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凯歌：我们被物质欲念腐蚀太久，是时候回归精神了

陈凯歌昨出现在上大宝山校区接受采访。

艺考生在排队候考。本报记者叶辰亮摄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怎样看待艺考那么热？”“怎么说呢，行业那么热，事实如此。”

“怎样看待人文电影与商业电影在创作上的博弈？”“我赞同却也反感着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赞同的是，倘若你无法与时代大致同步，就丧失了从事喜爱职业的可能性。我反对是因为我反潮流，我不喜欢顺着走。”

“怎样看待因资本入侵后大量非专业的人进入电影圈？”“天才拦不住，你还是别让我说得罪人的话了吧。”

专访中最敏感的三个问题，从不着痕迹、身段轻巧到直截了当，陈凯歌都第一时间闪避开了。或许，所有的小心翼翼是缘于此刻的他身份特殊———他不仅仅是当年那个说“中国电影人要对自己狠一点”的导演，还是位传道授业解惑的院长。他选择用一颗教育者的心宽待电影的迷局。

昨天下午，陈凯歌出现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的艺考现场，来瞧瞧学院报考表演系的考生们。一同前来的还有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徐旭、电影学院副院长田壮壮和表演系首席教授奚美娟。他们面对的既是从2700余人缩减为20名新生的筛选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为那20名上大首批表演系幸运儿匡正脚下之路，因为这群人可能牵系着中国电影的明天。

正因关乎未来，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陈凯歌在话里话外留足余地。可有一桩事，他说得斩钉截铁：“我们已被物质的欲念腐蚀太久，是时候回归精神了。”

“我所认为的中国电影最短的‘板，，是许多人迷失了‘为什么而做，的初心”

从上海大学宣布成立上海电影学

院的那天起，错位竞争的问题就萦绕于许多人心头。在学院的教学理念尚未完全披露时，学院艺考现场的画面却先一步揭开某种“错位”。别家的艺考现场，考生谋杀最多菲林。而在上大的电影学院，院长陈凯歌始终是焦点。这般与众不同，直白却不无道理———陈凯歌是学院最闪耀的招牌，也可能是最大的财富之一。

他是导演，所以手握大好资源，并愿将资源分享出来。“我会跟我的学生们混在一起。”他本打算在新片《妖猫传》的拍摄中就带几名学生进组，无奈时间不匹配。但他承诺：“明年我的新片开机，一定会有导演系、表演系或者其他专业的学生一起参与。”也正因经历过中国电影近40年的丰富历程，他深知，此地固然满目良机，但从业者多如过江之鲫却也多数寂寂无名。“行业热、艺考热，大家都来参与未必是坏事。但应清醒地意识到，行业远比想象中艰难。”当年，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78级导演系时有老师问他，觉得班里多少人会成功，青年陈凯歌给出“三分之一”的估算，回复却是“全班28人能出3人，已是上算”。这是一个非置身其中不知艰难的行当。就拿资本来说，外人都道是好物，但陈凯歌看到的是“难”：“忽略金钱，我们可能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所以我不能自外于社会而清高地唱着‘我不需要钱’。但如果一味被钱操纵，你的意见就会变得无足轻重。”

所以，当身份切换为教育者，他愿挡去行业里的暗面，转而做学生们积极的光源。中国电影圈近来常陷争议，资本入侵、演员浮躁、从业者不专业等现象都让行业备受诟病。人们把脉时会说“中国电影教育有缺位之处”，也曾有业界名家直言“中国电影亟需蓝翔技校”。这些观点被抛到院长陈凯歌面前，却得到了不同阐释，“我所认为的中国电影最短的‘板’，是许多人迷失了‘为什么而做’的初心”。如果所有的电影技能为“0”，那“为什么而做”便是“1”。

陈凯歌还记得自己做电影的初衷：“我所有的电影，都是有关爱。”他把自己的作品比作一封封“信”，那些信里“因爱而有了宇宙星际、四时有序，也因爱推动着社会进步”。居于电影学院院长之位，他之所以愿和学生们“混在一起”，更大的冀望在于，“望年轻人能暂时忘却名利，用心去感受剧组里对电影的无上热忱。电影，应该是通过感性的方式来传达人们所信仰的公平、正义、友爱等价值观，而非一无所有的”。

“我所希望的未来，是我的学生带着毕业长片回校园接受嘘声或掌声”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陈凯歌留过洋，因而外界对他的电影教学观，作如是展望———中西合璧。他点头：“我的学生既可编新亦能述古，英语必须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涵养也必须出色。我们会安排古典诗词课，也会让他们通读《古文观止》。”

可以想见，等今年9月，表演系的学生开课之后，他们会很忙。“现在有很多小孩以牺牲童年的代价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可一旦踏入大学校园，仿佛人生60%的目的实现了，就松懈下来，变得懒散，美其名曰‘补偿性休假’。这是不对的。”陈凯歌说，“面对你即将展开的人生职业，大学才应当是所有教学阶段里，最忙的一段时光。”

他所说的“忙”，既有实践层面的。未来，学院的表演系、导演系、电影文学系、摄影系、影视编导等多门类学科专业将合纵连横，成立“联合作业小组”。从大一开始，每一组便是个小型剧组，从剧本诞生到后期制作，学生们将在电影实践中摸索出真知。而且，不同于多数影视院校把短片拍摄作为学生的毕业作品，陈凯歌希望，“我的学生能在毕业时就拍摄出长片作品”。

更多的“忙”，也许在于思考层面。前阵子，他读到一篇英文文章，“标题直截了当———‘好莱坞已死’”。文章称，“好莱坞极具创造性的年代萎缩且一去不复返了”，很重要原因是他们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人物塑造推动电影发展，沦为今日以‘概念’统领全局”。“想想他们的辉煌时代，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塑造过的那些重要角色，如今再也没有了，被无休止的续集取而代之。”在陈凯歌眼里，好莱坞的警钟值得中国电影借鉴，“相似的情况在国内大概就叫‘IP’吧。我不会反IP，但我主张：电影艺术之所以常在常新，是因常新所以才能常在。”

自称理想主义者，陈凯歌本人曾在对现实题材的探索中思考过这样的问题———电影可以怀疑什么，又推动什么？结论是“电影应该可以随着时间的演进，不断对人们曾经接受或习见的状态有所怀疑”。比如西方某些国家的婚恋观，就因为电影而起了天翻地覆的革新。又如，中国电影突飞猛进的现状，是以快速更新换代为代价的。这些变故，陈凯歌通盘接受：“现在常说中国电影导演已经到了冲破代际划分的时候，第五代渐渐无处安放。可我们为什么要偏执于那个年代呢？　自然更替是规律，如同我们当年曾在一个时代取代了前辈一样，事实是，我们也会被年轻导演、被新的想法接替、承续。”

若一定要说过去的岁月还有哪里最值得怀想，那么30多年前的往事可算一桩。“曾经，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带着毕业作品回到学校。他们很可能遇到突如其来的嘘声，但若拍得好，也会听到掌声如潮。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传统。因为抛却面子，没有顾忌，那才是电影的本质与传统。”说这话时，陈凯歌的眼睛是晶亮的，这大抵也是他所期望看到的中国电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