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倾听·笔会精选丨罗达成：敬畏梅朵
突然接到报社同人告知梅朵去世的电话，感情上一时间很难接受。
报资深报人梅朵先生在家中看稿
说突然，其实也有些预感。去年五月间我和作家祖慰去中山医院干部病房探望他。这位当年主编《月刊》，在文学界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梅老板，瘦削、佝偻的身子无力地斜靠在病榻上，面色蜡黄更衬出鬓发的苍白，目光失神而凝滞。我跟着他为刊物奋斗了十年，直至奉命停刊。但他在我自报家门后才勉强辨认出我，而对他也很熟悉的祖慰则不无尴尬地摇头说：“记不得了。”告别前，我们跟他要《梅朵文艺评论选集》，陪护的阿姨立马答应给我们每人一本，但他指着我们两个大男人，提高嗓门喝阻道：他们两口子是一家人，一本够了。
我和祖慰相视一怔，无奈无言，心中在叹息。我们知道，在这里躺了将近八年的梅老板，已进入风烛残年，他的思维明显退化了。这位九十老人恐怕永远无法离开这间病房，且余日无多了。
尽管丧事一切从简，闻讯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和肖关鸿还是坚持前往寓所悼唁、作最后告别，我们当年是跟梅朵摸爬滚打操办《月刊》的左右手啊！梅朵是让人敬畏的师长，曾给我们太多太多的关怀、提携和鞭策。当我在他那和善而令人敬畏的遗像前鞠躬致哀时，往事随难以抑止的泪水而流淌。
上世纪50年代，梅朵和夫人、报记者姚芳藻在报北京办事处
梅朵曾经对自己以及跟他有过相同历史遭遇的人，下过这样的结论：人的经历，人的思想，决定着他的工作、他的生命价值。梅朵命运坎坷，这个老资格的报报人、《大众电影》主编，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彻底打翻在地，划为“右派”，先后送到河北、山西的农场、煤矿，劳动改造了二十多年，受了太多的苦和累。他曾万念俱灰，直至1979年，才摘去帽子，获得释放，回到报社工作。他觉得失去的岁月无法追回，只有在剩下的时间内加倍发挥光和热，所以多次向报社领导请命。次年，报创办了《月刊》，由他挂帅。
上世纪80年代，梅朵、姚芳藻夫妇在上海
江东无人不识君。这本定位在以文学为主，并扩及其他领域的综合性杂志，创刊号一炮打响。那是让人惊叹的名家云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巴金、茅盾、叶圣陶、唐弢、艾青、公刘、邵燕祥、王蒙、刘心武、舒芜、曾卓、冯亦代、董鼎山、杨宪益、谢晋……纷纷在杂志上袒露思想，展现风采。有口皆碑，刊物很快产生全国影响，而梅朵的编辑家声望，远远盖过他的电影评论家名头。
好稿难求，每期组来一大批好稿件更谈何容易！活力梅朵，性格张扬，他的组稿风格，让人钦佩，更让人敬畏。他的心脏早搏，血压很高，经常一下飞机，就揣着硝酸甘油和面包在北京组稿，挤公共汽车，一天跑五六家。北京的文学名家中，流传着一句话：“梅朵梅朵没法躲！”丁玲怕他，王蒙怕他，陈祖芬怕他，理由也怕他，怕他的执著和诚意。他要的稿子你要给他，而且要限时限刻。“下个月我给你稿子，这个月不行。”“为什么不行？我这个月就要！”他就是这样斩钉截铁，“说定了，我版面给你留下，开天窗你负责。”没有人有勇气抗拒他的铁腕，他的精神轰炸。在那个年代，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加急电报——夜深人静，摩托轰鸣，咚咚敲门，举家惊惶，邻里不安。梅朵对拖延交稿的大名家，毫不手软地连续使用这致命武器，且战无不胜。
我亲眼见识过他向丁玲逼稿的全过程。那一期，刊物亟须丁玲写篇重头稿子，但她正好因病离开北京躲到外地静养去了。梅朵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到丁玲家，但任凭他软泡硬磨，或是发怒、咆哮，她的家人咬定青山，坚不吐实，他们怎么能让梅朵去折磨老太太呢？梅朵无奈，打了一长串电话到作协，到熟悉丁玲的北京朋友处，从早到晚攻坚一整天，终有突破——名不虚传的“没法躲”，居然打探到了老太太在鼓浪屿一家宾馆的房号和电话。羊落虎口，老太太惨了，在顽强抵抗了一阵以后，梅朵以大嗓门发出最后通牒：这一期，非要这个稿子不可！马上写，写完了给我，就不打扰你了。你不写，我马上乘飞机赶过来！丁玲知道这位50年代就相识的老友的行事风格，不得不屈服了。
言传身教，使我们这些梅派传人组稿都有些强悍，有些霸道。到作家家里，看到好稿子就“拦路打劫”。作家为难了，“不要紧，我给你打收条，承担责任，稿子被《月刊》某某取走，此据。”陈祖芬曾痛苦地回忆道，一次发高烧，不能动弹，但我为逼她完成一个重要稿件，下了“死命令”，只要有一口气，一定要完成！最终她还是奇迹般地交稿了。作家们每每“逆来顺受”，不为别的，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编辑部积累下深厚的友情，大家都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都看中这个刊物在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外面人没法躲，编辑部内部的人更没法躲。一般而言，报社各部门都不愿意要作家，觉得他们散漫，老想着自己写东西，梅朵不这么想，把报社的作家搜罗一空，我也是被梅朵从“笔会”调来的。我们十个组稿编辑里，有六七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是写报告文学的，当时分管报告文学栏，为避嫌，把自己写的稿子给别的杂志，但刚要寄走，给他看见了：“快，打开让我看！”不容分说。他看完觉得满意，就扣留了，“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己用，发排！”他逼你组稿，要亟尽全力把最好的稿子抢到手。他也逼你写稿，不断敲打你，提醒你，记住你的另一身份——作家：“当了编辑就不写东西，算什么作家？拿不出好作品，怎么能跟别的作家平起平坐，在一个高度上对话？”
为了确保每期的重头稿，他还常常搞“突然袭击”：有时是原本应允稿件的作家有意外变化，爽约了，他替你订好飞机票，让你当天出发救场，必须在杂志截稿前赶出新作来，我的《你好，李谷一！》就是这么逼出来的。还有一次，我在武汉祖慰家组稿，他的电话到了：“中国足球队3：0大胜科威特，扬眉吐气，史无前例！你马上赶到北京采访，这一期做头条！标题我替你想好了：《中国足球队，我为你写诗！》”他布置任务都带有决断的感叹号，不容分辩，不容讨价还价。
跟梅朵干活很累很累，他要把你榨干，但我们心甘情愿，因为他老人家首先把自己榨干了，瘦削得只剩下坚韧的筋骨和跳动不太规则的心脏。况且，我们一个个组稿、写作双丰收，何乐不为！这是我们刊物的全盛时期，也是个人创作的黄金岁月。
工作很忙，心情很舒畅，编辑部空气相当活跃。我们每周开选题会，为对一个稿子的评价，为挑选下一期封面，或是一个重大选题找哪个作家，常常跟梅朵争论得面红耳赤，简直像吵架。梅朵曾大发感慨：我们编辑部，那是一个很难再次找到的生命集体，他们像一团火似的，把一切投入了工作，他们没有别的考虑，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如何把杂志办好，很少计较个人的得失，因此编辑部的会议虽有热烈的争执，却没有造成相互间的隔阂，只有意见的对不对，没有地位的高与低。所以总能做到畅所欲言，发挥每个人的才智。
“阴暗面”的东西传得快，不熟悉梅朵的人，只知道他脾气坏，很霸道。但一见面，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恶名在外的梅老板竟是一个待人礼貌和善、说话轻声细语的好老头。刚时刚来柔时柔，好脾气是梅朵的常态——只不过在追稿逼债、争论问题时除外。他总是笑眯眯的，对部下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见我们忙得顾不上家，他常常抽空问你的家事，你的孩子。一旦有谁身体不适，他马上给你打电话，写条子。他的曾祖父是中医，他夫人的兄弟姐妹里也有几位是在上海有影响的名医，医疗资源很充沛。有时，一些没有名气的作者到编辑部来，梅朵会跟人家聊上个把小时。一位在《月刊》崛起的上海报告文学作家，之前一直被退稿，梅朵和我劝他不能泄气，后来真的越写越好，有些还做了当期报告文学头条。若干年后，这位作家对我说：“知道吗，我是被你们的话震动了，才憋了一口气。你们当时说，‘没在《月刊》报告文学栏上发表过作品，算不上报告文学作家；没在这一栏上做过头条，算不上第一流报告文学作家。’哎呀，这话口气多大，却绝对是大实话。”这话的版权是梅老板的，我只是稍许梳理了一下转发。对一些重点作者，梅朵要求我们，一定要感情到位，服务到位。1982年，我们专门派到北京沟通全国评奖事宜的编辑，在第一时间把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得奖篇目传回来，梅朵心急火燎地催促说：赶快把消息告诉得奖的作家！肖复兴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也获奖了，打电话到体育馆路杂志社，没人接，打到家里，他爱人说他到江苏开笔会去了。我先后找了江苏几家杂志社的七八个朋友，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最终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肖复兴。“天哪，你怎么能找到我？”梅朵也乐了，他抢过电话，热情祝贺肖复兴。梅朵对我们这些小辈爱护有加，在当时那种论资排辈的年代里，他力主把三十来岁的我和肖关鸿提拔为副主编，把我们推到第一线，轮流当班，充分发挥创造力。提携之情，铭记在心，激励我们日复一日地为刊物呕心沥血。办杂志，梅朵不拘一格，不守株待兔，不唯唯诺诺，而是充满了主动性和责任感。他很敏锐，在发现报告文学这一关注现实、触及时弊的文学样式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之后，就要我们大大强化这个栏目，拉开架势组稿，每期发三到四篇，五万字左右，而且头条一定要打得响，一定要在作家圈和读者群中产生震荡。我们紧紧抓住全国最好的几十个报告文学作家，几乎每天在给作家们写信或打长途电话，交流、沟通，问他们手头有什么选题，反反复复地叮嘱，写好了赶快给我们，要是有问题需要商讨，我马上赶过来。那时，我一年有六七个月在各地奔波，或组稿，或采访，而对北京一些超一流报告文学作家的重头稿件，有一阶段梅朵让我每个月专程前往去取，当场看定，以确保质量和时效万无一失。梅朵很得意，我们成了推动全国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领头羊之一，在中国作家协会评定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项中的得奖篇目数，我们每次都与《人民文学》不相上下。我们相继推出的几期报告文学专辑，也得到读者强烈反响，刊物发行数直线上升，一度稳定在20万份以上。
“草根微吐翠，梅朵半含霜。”《月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的大时代产物，她在艰难中创生。作为思想者、呐喊者、践行者，躬逢其盛的人都是幸运儿！我们很留恋这十年，也珍惜这十年，享受这十年。1990年，当我们走向报社新的部门时，我们这样安慰自己：“只在乎曾经经历和拥有，不在意天长地久。”而已经古稀之年的梅朵，也确实该休息了。在一场激情投入后开始离休生活，意犹未尽的梅朵有着无限感慨：“这十年，尝尽了办刊的欢乐和艰辛，也真正体现了我生命的价值。”之后，豪气不再的他淡出了公众视线，我们也很少见到他，但我经常跟我的同事们以敬畏之情说起梅朵的编辑精神。
如今，集刚柔于一身，有时如暴风雨般犀利，有时如春风细雨般温和的梅朵已经远去。“这样的长者并不多见，这样的编辑几近绝迹”，当我把消息告诉各地的一些作家时，他们无不感慨万端。不仅如此，虽然岁月流逝，在北京，在上海，在各地，仍有多少文学名流和普通读者，至今还珍藏着全套《月刊》——毕竟，这是一代人永远的记忆。
2011-1-24，写于鑫城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