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澜阁:巍巍书阁重现璀璨

2017-03-10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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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阁外景。均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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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阁本《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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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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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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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澜阁藏书楼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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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堂内部。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驻浙记者 蒋萍

文澜阁是珍藏 《四库全书》 的清代藏书楼,乾隆时期著名的“七阁”之一。

历数清代书阁,或坐落于皇家禁地,远离战火;或遭战火焚毁,阁史中断;或书藏九州,阁书异城。惟有文澜阁与其《四库全书》 经历多重磨难与艰辛,在几代浙江读书人不懈努力下,巍巍书阁,重现璀璨。

文澜阁坐落在西湖孤山南麓,由圣因寺后玉兰堂东面的藏书堂改建而成。据记载,圣因寺原为清圣祖康熙皇帝南巡时的行宫,雍正五年 (1727) 浙江巡抚李卫奏请将行宫改建为佛寺,同年八月雍正皇帝钦定寺名为圣因寺。乾隆四十七年(1782) 九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会同浙江布政使署理杭州织造盛住,实地勘察后发现玉兰堂逼近山根,地势潮湿,难以收贮书籍。玉兰堂之东有藏书堂,是藏贮 《古今图书集成》 的地方。藏书堂后地盘宽阔,后照三楹,拟改建为文澜阁,以便收贮 《四库全书》。

清代七大书阁皆仿效宁波天一阁建筑规制。天一阁的平面布局十分特殊,采用偶数计,为六开间,楼上相通成一间,楼下分六间。这一设计,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辞意,蕴含蓄水防火的寓意。内廷四阁分别起名文渊、文津、文溯、文源,皆以水立意。江南三阁文澜、文宗、也从“天一生水”派生而来。

西子湖畔的文澜阁既有皇家建筑均衡对称、庄重严谨的特点,又有江南园林清幽雅致的意境。文澜阁主体建筑前凿池蓄水,水与西湖相通。在一条主中轴线上,自北向南,主阁、水池、御座房、假山、垂花门;其东西又对称布置御碑亭、游廊、月台、趣亭等,把藏书楼营造成宁静娴雅的江南园林。

1912年夏,《四库全书》从文澜阁移至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从此书、阁分离,但文澜阁建筑遗存仍得到充分保护。1984年,文澜阁被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务院批准文澜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博物馆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90年代对文澜阁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是2006年,直至2010年才竣工。”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梅丛笑告诉记者。

“文澜不外经史循”

“孤山路26号”是文澜阁所在地,蓝色的门牌挂在门楼上,门楼正中嵌有“西湖博物馆”匾额。民国十八年(1929),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文澜阁被作为农业馆使用。博览会结束后,成立西湖博物馆,选择文澜阁、王阳明祠、罗汉堂、太乙分青室为馆址。

进入门楼后就来到了垂花门,垂花门又称宫门,建于乾隆时期,现存建筑为光绪七年(1881)遗存。垂花门两侧厢房也称耳房,现辟为观众休息服务区。垂花门向北经过一座假山,来到的是御座房。御座房现为“文澜遗泽———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专题陈列室,陈列室里系统介绍了文澜阁与《四库全书》的历史变迁,展现了浙江人士高尚的文化品格与人文精神。

出了御座房,经过与西湖相通的水池,文澜阁主体就映入眼帘。文澜阁前石座上原有的四件陈设已遗失,遗失年代不详。据《文澜阁图》以及《文澜阁志》中袁昶《文澜阁铜鹿引》推断,石座上的陈设应为铜鹿和香炉。在2006年的修缮中,浙江省博物馆予以恢复旧观。

文澜阁仿制内廷四阁,均为重檐楼阁。梅丛笑说,文澜阁的规制为明二层暗三层:“由于《四库全书》的藏书量大,匠人们创造性地在腰檐处增加夹层,内为上、中、下三层,扩大了藏书空间。文澜阁夹层上方井口的运用则更有利于书籍的搬运、通风和采光。这些设计体现了古代工匠构思精妙的聪明才智和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灵活多变的结构特点。”

文澜阁初建时,一层明间设御座和书案,两侧藏《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经部。文澜阁重建后,一层明间废御座和书案,除《古今图书集成》外,增储《劝善要言》《全唐文》《剿平粤匪方略》等。二、三两层藏书不变,分别为史部和子部、集部。

记者了解到,文澜阁里的书都是按次序排列在各层,既不能使书之次序颠倒混乱,又不允许架上有高低不齐,《文澜阁志》中就记载了文澜阁排架图。

浙江省古籍保护专家顾志兴认为,关于“文澜阁排架图”有两点是需要强调的:一是《文澜阁排架图》是由文澜阁倾圮前具体负责馆务的陆光祺事后凭记忆重绘,后《文澜阁志》据此刻入;二是《四库全书》书匣用楠木特制,楠木书匣上刻有书名、册数。册数多的书,则需数匣分装。书匣的高低根据书的册数制造。书在装匣前又需要用楠木夹板夹紧书册。书入匣后,又将书匣高低相配,制成书架,然后排架庋藏。

当时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保存之法从《文澜阁志》的记载中也可看出:每册底面绢裹粘钉不压线。每函用香楠木匣收储,匣内衬以香楠夹板,便抽纳也。素绫牙签,册中夹冰麝樟脑包各二以辟蠹,每岁盛夏暴书凡一月,由盐运使派儒学官掌之,可想见东璧琳琅之美备矣。

乾隆在位时,曾六次南巡,每次都到杭州。文澜阁一旁的“月台”和“趣亭”,因乾隆第六次南巡时曾赋诗两首得名:

月台

叠石为山路不长,月台重肖米襄阳。限于地异平湖好,登望微嫌似面墙。

趣亭

文源取式逮文津,亦有趣亭栖碧峋。寄语将来抄读者,文澜不外经史循。

文澜阁东侧是太乙分青室和罗汉堂,太乙分青室在1974年的时候曾毁于一场大火,2009年时重建,目前作为“清代文人雅居”陈列开放。

罗汉堂又称罗汉殿,是圣因寺原有的建筑。乾隆二十九年(1764),圣因寺住持明水募资,勒石建十六罗汉碑,该建筑因存放十六罗汉碑而著名。1963年,圣因寺罗汉碑迁往杭州孔庙(现杭州碑林)保存。原有罗汉堂建筑破烂不堪,无法保存使用,只得拆除。记者看到的罗汉堂是1987年将圣因寺的忠烈祠移至罗汉堂原址后保存的。目前,此罗汉堂作为文博沙龙,向观众传授文博知识、传播文博信息的场所使用。

在文澜阁园林中,记者看到一株有着一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古柏。光阴流转,古柏阅尽了文澜阁百年来的沧桑变化。

供江南士子阅览的皇家藏书楼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五年完成的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约3500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清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历代主要图书,故称“全书”。

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

清乾隆四十七年 (1782),《四库全书》第一份书缮抄告竣,乾隆皇帝即于是年七月初八发出上谕,“因思江浙为人文渊薮”,下令动用官帑,命续缮三份,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即“南三阁”。

而“南三阁”和“北四阁”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南三阁”是对外开放的皇家藏书楼。

相关史料记载,浙江当时领到的《四库全书》其实是个“毛坯”,入库贮藏前需要加以装潢。浙江官员陆续领回《四库全书》后,组织专人根据四库馆发下的木匣纸绢式样装潢,并按文渊阁书格式样排架入贮。此项工作是陆续进行的,即领到一批装潢一批。

乾隆五十五年至六十年 (1790-1795),《四库全书》陆续颁齐贮阁。为使文澜阁书能真正发挥作用,乾隆又发上谕:“第恐地方大吏过于珍护”而使“读书稽古之士,无由得窥美富,广布流传,千缃万帙,徒为插架之供”,故“如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陆续领出,广为传写”。当《四库全书》缮竣发往“南三阁”时,又发上谕重申前议,命江浙督抚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书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

在梅丛笑看来,文澜阁在当时相当于起到一个公共图书馆的作用:“至少在现在看来是个图书馆雏形。皇帝那时候也考虑到地方大员不让看的情况,所以下了几道旨意,书要对公众开放,让江南士子读到这些书。”

修书复阁,重现绿边琉璃瓦

文澜阁《四库全书》与藏书楼虽已分离,但作为江南仅存的皇家藏书楼,其建筑遗存一直得到充分保护和利用。2006年起,浙江省博物馆负责对文澜阁进行大修,历时五年。依据史料和出土实物资料,文澜阁、御座房、乾隆御碑亭的屋面恢复使用琉璃瓦,文澜阁为黑琉璃瓦绿剪边,御座房、御碑亭为黄色琉璃瓦。文澜阁的整体色彩以绿色为基调,其柱梁穿枋采用的朱红色为后期维修所改,恢复了原有的色彩。

梅丛笑说,对于2006年的大修缮,很多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修这么长时间? 她说,事实上,建新房子很容易,而古建筑的修缮通常都会面临边施工边出现新问题的状况。在有些情况下,研究人员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案,只能选择相对好的解决方案。比如在修缮文澜阁的过程中,发现文澜阁存在主体沉降的问题,发现防潮通风地基、琉璃瓦残片等史料未载的材料和工艺,为此,在修缮过程中对原先的整修方案作了重大调整。

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浩介绍,2006年文澜阁修缮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沉降:“文澜阁几乎所有建筑都出现倾斜下沉,特别是藏书楼,最大沉降高差25厘米。地质勘探发现,文澜阁原先的地基在西湖淤泥之上,下面还有流水。前人夯实地基的方法是先在地底打木桩,再用石头压在上面,现在木桩已腐朽,起不到稳固基底的作用,我们请专家论证,决定用地下注浆的办法来解决建筑沉降。为了支撑主体,一共往地底注了3000包水泥。”

除了始料未及的“问题”,2006年大修缮维修时间长,还和这次修缮中有新的考古发现有关。

在文澜阁藏书楼和御座房下方,浙江省博物馆的研究员发现了直径10厘米左右的铜钱状镂空小孔。之前,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神秘的小孔作什么用途。地砖一掀开,谜底揭开了。原来,这是古人精心设计的“空调系统”。石砖地板下被架空了,这些小孔就是供空气流通的口子。“我们在开挖的时候发现地上有40厘米厚的通风层。地基下还能看到蛇蛋的壳,也就是说蛇都能在下面自由通行,通风道一直可以通到文澜阁的外侧。在这下面空气是可以流通的,以保持地面干燥,使屋子更加凉快。这也是江南藏书阁最大的一点特色。”梅丛笑说。

掀开原先屋顶的单筒瓦后,研究人员还找到了一些琉璃瓦残件。清 《西湖志》中曾记载,乾隆年间,文澜阁瓦片是绿色琉璃瓦。这样,历史资料和发掘实物吻合在一起。

另一个让梅丛笑等研究人员惊喜的发现是,在三层天花板上发现光绪年间的彩画:“是民间的原始无地仗彩画。我们只是在修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分,也不知道整体的状况如何。现在的技术对彩画揭开后怎么保护没有到达百分之百的可信度。要揭开彩画的真面,第一要技术成熟,第二经费有保障。当然,也要看文澜阁天花板载体保存状况如何,如果是有漏雨或有霉变的预兆,那么我们就马上揭开这个。在木质条件保存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先不动这个部分。”

南三阁本与北四阁本略不同

中国历代藏书,都有“书厄”之说。文宗阁、阁、文源阁《四库全书》皆毁于兵燹,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几乎毁于咸丰年间,幸得杭州藏书家丁氏兄弟抢救、补抄,后又经钱恂先生主持的“乙卯补抄”和张宗祥先生主持的“癸亥补抄”等,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基本恢复旧观。目前,文澜阁《四库全书》保存在浙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主管、副研究馆员张群从事古籍工作17年,研究专长为古籍整理与保护,尤其对文澜阁藏书颇有研究。2016年,她在浙江图书馆还举办了两场讲座,向普通读者介绍文澜阁和《四库全书》的故事。

上午十点,已经有读者来到古籍部阅览相关文献资料。张群告诉记者:“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已于1984年影印,并有了能全文检索的电子版。作为一般的文献阅读,可以选择在我们这边阅读文渊阁本电子版,或者去孤山分馆看纸质的文渊阁本影印版。若读者做专业性的个体研究时,确实需要查阅文澜阁本四库,比如说比较文澜阁本和其他阁本的区别,或研究文澜阁本纸张等,允许读者办理相关手续后在善本特藏阅览室阅览文澜阁 《四库全书》原本。”

为了让记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张群起身去古籍部藏书处取了四本清代乾隆版的 《四库全书》(又称原抄)。记者随即问起了当前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保存环境。

“为免霉变、虫蛀,以前每逢伏天都要晾晒阁书。据《文澜阁志》记载,每年夏伏晾晒之期,‘应需冰麝料价及阁夫管理费银六十两’。传统曝书方式大约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废止。后为防虫、防霉,有段时间是在书箱中放樟脑丸、干燥剂或灵香草。2002年文澜阁《四库全书》随其他善本书迁藏浙江图书馆曙光路总馆善本特藏书库,书库配中央空调、除湿机,条件比之前大为改观。文澜阁《四库全书》也换入新樟木书箱中庋藏。古文献保护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较高。为了更好保护《四库全书》及其它善本书,按照国家关于古籍特藏书库的要求,2011年浙江图书馆善本特藏书库加装恒温恒湿系统,书库相对湿度常年保持在55%左右,温度保持在20℃左右。而且白天阅览室温湿度也与书库一致。”张群说。

早些年,因为保存环境的限制,文澜阁《四库全书》 中也出现一些轻微的虫蛀、霉蚀、封面老化等现象。浙江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部首席专家童正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 《四库全书》 等古籍该如何保存时说:“古籍的保护要有一个好的书库,这是硬件条件。书库里面要有一定的设施,比如恒温恒湿、装具、书橱、书盒、樟木箱,以防虫。近年来,浙江图书馆保存的四库全书损害修补的情况主要分两种类型:自然损耗和人为破坏。自然损耗包括纸张老化、发脆、封面书皮脱落;人为破坏,主要体现在使用方面,少使用破坏就小。”

张群取来书后,她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桌面上,并向记者娓娓道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原抄绢面的文澜阁 《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取了一册。当年乾隆皇帝钦定 《四库全书》 采用四部分色绢面包背装。文澜阁 《四库全书》 经部葵绿绢面,史部红色绢面,子部月白蓝绢面,集部褐色绢面。四色绢面,不仅用以区别经、史、子、集四部,又象征春、夏、秋、冬四时。由于文澜阁 《四库全书》 历经劫难,如今这四本绢面的色彩都已大为褪色。当年文澜阁 《四库全书》 和扬州阁、镇江文宗阁 《四库全书》 是一式三份抄写,由浙江、江苏二省按四库馆的要求装潢,所以南三阁本用纸、用玺及尺幅相同。文澜阁 《四库全书》 开本约27.7×17.4厘米,比北四阁本略小。此外,北四阁本用玺与南三阁本不同。文澜、文宗、南三阁 《四库全书》 每册首页钤‘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印,后页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印。因为南三阁本是一样的尺寸、一样的纸张和一样的玺印,所以很难分辨你我。”

浙江读书人功不可没

张群接着介绍,现存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有36874册,其中乾隆时的原抄本9221册,约占四分之一,其他的为光绪丁氏或民国钱氏、张氏等补抄。尤其是杭州的丁申、丁丙两兄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咸丰三年 (1853)、四年(1854)太平军攻入镇江、扬州,文宗、两阁及书尽毁于兵火。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太平军两次攻入杭州。在文澜阁书遭受毁灭性惨祸之际,幸有杭州八千卷楼 (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传人丁申、丁丙兄弟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才使文澜阁书避免同遭文宗、阁书之厄。至同治十三年(1874),经丁氏兄弟拾捡搜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达8389册。正是先有丁氏兄弟冒险摭拾,不畏艰难补抄,才有随后之钱抄和张抄。”

光绪七年(1881),由前江苏按察使应宝时会同丁丙主持在文澜阁的原址上重建书阁,并添建了太乙分青室一些附属建筑。太乙分青室为士子抄阅、憩息之处。光绪八年(1882),丁丙主持《四库全书》补抄之役,设局杭州东城讲舍,雇用抄书员达一百余人。补抄所用底本,丁氏八千卷楼提供大宗,余为丁丙向各藏书楼商借。至光绪十四年(1888),抄成书2174种,残编补配891种,再加上原拾捡和访购的原抄,使文澜阁《四库全书》达到了原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原书匣、书架皆毁于咸丰兵祸,重新整理补抄后,除包背装保持原样,《四库全书》封面改绢面为纸面,木匣改用银杏夹板,易书架为书橱。虽是纸面,但仍经部葵绿、史部赤色、子部月白蓝,集部褐色。文澜阁《四库全书》经战乱,虽残缺赖抄配得以完整,但与本来旧抄还是有不同。因为补抄本有的是依据名家藏足本为底本,而原四库所据者有的为残本。如经部《尚书要义》二十卷,提要言缺卷七、八、九,但丁氏补抄本首尾齐全。另外,库书中有的曾经为四库馆臣删削,而丁丙补抄所据原本未经删削,故而恢复了原书的本来面貌。”张群说。

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不得不提的一段历史还有“战时西迁”: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为了保护好《四库全书》等,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组织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善本书迁出杭城。初迁富阳渔山,旋迁建德,三迁龙泉,后经教育部同意文澜阁《四库全书》 再迁贵阳,继而阁书入川。1946年7月,阁书才又安全运回杭州。

根据相关史料知,库书返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贵州想留这部 《四库全书》 在贵阳,理由是贵州偏僻,读书难,而江浙文化高;又有人想将此书留南京。对此,时任文澜阁 《四库全书》 保管委员会委员 (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 张宗祥巧妙地回复:“文澜阁《四库全书》 本是一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我个人有何意见可以发表。不过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公有的。”

“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所以劫后能残存九千余册,并补抄完整,是因与有丁氏兄弟、钱恂、张宗祥、陈训慈等对文化保护有拳拳之心志士的努力所分不开的,没有他们,将不会有今天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他们将载入史册,芳名长存。”童正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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