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纪录片丨王安忆：十年计划 一朝回首
导语：
上海写作计划于每年九月到十月，邀请外国作家来上海生活，了解上海的历史，体验上海的日常生活，感受上海发展的脉搏。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走到了第十个年头，已有69位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作家，陆续来到上海，漫游、创作、寻梦……
这部影片，记录了上海写作计划的十年风雨历程，记录了他们默默坚守的初心。通过这部纪录片，我们能看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海纳百川和开放情怀，上海人的友善好客，上海文学的细腻与精巧。
转眼间，上海写作计划到第十个年头，身在其中不觉得，蓦然间回头，多少情景浮现眼前，仿佛从高速列车窗户外飞速掠去。
今天下午，上海写作计划十周年欢迎会隆重举行
2008年第一届，来了三位女作家，非常感谢她们，能够注意到这个初生的“计划”，连我们自己都没有信心呢，双方都带着怯意，还有相濡以沫的心情，在炎热的七月和八月的季节里，拘谨地度过驻市时间。
参加第一届的三位作家
第二届，来了五位作家，时间推迟到九月和十月，天气凉爽，大学也开学，就有了和学生们的见面，给“计划”增添一项节目。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其中一位作家因不可抗力缘故半途离开，人数减去一名，只比上年多一位，作为主办方的我们，未免有受挫之感。
王安忆在今天的欢迎会上
就像补偿遗憾，这一届中，我们交到了忠实的朋友，充当起信使、外交、宣传的志愿者，从而建立起两地长久的互往。就像水冲出闸门，事情变得顺利起来，申请者比较踊跃了，这也助长了我们的野心，我们尝试着邀请著名的作家，寄期望提高“计划”的知名度，可是事与愿违，回答我们的或者是礼貌的沉默，或者是委婉的拒绝，抑或也有，提出入住五星级酒店——对于这个要求，说实话，我们陷入两难境地。能够有成功的作家加盟，无疑能增添“计划”的光荣，可是，却违背我们的初衷，那就是生活在市民中间，认识一个日常的上海，而不是旅游地。
写作计划赠送外国作家书籍
我们的城市上海，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已经被符号化了，月份牌上的美人，留声机里的时代金曲，走秀场上的旗袍，孤岛时期的夜欢场，黑帮的夜店，这是一个旧上海，同时呢，还有一个簇新的。这个新上海，在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登场了。比如《碟中谍3》，比如《HER》，都有在上海采景的镜头，而这些电影又都是传奇的和未来的世界，看起来，上海变成一座想象之城。
上海作协全景
两个上海是上海，又不是上海，说它是，是因为它确实是从上海辐射出去的幻象，说不是，也因为这。它是幻象，幻象中的核子，那个结实的坚硬的毛毛糙糙被遮蔽的存在，里面藏着一颗真心呢！这就是我们要让人们看和了解的。
外国作家在王安忆家做客
也所以，我们为“计划”安排的住处是民居的公寓，从窗口可以听见市声，油锅的热和香飘进来，探出头去，底下是店铺、车站、地铁口、资金链断裂后的烂尾楼空地。早上是晨练的人群，走着匆匆的上班族；晚上，大妈的广场舞开始了；再晚一些的午夜，本来是清寂的，清洁工的扫帚划在路面上，落叶也划过路面，骤然间，拆除消音器的跑车呼啸而过，携带着二代的财富和颓废，喧嚣平息，路灯的光晕里，流浪猫出没，还有孤独的夜行人，也许因为失恋而无眠。
里面有许多故事呢，在等待着发现，将它们从水泥和钢铁的壳子里释放出来。我们要让“计划”中作家看见的，就是它！
外国作家在陈丹燕家做客
而五星级酒店，却是同质化的产物，还是商业的产物，走进去，你可以想像在任何的资本所到之处，它和在地的生活隔离着，也和在地的人隔离着。当然，我们非常理解这位作家的要求，生活在陌生的国度里总是让人不安，尤其是亚洲后发展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疏远，人们不知道社会主义中国正发生着什么，五星级酒店是个防火墙，给人安全感，代价是遮蔽真相。为了保持驻市的出发点，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了这个可能使“计划”名声大振的良机。
在放弃的同时，我们也经历着被放弃的遭际。不算多但也绝对不少，一些作家在最后的时刻，决定选择去另一个“计划”项目，要知道，全世界的“计划”不计其数，我们大概是最年轻最无名的一个，缺乏竞争力。
孙甘露
比如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假定同时有我们和他们两个机会，我相信、实际也是，胜出的总是他们，我们呢，也认了，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放弃争取。
孙颙
每一年的“计划”刚刚结束，我们就开始下一年的准备，在网上发布信息，征询驻沪领事馆的推荐，与各种文化交流机构联络，审核申请人名单和履历，有可能的话，阅读他们的作品，在亚洲的暑热中等待秋凉，九月来到，一位一位作家从扁平的纸面上走出来，变得活生生的，简直就像小说人物。许多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形态，遥远的想象变成现实，模糊变成清晰，也有的是反过来，固定的成见颠覆了。
赵丽宏
我曾经和一位印度学者聊天，各自描绘对彼此国家的印象，那位朋友说：你对印度的知识全来自西方人著作的书本！这让人惭愧，现在，印度的作家来了；在美国买瓷器，问到产地在哪里，回答说“Portugal”，一时想不出是哪里，又问是国家还是地区，回答是“一个国家，一个美丽的国家”，现在，美丽的Portugal的作家来了；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札波里亚尔内市的年轻的诗人来了，从北极光里走出来；身患罕见病的作家来了，说是罕见病，更像是阿尔卑斯山的冰雪塑成的，我们叫做“玻璃娃娃”——接受不接受他的申请，我们也考虑很久，瑞士是个高福利的国家，而处于经济飞跃时期的我们城市，发展是不均衡的，有的地方超前，有的地方还在蛮荒，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经过反复讨论，我们的决定是两个字，“欢迎”！非洲丛林里的作家带着她的鼓来了；保加利亚作家则带着她的歌舞；以色列的作家来了，巴勒斯坦的作家说来还没来，终有一天会来到；说着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诗人们来了；说着盖尔语的爱尔兰诗人来了；安徒生的乡人也来了，带来的是另一种童话传奇……
他们带来他们的乡音，加上我们的乡音，互相讲述故事，故事分两类，一类是他们真实经历的，一类是他们虚构假设的，这两类故事如何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事情的神秘所在，也是我们所以聚在一起的原因，它将互不相识的我们归为同一族群，名字叫“写作者”。
神秘性是如何发生的，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有人说是酒，酒有致幻的作用，但此“致幻”不是彼“致幻”，后者是无中生有，前者却是从实有出发，抵达虚有。有人说来自喜悦，也有人说来自悲伤，有的来自云游，有的则来自足不出户。
我喜欢其中一位韩国作家的说法，她的名字叫做“兰”，是一种花的名字，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总是象征的美好的事物。她讲了一个段子，说的是一位强迫症患者，去向精神科医生求诊，他顽固地以为他的眼睛是一颗煎鸡蛋，而蛋黄随时就要流淌出来，医生对他说，那么你就想象你是一片烤面包，将鸡蛋包裹起来。兰说，我的写作就是那片面包，将溃散的心托住。这个段子很有趣，深想起来，很有道理，写作其实就是寻求安全感，写作者大多是居安思危的病态人格。我还喜欢另一位印度作家的经验，她住在印度腹地的乡村，开一家诊所，为贫穷的村人治病，她的诊所挤满着病人，她说，这就是她写作的源泉。在这里，写作者又成了医生。事情似乎有些矛盾，写作者既是病人又是医生，但是也对，所以我们会有两个故事，从一个故事里分离出另一个故事，再从分离出的故事里回归前一个故事。你们看，我们在一起，就是这样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