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城金藏今始“重归”广胜寺
为纪念 《赵城金藏》 抢运保护75周年，前天，临汾隆重举行首批百卷 《赵城金藏》 回归广胜寺捐赠仪式系列活动。
《赵城金藏》 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与 《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敦煌遗书》 一起被誉为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的“镇馆之宝”。从去年3月起，临汾市启动了为期五年的 《赵城金藏》 复制工程，运用现代科技结合传统工艺，对国图馆藏 《赵城金藏》 进行1：1原貌复制，每卷复制3件，1件回归广胜寺，1件入藏即将建成的临汾市图书馆，1件回赠出资单位或个人。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在捐赠仪式上指出，临汾采用政府组织、民间助力的方式，通过高仿制作重现 《赵城金藏》 面貌，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重要实践，是保护、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张健认为，此复制工程是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走过八百多年历史风云的 《赵城金藏》，它和临汾有着何种历史渊源? 它对中国佛教事业有何重大意义?75年前，八路军又是如何为之浴血牺牲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博工作者又是如何修复和妥善保存 《赵城金藏》 的? 日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专家和山西临汾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为记者讲述了这穿越时空的感人故事。
“松柏参天，殿宇雄伟，佛像庄严。五彩壁画，艺术惊人，惜为不肖者刮卖，仅存壁尖残余。‘上寺’距其寺 (下寺) 四里山腰，遥见林木中高耸释迦牟尼佛舍利塔，装以绿色琉璃瓦，八角十三级层角造有天龙八部护法神像，飞舞活泼，行色各异，端悬钟铎，每风至，声闻数里，循声登石级而达上寺。”
这是1933年夏，高僧范成法师来到山西洪洞县赵城镇附近的霍山南麓的广胜寺，留下的笔记。
相传广胜寺建于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建和元年 (147)，当时称阿育王塔院。唐大历四年 (769)，代宗皇帝李豫敕建重修，并赐额“大历广胜之寺”，意为“广大于天，名胜于世”。而它在中国佛学史上的特殊贡献，不仅在于其建筑群落布局严谨，造型别致，飞虹宝塔璀璨夺目，更重要的是它还曾珍藏护佑了举世无双的 《赵城金藏》。
九死一生，《赵城金藏》重见天日
“《赵城金藏》 的发现，对世界佛学的意义非常重大。佛教发轫于印度，但全世界佛教早期典籍保存得最多的却不是印度，而是中国的汉译本。”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部，研究 《赵城金藏》 几十年的研究馆员李际宁先生向记者娓娓道来，“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东汉至隋唐时期译成的，我国第一部木刻版的汉文大藏经在北宋开宝年间 (公元971-983年) 在成都雕刻完成，它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共五六千卷，卷轴式装帧，数千万言，这可能是人类在公元十世纪之前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佛教丛书，史称‘开宝藏’。但迄今为止，‘开宝藏’全世界只剩12卷，美国1卷、日本2卷、中国9卷。相对‘开宝藏’五六千卷的总量而言，存世者仅为只鳞片甲。”
北宋以来，中国历朝皆有整理雕印佛教大藏经的传统。“佛法强调‘三宝崇拜’，就是对佛、法、僧三者的供奉，佛是指佛像，僧是指僧人，法就是大藏经及舍利等。但到民国初年，因为战乱等各种原因，宋元明以来的各藏不仅经板早已毁灭殆尽，就是印本，也仅存零卷零本。国内比较完整的大藏经板，仅剩‘乾隆藏’一副经板，但因残损、混乱，如不斥巨资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予以重新修版，几乎没有再使用印刷的价值。”李际宁说，“当时，寺院和学术界都痛感缺乏大藏经，于是开始到民间‘寻觅古经’。”
1930年，陕西大旱。时任“华北慈善团体联合会会长”的朱庆澜将军在陕西意外地发现了颇为罕见的宋元版 《碛砂藏》，于是发起组织“影印宋版藏经会”，打算筹款影印 《碛砂藏》。但藏经会很快发现，缺卷太多，用行款相同的大藏难以补齐。1931年，藏经会召开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增补范成法师和黄赞熙为常务理事，并提出将 《碛砂藏》 从西安借到上海去拍照。
于是，范成法师开始在晋、陕地区调查古本大藏经。1932年九十月间，听说郿县魏家村凤舞寺有古经，但西安郊外又有土匪，范成等人甚至“著破衣”，化装前往，但该寺所藏是一部《永乐北藏》，不太理想。直到1933年夏天，范成到晋南赵城县霍山山腰上的广胜寺，才见到了藏于上寺的古本大藏经。“从文物角度讲，范成可称之为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大藏经的发现者。但是，他对这部大藏经的结构、规模、主持刊雕者、助缘人、刊刻年代、地区等，都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从学术史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蒋唯心。”李际宁说。
蒋唯心当年是南京支那内学院创始人、院长欧阳竟无的弟子，1934年秋，他受命前往广胜寺调查这部古本大藏经，一路颠簸，可谓九死一生。是年12月，蒋唯心在他发表的考察报告 《<金藏>雕印始末考》 中写道：“今秋，余谨衔师命，前往检校。九月二十九日渡江，十月一日抵潼关，阻雨不能前。三日侵晨微霁，赴河干唤渡，时风势未戢，舟子不敢应。适有临汾、洪洞二客，归期急迫，冒险登舟，余即提箧随之。缆既解，浪涌舟横，橹楫失效，拕工罔措，惟禁转侧，听其漂流。东下约二十里，始着浅滩，四顾荒野，无援手者。舟子勉曳舟就岸，余随众缘草蛇行而上。偶失足落水，耳目皆着泥沙，后遂致目疾”。
蒋唯心在广胜寺潜心研究四十余天，终于弄清了这套古本大藏经的来龙去脉：“此经原刻自皇统八九年至大定十余年，前后约三十载，以晋西南隅为中心，由私人募资，于天宁寺开雕大藏经版会刻成之，固毫无疑义。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蒋唯心的发现，举国震动，他是首次提出这套古藏应定名《赵城金藏》 的人。
李际宁强调，“《赵城金藏》 为‘开宝藏’的覆刻本，它学术价值极为珍贵。它的重新面世，对20世纪中国佛学的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卷首扉画，为《赵城金藏》所特有
佛学界和史学界公认，蒋唯心为《赵城金藏》 的真正发现者。李际宁说，蒋唯心的贡献为：“定名本部藏经为‘金藏’；首次将有关崔法珍的史料与本藏刊雕历史结合起来；全藏千字文编号起‘天’终‘幾’，凡680帙，推测全藏应有7000卷；《金藏》 之基本版式为每纸竖排23行，每行14字。其余著述部分，行款不同，盖‘多由单行本收入藏中，覆刻原版，遂不能一也’；大藏刊雕年代，虽‘未必适在皇统九年与大定十三年，然据此推测，亦不过远’；本部 《赵城金藏》 为元初太宗与其后听政时期补雕本。”
金代刻书于今传世甚少，《赵城金藏》 四千多卷均为珍贵的金代刻书的实物标本，仅从实物本身而言，就是中国印刷史上一座了不起的宝库，而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而言，更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李际宁说：“《大藏经》 为佛教经典的总集，它是包罗宏富的佛教典籍的综合，也是异域佛教中国化、融合演变发展的结晶与载体，但它又不仅限于佛经，是在佛教篇目体系下，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百科全书’。已故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老先生认为，《赵城金藏》 已超越‘国宝’，属世界文化遗产。”
1982年，国家组织出版 《中华大藏经》 (汉文部分) 正编，就是以 《赵城金藏》 作底本，按 《赵城金藏》 的目录体系，重新编辑影印。可见 《赵城金藏》 对中华文化的重大贡献。
但令人遗憾的是，记载主持 《赵城金藏》 刊雕的比丘尼崔法珍事迹的资料已随 《大元一统志》 《析津志》 等典籍的亡佚而流散，而最初记录崔法珍刊雕此藏的原始数据———赵沨碑，也在明代中期湮灭于世。蒋唯心曾说过：“明昌四年赵沨为崔法珍撰碑当有记载，惜有明以来，碑石久毁，无足征也。”
上世纪90年代，李际宁在研究国图收藏的 《碛砂藏》 之 《大宝积经》卷第二十九的时候，在卷末题记中发现了崔法珍刊雕 《金藏》 的碑文；2016年他又对山西绛县太阴寺发现的《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 进行了研究考证，于是梳理出了 《赵城金藏》 的来龙去脉：
“潞州长子县崔氏童女名法珍”，断臂出家，号召信众三千余人，化缘众筹。这部大藏经版虽有多处藏院合作，但组织者为崔法珍，由崔在山西运城县天宁寺雕造大藏经版，历时二十余年。经版雕成后，表奏朝廷，并进献经板，世宗皇帝“敕降童女菩萨以为弘教大师”。可惜的是，此经板在元代中期被毁。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忽必烈进了大都 (今北京) 还没有将国号改为“元”(史称“蒙古时期”) 之时，广胜寺僧人已到大都的寺庙重印了这部大藏经，虽然目前已难以考证究竟是大都的哪座寺庙完成了印制的壮举，但为这部古藏留下真迹而功德无量。这部大藏印好后，运回山西临汾广胜寺装潢，加装卷轴和扉画。此扉画为其首创，据专家考证，“开宝藏”中并无扉画。扉画的卷端，题有“赵城县广胜寺”，并珍藏在广胜寺，在霍山上的暮鼓晨钟里默默度过八百六十多年时光。
日前，记者来到临汾，在临汾地图上却找不到“赵城县”，其下辖的县市中只有洪洞县、赵城镇。洪洞县广胜寺文管所副所长段建风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当地行政区划调整，赵城县与洪洞县合并，赵城县县城原址改称“赵城镇”。
走进位于霍山的广胜寺上寺，前殿中间供养着多尊佛像，既有铜铸，亦有泥塑。四壁放置着10个似乎并不起眼的4开门的藏经柜，其中高的有近2米，宽也有近2米。岁月已经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斑驳的光影。
三面是敌，英雄虎口抢金藏
上世纪30年代，《赵城金藏》 重现于世，海内外为之震惊。蒋唯心的《金藏雕印始末考》 一发表，就引起日本学界的极大关注，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就有多篇学术文章介绍 《赵城金藏》。李际宁告诉记者，“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1924年 (日本大正13年)，日本学术界开始整理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1934年，《大正新修大藏经》 印行。就在这时，中国宣布发现金代雕刻的 《赵城金藏》，对日本的震撼可想而知。”
1937年，“七七事变”导致抗战全面爆发。日寇入侵山西以后，就一直图谋夺取 《赵城金藏》。当年太岳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1940年任太岳区第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的史健 (原名李维略) 曾指挥八路军从“虎口之下”抢运 《赵城金藏》。使这国宝免遭日寇洗劫。
幸运的是，在李际宁老师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史健之子李万里先生。李万里虽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思路极为清晰。为还原当年八路军抢救 《赵城金藏》 这段历史，三十多年来他访问了数十位父辈的老战友，对这段历史如数家珍：
抢运 《赵城金藏》 的时间为1942年2月。据他查证到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 (太岳版)》 曾刊登报道，全文如下：“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据确息，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且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并得该寺和尚之助，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
此文可信度极高，因为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已于6月中旬结束，日军退回原据点，而跟着八路军转辗山野反扫荡的 《赵城金藏》 也安然送到边区政府。此消息的公开报道，不会给这部古藏带来危害。
谁是日军要抢夺 《赵城金藏》 的情报来源？ 当年的太岳区第二地委秘书长(曾任国务院参事) 曾远回忆说，那时二地委地处太岳区的前沿，敌工工作开展得好，工作能做到敌占区的县城里头。当时的敌工人员都是单线联系，太岳区有的敌工人员就是由史健亲自谈话派出的，记得有穆彬、李力耕等同志。潜伏的陈焕章 (陈涛) 还当上了临汾伪大汉义军的少将司令。我记得日本人要抢广胜寺藏经的情报是从敌人内部获得的，说日本人打算抢经，但没找到藏经的具体地方。
据曾远回忆，这一重要情报的来源，是地下党安插在日军中的内线穆彬。穆彬是二地委的敌工部长，化名“马廷杰”潜入临汾日军69师团任情报班长。可惜，因穆彬1946年就牺牲，没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细节，成了无名英雄。
当年的赵城县委书记李溪林 (曾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 告诉李万里，一天中午，我在石门峪县大队部接到史健书记电话，说：延安有电报来，批准我们抢运经书。这部经书很珍贵，是国宝。你们务必做到：一、经书一定要拿到手；二、动作要迅速；三，要严格保密。当时，赵城有两座寺庙，兴唐寺比广胜寺大，开始我认为经书藏在兴唐寺的可能性较大，于是派县游击大队长徐芳生去兴唐寺调查，扑了个空，才知经书在广胜寺。
李溪林于是带徐芳生和警卫员赶往广胜寺，当他们向住持力空和尚说明来意后，力空面露难色，说：“太原失守前，一战区卫立煌中央军的一个中将军长亲自来找我要经，我没给。太原沦陷后，二战区阎长官派个师长来要经，我也没给……”经李、徐两人晓以大义，力空和尚深思后说：“要可以，但只能亲手交给朱总司令。”
“七七事变”至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与朱总司令曾在赵城县马牧村住过，在当地影响很大。李溪林劝力空和尚说，朱总司令在千里之外的太行山，等把书运到根据地，再让朱总司令的秘书写个借条送回来。力空和尚这才最终同意。
当时广胜寺的东北方向通往抗日根据地，而西北30里的赵城县有日军一个中队、西南洪洞县城驻有日军一个大队，正南15里的苏堡镇有日军一个小队。因此抢运任务由地委机关干部、军分区基干营一连和洪洞、赵城两个县大队在夜间执行。那时，经书已经藏到飞虹塔二层铜座佛空心的体内，由部队入寺取经，当晚12时左右将经书全部安全运出，由赵城二区干部群众牵驴运输。据老前辈回忆，在撤退的过程中，曾与日军发生交火，有多名战士牺牲。但我军没有恋战，将经卷直接运到根据地内安泽县的亢驿村，当时这里是二地委的机关所在地。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物资相当匮乏，纸张更为稀缺。有个别战士不懂经卷的价值，将经卷引首的空白处剪下钉成本子用。史健知道后痛心地说：“无知、无知、太无知了! 这纸相当于宋纸，都是宝物很珍贵，谁再损害要受纪律处分!”
这些经卷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日军就开始了“五一大扫荡”。反扫荡出发前，史健规定每个人都要背经卷转移，还宣布了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党纪处分。”
八路军就这样保住了 《赵城金藏》。在反扫荡中，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又有很多战士为保卫经卷而壮烈牺牲。
时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天珩 (曾任轻工部副部职)，在回忆中说道，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史健能慧眼识珠地想到抢运和保护这稀世珍宝，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真是为中华民族立了一大功。
纸寿千年，百废待兴救“金藏”
《赵城金藏》 虽未落入敌手，但状态并不乐观。“大概有三分之二成‘炭棍’了，”在北京国图古籍馆的文献修复组，研究馆员杜伟生告诉记者，“因为在反扫荡转移中，有的经卷藏身煤窑里，霉菌和煤灰把一卷卷的古藏都粘结在一起，从外观上看就像一根木炭，硬得就像一根木棍，亟待整理修复。”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1949年2月，当时解放军尚未突破长江天险，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就请示中共华北局及华北政府并获批准，将 《赵城金藏》 移交给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 (今国图的前身) 保管，可见共产党人对中华文化典籍何其重视。一个多月后，华北大学派员押送古藏到当时的北平。入藏北平图书馆以后，时任代馆长王重民和善本部主任赵万里对此非常重视，马上组织人手着手整理、修复这部珍贵的佛教经典。
是年5月14日，北平图书馆为此召开了首次为修复古籍而举行的研讨会，研讨修缮和保护方案，并由此成为学术惯例。根据国图保存的座谈会会议纪要，座谈会由王重民主持，北京图书馆著名版本学家赵万里、运送 《赵城金藏》 的张文教、巨赞法师和范文澜、晁哲甫、于力、马叔平、韩寿萱、周叔迦、向达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赵万里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保存原样”的修复原则。当时百废待兴，尚未宣布建国，国力维艰，但依然决定增派修裱技工，以每人每月小米180斤为月薪，而装裱所需纸张则由巨赞法师、李济深副主席和其他社会名人向海内外华侨信众募资筹得。
次年6月，巨赞法师募购广西沙纸已经运抵北京。至此，修复 《赵城金藏》 的用纸准备完毕。
“修复 《赵城金藏》 最难的是什么？”记者请教杜伟生。
“难度就在‘揭’，只要能把粘结在一起的经文揭开，一半任务就完成了。”杜伟生说。
揭，按传统的手法，既有干揭，也有湿揭。“当时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蒸揭，就是把经卷包上毛巾、外面再裹上纸，再搁在特制的笼屉里蒸。用水蒸气润一下，纸才能揭开，但不会破。如果揭到一半又揭不开了，说明水蒸气还没有进到这一层，就再蒸，直到书页全部揭开为止。”
“您不是说经文上长霉了吗？ 这怎么办？”记者问。
“揭开了就洗，用水温在90℃以上的清水漂洗。在洗去霉斑的同时，也杀死了霉菌。洗干净之后，再根据经卷本身的受损程度，决定是‘托’，还是‘禙’。后面粘一层纸、上墙绷平的叫托，粘两层纸的叫禙。全部修好了，最后再在经卷首尾两端加装天地杆。”
《赵城金藏》 的修复从1949年7月开始，直到1965年修复工作全部结束，前后一共用了近16年的时间。“这是技术活，”杜伟生说，“我们请来参加这一工作的，都是年龄在五十岁左右，原来就是在琉璃厂做古籍修复的老师傅。”
杜伟生向记者展示一件真迹影印的《赵城金藏》。记者用尺量了一下，扉画的尺寸是长38公分、高28.5公分；经文的尺寸是一页长47公分、高28.5公分不等。
李际宁先生告诉记者，在国图的精心保护下，《赵城金藏》 在“文革”中躲过一劫，目前安然保存在国图的地库中。总数有4813卷，每卷都放在一个有编号的楠木盒子中，一个柜子存放98个盒子。
“纸寿千年，”杜伟生说，“只要这样好好保护，再放几百年、上千年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