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协和医事：好医生如何诞生

在协和自办医预科的阶段，林巧稚参加的那场入学考试，后来经常有人提起。

1921年夏，林巧稚从鼓浪屿动身，赴上海报考协和的医预科，那届只招25名学生。最后一场英语笔试时，一位女生突然中暑被抬出考场。林巧稚放下试卷就跑过去急救，结果她原本最有把握考好的英语却没有考完，以为自己这回必定落榜了。可是一个月后，她却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监考老师给协和医学院写了一份报告，称她乐于助人，处理问题沉着，表现出了优秀的品行。协和校方看了报告，认真研究了她的考试成绩，认为她的其他各科成绩都不错，于是决定录取她。

▲林巧稚，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

后来，协和医预科教育的大部分转入燕京大学时，入学考试内容“有些像现在的智力测验”，“题多，要求敏捷，英文要求较高”。协和毕业生张之南回忆他在1949 年的英文考试内容之一是，要求用英文写出《桃花源记》，“需会背原文，又能译成英文，中英文都要好”。

从协和开创之时，就特别强调医学生的生源质量，医学生入学前要有至少两年的大学基础，学习过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为了让更好的学生学习更高级的课程，原计划两年的医预科教育在学校开张时延长至三年，以保证学生在进入医学院学习前打下扎实的基础。其课程包括：生物、化学、数学、物理、中文、英语和现代欧洲语言。这些课程如有可能，应在综合大学里完成。

但在协和创办的那个时代，中国的综合大学还达不到协和期望的医预科水平，不能提供充分的医学基础教育。为了从一开始就保证高标准，协和做了一个决定，即自办医预科。

自办医预科招聘的第一位教授是物理系主任斯狄弗勒，他此前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物理课。化学系主任是拥有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威尔逊（Stanley D. Willson）。生物学系负责人帕卡德（Charles R. Packard）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英文教师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是传教士之子，精通汉语，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知名的汉学家。

据说，协和在为医预科物色教授时，除了从国外聘请，还试图去找那些“受过很好的中文传统教育，同时兼有现代观点”的中国人。挑选中文老师时，顾临推荐一位名叫胡适的人，说此人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过学，是哲学博士，中西兼通。胡适虽然最终没有进入协和医预科教授的队伍，但后来却进了协和的董事会，参与决策协和事务。马鉴成了第一期医预科的中文老师，后来他成为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有人曾评价，协和是一所“其标准之确定无视所在国的实际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医学院。胡适将协和比喻成“一所独轮手推车式的国家里，飞机式的学院”。

自办医预科学校的最后一任校长回顾自己在北京5 年的历程，着重提到医预科学生的能力：“学生整体上都很强……同学之间的成绩几乎不分伯仲。”严格的医预科教育，从一开始就成为协和办学的一大特点。

协和医预科停办后，一部分老师调往燕京大学任教，大部分教学设备也都送给了燕大。燕大医预科成了协和医学生的主要来源，逐步占到协和每年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二。

在燕大的医预科生活

这时的燕大校长是司徒雷登，他有着生长于一个双重世界的特殊生活经历：由父母和一小群讲卫生的白人长老会传教士所代表的小世界，以及由“可爱、愉快，但并不怎么讲卫生的中国人”组成的大世界。对他来说，这两者间有密切的关系。

燕大与协和的合作持续到1951年。燕大的医预科一成立便成为校园的焦点，医预科学生“人数少、质量高”，被称为燕大“精华”。燕大对这些学医的学生有个规定：至少要选修人文科学的入门课程。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们有机会沐浴在大师们共聚一堂的浓厚学术氛围中，比如听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讲《史记》，听聂崇岐讲《中国通史》，听沈乃璋讲《普通心理学》，听赵承信讲《社会学基础》……

曾在燕大就读的雷洁琼，回忆燕大教授们的教学方法：“我选修的是东洋史。东洋史不讲课，按翁先生（翁独健）指导，自己到图书馆查阅和浏览书籍，做读书卡片，学期末上交评分。教学法与众不同，既传授知识，又教给做学问的方法，一举数得。”在生物学界享有盛名的胡经甫，在讲无脊椎动物时，不许学生们记笔记，要求学生全神贯注听讲。他一边嘴里说，一边画，既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听过他课的学生，都印象极深。

当时学校规定：“医预科期间，学生必须读完中文、英文各192小时，生物384小时，数学96小时，化学544小时，物理384小时，还有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在结束医预科学习后，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并参考医预科时的各门成绩和老师的推荐语，最后决定是否被录取进协和医学院本部。协和的张之南教授回忆，当年考试过关后“还要经过很特殊的面试，教授请考生到家吃饭，边吃边谈，谈家庭、志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等，一律用英语对答。在此过程中，了解考生的举止、言谈、表达和英语会话能力”。

人文心和科学脑

有人会问，在正式跨入医学院之前的医预科准备，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浪费时间？也许对于医学生来说，在正式接触医学之前，非常重要的是：准备一颗人文心和一副科学脑。

“科学脑”对于当时的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内涵。

在参加1914年1月的“中国讨论会”前，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受卡内基基金会所托对中国进行考察。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东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差异：

东方人（除了近期的日本）从未运用过归纳哲学。西方在过去400 年里，正是凭借归纳推理的方法得到真知，取得巨大的进步。与此相反，东方人主要依靠直觉和冥想，而且从权威那里接受生活信念和宗教信仰。

他将西医视为向中国引入归纳推理法的媒介，以训练年轻人的观察能力、如何准确记录事实，然后在对事实的观察和比较上得出正确、有限度的推理等。“西方内科学和外科学，是我们送给东方民众的礼物……在传授归纳和推理法方面，再没有比医学更合适的学科了”。当时中国的学生，缺乏在观察和归纳法方面的教育。以上海哈佛医学院为例，该学院的入学标准很高，学生入学前已在圣约翰大学受过一般教育。当艾略特在上海观察这些一年级学生做实验时，却发现他们不具备最低限度的使用归纳法的能力：

他们从来没有在此基础上学习过，从来没有人在此基础上教过他们，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归纳法是什么。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化学、物理或者生物知识去解决我们医学院一年级的科目，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归纳法。

艾略特建议，必须在医学教育中，贯穿使用归纳法进行科学教育和实验室教育：“没有这样的培养，我们就不可能在中国为中国人建立可信赖的医学院。”

双向选择，吸收“真正适合学医”的人

作为中国第一所八年制的医学院，协和如何选择“真正适合学医”的医学生呢？从协和医预科的设置便能看出八年学习中前三年的作用：一是在进入医学院之前，打下广泛、坚实的人文基础和自然学科基础，塑造“整全的人”，为日后造就优秀的医学生做准备；二是在医预科期间，协和学生实现了八年中的第二次“双向选择”。

第一次双向选择是由高中考入综合大学的医预科时；第二次是在第三年读完医预科之后，大部分学生考入协和，少部分学生因成绩或健康问题不能进入协和，就在原校继续读一年（多为生物系），然后毕业，获取理学学士学位；第三次双向选择是在进入协和读完一年之后，有些学生同样因健康或成绩不良留级或退学，或由于个人意愿改变，另谋出路。

一所能够实践真正大学理念的大学，能将献身探索和传播科学真理的人们集合在一起。在协和的办学理念中，体现了大学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教化“整全的人”、职业训练、科学研究。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将任何一件事从其中剥离出来，都会损害大学的精神实质。

协和医预科的设置，从20世纪初就实现了医学教育与综合大学相结合的设想。在医学院普遍“精神缺失”的当今，除了感慨、赞叹协和曾为实现高标准而自办医预科的决心，设置医预科的意义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正如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

*本文摘自《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常青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