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医师赵炯：她的急救车救治过三万多人
本报首席记者唐闻佳
今年5月的一个下午，有人落水了。赵炯风驰电掣般赶到现场，二话不说，跪在打捞船的甲板上就开始抢救。赵炯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一名急救医师，她需要跟时间抢生命。
城市里，突发事件难以避免：交通意外、打架、跌伤……赵炯的工作就是奔赴这一场场突发和意外现场，去救命!
赵炯的个头娇小，但成绩却不小：整整21年，她把她的急救车当成了“车轮上的医院”，在这不足三平方米的“医院”里，她救治了三万多人，相当于一座小城镇的人口数。她用自己的技术与爱，守护着城市里最后一道生命防线。
快些再快些到达呼救者身边
5月4日上午八时许，大雨浇灌着申城。赵炯要出车了。司机侯建国按下急救车警报，“嘀嘟滴嘟———”，第一车目的地：工地，有人高空跌落。
迅速处理完第一车任务，回到普陀区人民医院内的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江宁站点坐定不到10分钟，第二车任务来了。目的地：和田路某居民区，有人拨打“120”电话说“透不过气，胸闷”。赶到居民家，快速检查、处理，就近送第十人民医院。第三车，东新路某小区。有人突发心梗，送华东医院急诊。
一上午，赵炯就重复着上车、下车、抬抱病人、急救等动作。大雨让申城气温骤降，很多人把脖子缩到外套里，赵炯只穿了件衬衫，一刻不停地奔忙让她对降温没有感觉了。“干我们这行，就是要跑起来，快些! 再快些地赶到呼救者身边!”赵炯说。
“上海人管急救车叫‘救命车’，我们的工作真是救人命的，责任感让你不敢有丝毫怠慢。”在赵炯眼里，当一根电话线被赋予“120”这三个数字后，它搭建起的是延续与保障生命的桥梁，这里饱含着百姓的期待与信任。
赵炯的抢救团队是一辆车、三个人，她和司机、急救员———也就是担架员，只要一上车，就是拼尽全力。
无数个“第一现场”，都是她第一个到达司机老侯说，赵炯做事“很拼”。有一次，他们去接一个摔伤骨折的老人，急救车开到弄堂口，他们傻眼了：那是旧里弄，老人住在三楼阁楼，从二楼到三楼的通道是只能容一人通行的铁质简易扶梯，担架床根本上不去。
这还是一个目测约有90公斤的老人! 赵炯决定拨打“119”电话支援。最终，她在消防战士的协助下，搭乘云梯，将老人用绳索从三楼悬降到一楼。
21年里，无数个“第一现场”，都是她第一个到达。有些现场可能涉嫌犯罪，她既要第一时间去救人，又要考虑尽可能不破坏现场原貌。
“与医院里的医生最大的不同是，院前急救人员完全暴露在陌生的环境里，随时面临危险。”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朱勤忠说，这考验一个“120”急救人的医疗技术、应变能力和胆识。
有100个理由“离开”，但“留下”就一条理由
院前急救人的世界，有甜也有苦。用赵炯的话说，这份工作虽然苦、累，但大伙基本还都能承受，真正的挑战或者说委屈，是来自病人和家属的不理解。
2013年，当赵炯和同事将一个病人送到某三甲医院时，医院连走廊都排满了病床。这车患者的病情不允许站立，必须躺着。这意味着担架床拿不回来了，这辆急救车也只得泊在医院急诊楼前“放空”，这就是“压床”现象。
等到这个病人被收治入院，赵炯车组赶到下一位摔倒在路边的老太身边时，耳边充斥着家属和围观群众的指责。“你们来得也太慢了!”“我妈在这里坐了快半个小时了，这么烫的马路，你坐下试试!”说到激动时，家属推搡起急救人员。顾不得这一切，赵炯赶紧蹲下，迅速将老人的下肢固定好，将人抬上急救车送往医院。“家属情绪过激是常情，但我们不能有情绪，不然就不够‘职业’了。”赵炯说。
这些年，赵炯内心也有委屈，那就是对家人的愧疚。因为工作的特殊性，逢年过节不能与家人团聚对她来说是常态。最让她揪心的是有一次女儿发高烧，赵炯的母亲抱着孩子到赵炯所在的分站医院挂急诊。结果，就在赵炯出车的那一刻，她与自己的女儿、母亲擦肩而过。那一回，这个坚强的女急救医生眼眶湿了，家人的支持让她感动。
这些年，与赵炯同期进入市医疗急救中心的女急救医生要么转岗，要么转行，她是留下来的“独苗”。很多人问她为什么坚守，她说：“也没觉得是坚守，一眨眼就21年了。”对赵炯来说，有100个理由可以选择离开：工作太苦、难以兼顾家庭、一身职业病，但是选择留下来，只有一个理由：喜欢这份工作。
这些年，上海不断加大对院前急救的人力、物力上的投入，一批有志人才加入了“120”。目前，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已有180名一线急救医生，其中女急救医生35人。
和赵炯一样，就是这么一个个普通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生命线。如赵炯所说，这最后一道防线，总要有人去守着的。
人物小传
赵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急救医师，从业21年，带领她的三人急救团队，日复一日与“死神”赛跑，抢救生命，为一个个家庭重燃希望。她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全年急救车出车量第一的业务成绩，救治患者于生死一线。2016年，赵炯获得我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 国医师奖”，与很多医学专家并肩而立。
左图:在疾驰的救护车上，赵炯为患者打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