中国人手谈的记录。这可能也是近代中日围棋间第一次留诸文字的交流。当时中国围棋仍旧保留“座子”（黑白方于对角星各置两子），另外终局“算子目时其法稍有不同”，所以名仓予何人感觉“棋法略有差异”，但终究是大同小异，名仓认为“与本朝棋法无异”，“戏二局而罢”，却未言胜负。
除此之外，日本藩士们还常与中国诗人诗文唱和。如高杉晋作在临别时赠中国友人陈汝钦一诗，以叙怀念之情。“临敌勉强（日语“学习”之意）武与文，他年应有建功勋。孤生千里归乡后，每遇患难又思君。”并送陈一方古砚。陈汝钦也题词致谢：“高作且挥毫，又带磊落之气，多谢多谢！弟归乡之后，题此记于壁上，朝夕阅读，可以发郁屈之气。海外得知己，殆如梦！”凡此种种，显示中日两国士子优游于琴棋书画之间，其乐融融，勾勒出一幅东亚传统雅文化的典型图景。
渐轻中华
但这并不是“千岁丸”上的日本藩士来沪的主要目的，按照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序》里的说法，他写这些日记的目的是“务记实事”，“探形势，察情实”，“唯要使真知已知幕府支那行之始末，为他日我邦外国行之鉴。”而通过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在上海租界的光鲜外面之下，日本人看到的是一个肮脏不堪，虚弱无力的大清帝国。
日本人是喜好清洁的民族，西方人概括日本人民族性之一，便是“洁癖”。故“千岁丸”上诸人对上海（华界）的肮脏都有强烈反应。纳富介次郎在《上海杂记》中指出：“上海市街道路污秽，路上尽是灰尘粪堆，令人难以下足，亦无人打扫。出了市街则是野外，荒草丛生，棺掉纵横，有的死人仅用席子一卷，臭气扑鼻，从此可知清国的乱政。”由于不习惯饮用满是氽江浮尸的黄浦江水，名叫硕太郎、傅次郎和纹藏的三位同伴病死了，纳富介次郎“也危在旦夕，幸亏同乡中牟田的热心看护，才得以大难不死”。
街面如此污秽，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形态的转型：“自从英国到来后，商市盛，街道却变得肮脏。原因是因为本地人忙于眼前生计，多为雇用按日论薪的缫丝短工，没有闲暇去关心农作，倘像以前那样来把垃圾运往农田当肥料，街道自然不会这样不雅观。”另一方面则是战乱的影响。当时正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由于二百年来锁国与禁绝切支丹（天主教）的关系，“千岁丸”上的日本藩士普遍仇视信仰“拜上帝会”的太平军，称之为“长毛贼”。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大军东征，克常州、破苏州、下松江，席卷两浙东西。当时的上海城也只是依靠洋兵的协防才勉强保全，而成为风雨飘摇中的一叶扁舟。大量躲避战乱的难民从苏州、无锡、湖州等地涌入上海，日人记载，“据说难民大多来自苏州，约有十余万人”，“那时凡为躲避贼乱的难民来到上海，均无固定的住处，有的站在路旁，有的把船作为栖身之地，雨淋露，困于饥渴，为算计着每日的生计，为此而拼命挣扎，真是可怜至极”。 “因官府不救，饿死者日多”。而这还不是最惨的地方，纳富介次郎就说，“好在上海水路运输方便，运来的粮食不会穷尽……其他地区也为躲贼乱，而那个地方粮食少，运输又不方，即使储有黄金，迫于饥渴，饿死的人会比上海还要多，清朝当今的衰败实在可叹。”
清军与洋兵协防上海
为了抵御太平军的进攻，上海地方官吏绅商甚至出钱请英法军队代守城门，并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洋枪队。上海城内的孔庙等处都成了英法军队的兵营，连日本藩士们也感到很气愤。中牟田仓之助感叹：“连孔子庙也成了英人军营，诚可怜也。”
太平军战上海
清朝军力的虚弱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已经完全暴露在日本人面前，高杉晋作等人还亲自跑到上海西门外中国兵营，侦察其练兵情况。看到中国官兵仍用青龙刀、火绳枪等落后的武器，操练和兵法也是旧式的。峰源藏则写道：“我在上海清军营房所看到的士兵是服装破旧，面目污秽，赤脚露头，衰弱无力，如同乞丐一样，连一个勇健的也看不到。”
一方面，清朝国力的虚弱不能不使得同样面临西方势力入侵的日本藩士们产生唇亡齿寒的同情，峰源藏就说“看到上海情况，即可推察其余的十八省。清朝风气流于文弱，乃至现在只得依靠外夷之力，这真是天下万国的殷鉴。”日比野辉宽也指出，目前清政府的处境，“外有洋夷猖撅，内有贼匪煽乱”。而日本与中国“近在一水之外”，这种形势“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但另一方面，这些年轻的日本武士，面对日趋衰弱的清朝，优越感也油然而生，甚至闪现出征服中国之想。峰源藏就曾大放厥词：“（清军士兵）像这种模样，我一个人可胜他五人。如果率领骑兵一万人来征伐，将能横行于清朝全国。”日比野辉宽在“千岁丸”离沪前一天，反顾黄浦江面，傲然写下了“顾看我国日章旗招展，辉映着数千艘蕃船”。寥寥数言，隐约表现了日本凌驾万国的野心。而近代日本人对于传统的文化母国的看法，由崇仰转为藐视鄙薄，也正始于1862年“千岁丸”的上海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