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家世》再版前言:周恩来家族的变迁是社会的缩影
书名: 周恩来家世
作者:李海文 编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1989 年我担任《周恩来年谱(1898—1949》 的副主编, 参与写作的《周恩来传》出版后,又与研究周恩来生平与思想的同仁们合作,出版了《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研究述评》《穿过硝烟的握手》《周恩来青少年的故事》《伟人周恩来》 及《周恩来家世》 六本书。在这六本书中我最钟爱的是《周恩来家世》。 原因有两个,首先,这本书我付出的心血最多, 为此住院半月有余。
我从 1995 年发起组织四方(李海文、 张能耿、 周秉宜、 秦九凤)、 三地(北京、 绍兴、 淮安) 的学者通力合作, 历经两年半才写出了《周恩来家世》 一书。 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我考证了周氏家族从 1017 年到 1983 年, 前后长达近千年的家族史。 在这段周氏家族史中, 由于人口众多并时过境迁, 不少人名不见经传 ; 不少地方发生变化, 难以查找 ; 不少称谓都已经消失。 这对于作为一个党史研究者的我来说确实勉为其难。 周氏家族根深叶茂, 支系庞大, 繁衍近千年 33 代家族史, 文中涉及人物达数百。 而我出身一个简单的家庭, 不仅要理清周氏家族庞杂的关系, 还要烂熟于心, 绝非易事。 中国人对亲戚的称谓复杂而严格, 是以周恩来为准, 还是以回忆者为准, 大不相同, 常易混淆。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不少称谓不复存在。 仅举一例, 周恩来出身旺族, 众多的亲戚是读书人, 以前读书人除有名外, 还有字、 号, 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称谓。 随着时代变迁, 人物身份的变化, 有的人更是数次更名, 因而要将上千个名、 字、 号、 官阶变化一一记住, 实属不易。
本着厚今薄古的原则, 此书写了近 200 人的传记, 其中超过 500 字以上的就有80 多人。 近千年来随着周氏家族不断繁洐、 迁徙, 从湖南迁到河南, 而后到浙江杭州、 诸暨、 绍兴, 最后周恩来所属的这支才落户于淮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为此, 本书介绍了与周氏家族有关的十多个地方的历史与现状。从周恩来起, 上溯四代都是师爷, 为他们立传, 用事实为绍兴师爷正名, 冲破了 100 多年来社会贬低、 丑化绍兴师爷之风。 我认真阅读了中国近代史所研究员郭润涛写的《官府、 幕友与书生——师爷研究》 一书, 并请他特为本书写了《绍兴师爷》 作为附录(见附录九), 对绍兴师爷的形成、 作用、 思想、 生活状况及优劣做了详细的分析, 从而增强了此书的学术性和思想深度。
出版时, 读者对本书反响较大, 这是我喜爱此书的第二原因。 该书出版后盛况空前。 第一次印刷二万册, 同年便加印了。 1998 年 2 月中旬, 绍兴举行了纪念周恩来百周年盛大活动。 单单这次会议就订了一千册, 发给与会者, 人手一册。 浙江、 杭州、 绍兴各报纷纷报道了此事。 此外, 该书出版后收到许多海内外读者及专家的来信, 尤其是周氏后代的来信, 鼓励我并问询自己那支的情况。 特别是本书引起研究宋史学者的注意, 中国社科院研究宋史学者吴丽娱虽然认为朱熹写的《克顺公紫岩谱序》 是伪作, 但是在她著文评论本书时这样写道 :
此书从研究周恩来的出身家族出发, 详细地排出叙述了有史可考的周代祖先世系, 及有关的周恩来内外家族亲属事迹。 书中征集引用了大量地方志、 族谱、 墓志等材料, 以及报刊文章、 照片与采访记录等, 许多尚属首次发表。 本书编著者抱着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 在陈述有关人物及与周恩来的关系时, 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这使本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特别是各种族谱、 家传的综合利用, 使得关于周恩来总理的出身家系, 有了比较完整而清晰的面貌。 而这样的写作内容及方式, 在有关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尚属第一次。本书通过对周恩来家世系和家族成员事迹的详尽阐述, 儿时及青年时代所受家族的教育、 影响与熏陶, 因家族变故而受到的锻炼, 以及周恩来本人对家族谱系、 家族成员的承认与尊重, 清楚地呈现了周恩来个人生活经历的另一个侧面及重视传统、 尊重历史的态度。 使人对于形成周恩来人格的深厚文化底蕴有了切实的认识与了解。 它的写作和出版,说明编著者抛弃了以往关于出身的简单概念化, 而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写作这本书, 对我来说, 不仅“对于形成周恩来人格的深厚文化底蕴有了切实的认识与了解”, 使我对研究周恩来的性格、 思想形成有了深入了解, 而且还远远超过党史的范围, 通过诸多传记, 对研究中国民族的迁徙史、 民俗、 伦理道德、 家族兴衰的规律获得大量的考证材料和依据。现在离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十八年, 时代在前进, 人们的观念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的认识也在深化。
1997 年时, 我在研究周恩来上溯四代的周氏家族史时, 归纳出了两个特点 :其一是紧密性 ; 其二是世代为师爷, 擅长“佐官制吏”。 此次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了第三个特点, 这就是 : 他们除祖茔地外并不置地产, 只有房屋若干。 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才干、 学识、 品行端正立足社会、 谋求发展, 所以有良好的家风, 注重对后人的教育, 并将他们培养成有道德、 有真才实学的接班人, 以期做一个对家庭、 对国家有益的人才。
周恩来受到师爷世家的影响, 在 1997 年时我们看到周恩来受消极影响多一些, 对周恩来旧家族的批判多一些。 周恩来提出人的一生要过好五关 : 思想关、政治关、 社会关、 亲属关、 生活关(详见本书第十三章)。 这些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坚持, 尤其是在反贪腐的今天更应该发扬光大。 但是, 只强调师爷世家消极的影响是片面的、 错误的。 既然师爷擅长“佐官制吏”, 那么他们的治国理念、行为方式、 行事规矩等经验就必然有可取之处, 有值得后人借鉴、 学习的地方,如仁恕治狱。 现在我看到了师爷世家对周恩来正面的、积极的影响。 这些可以概况为以下几点 :
1. 书香门弟, 家传久远, 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素养高。 从小养成学习的习惯和自学能力, 勤学好问, 善善人长, 知识广博。 所以周恩来常说 :“活到老, 学到老。”
2. 有品德, 讲操守。“文革” 中, 他常说 :“我就是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言行一致, 做到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逝世后, 百万群众自发为他送行, 称他为“人民的好总理”。 纵观历史, 放眼世界, 有谁得到这样的评价!
3. 从小耳闻目睹, 知道朝廷政治、 经济体制及运行程序、 规则。 懂规矩, 知进退, 办事有分寸。 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能力、 组织能力。
4. 从家族的变迁, 知道世事艰难。 大家庭人多口杂, 要取得共识, 做成一件事, 实在不易。 他从小身处复杂的环境, 养成极强的责任心。 做事兢兢业业, 慎始慎终。 他常说 :“戒慎恐惧, 如履薄冰。” 越是复杂越能显现他的才华。
周恩来 18 岁时, 四伯父到奉天(今辽宁) 西丰县工作, 他写信说, 西丰“僻处奉北, 政塞俗陋”, 建议伯父 :“大人虽欲力求真实, 曲高寡和, 恐不易为力。处兹浊世, 惟有直道求己, 枉道恕人, 方可与众共立(克见容于世)。” 他一生都是“直道求己, 枉道恕人”。
他深知在中国, 共产党发展壮大甚为艰难, 因外有敌人的镇压、 压迫, 内有意见纷争, 各派政治关系常常势均力敌, 相持不下, 甚至反目为仇、 形成分裂之势。 周恩来的思想从不走极端, 他知道要取得胜利, 除有正确的政策外, 还要顾全大局, 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 团结, 这是十分重要的。 他不计前嫌, 不怕攻击和误解, 挺身而出, 忍辱负重, 坚守岗位, 苦撑局面, 力挽狂澜, 维护了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 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刚一开始他的举动不为激烈相争的人们理解, 被指责为中庸、 调和。 但是, 当人们看到由于他的苦苦支撑和坚持, 终于使我们党渡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与难关, 才渐渐认识到他在党内起的中和作用, 稳定作用, 团结作用, 是难能可贵、 无可替代的。 周恩来在人民中的崇高威信是历史形成的。 周恩来的这些品质就是在这样家族教育、 薰陶中而形成的。
5. 师爷的理想是做像张良、 诸葛亮这样的将军、 宰相。 出将入相, 而没有当刘邦、 朱元璋的想法。 没有称王称霸的僭越之妄想, 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有个人野心。 周恩来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出路和前途, 而是国家、 民族的解放和兴盛。 所以他在“文革” 中能说出“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样惊天地、 泣鬼神的话。
在此次增订过程中, 再次研读、 修订周恩来的爷爷、 外祖父、 二伯、 六伯等人, 增写民国总理钱能训的传记时, 进一步发现周恩来从少年时代就与这些达官贵人有交往, 通过这些日常的交往, 使他认识到, 统治阶级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不是清一色, 也是各不相同, 各有千秋, 统治阶级内部保存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优良传统, 更何况随着社会的变化、 发展而进步、 变化, 其中不乏为民为国的志士仁人。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不少是来自于旧阵营。 如朱德、 刘伯承、贺龙、 彭德怀、 叶剑英、 杨度等等。 朱德放弃高官厚禄, 1922 年 7、 8 月间千里迢迢从四川到上海找到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 提出入党要求。“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 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 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以此将他拒之门外。
为了寻找共产党, 同年 10 月朱德远渡重洋, 到德国见到周恩来。 俩人彻夜长谈,相见恨晚。 周恩来同意他入党的要求, 并报上级得到批准后, 亲自做介绍人。 这年周恩来仅 24 岁, 陈独秀 43 岁。 这件事显示出周恩来早在二十几岁就从实际出发, 不拘泥教条、 概念, 有过人的胆识和担当。 1927 年周恩来亲自做贺龙的工作, 并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 起义军南下, 在瑞金, 周恩来亲自出席贺龙的入党仪式。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时, 发现商品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原素形态(财富的细胞)。 商品和货币的流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资本。 资本的产生表示着商品经济相当高度地发展, 不单一般生产物(包括生产手段与消费资料) 当作商品生产出来, 在商品市场上出卖, 同时人的劳动力也当作商品出现在劳动市场之上。 资本主义的商品不仅有使用价值和价值, 而且价值中包含有剩余价值。 他在分析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 计算劳动力的价值时, 将种种劳动化作简单劳动(即体力劳动), 说可以“把一日高级劳动还原为 X 日简单劳动”, 但是没有展开论述。 由于中国是一个商品、 资本都不发达的国家, 很多人由此误解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无产阶级, 脑力劳动不是无产阶级, 甚至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周恩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并不墨守成规, 由于他众多的亲属都是读书人, 这些人中有 : 官僚、 中下层官吏、 师爷、 医生、 教师、 学生、 作家、职员、 生活状态种异的市民、 甚至是革命者, 通过自己对这些人的观察, 对社会的研究, 他认为脑力劳动即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也是受剥削、 受压迫的, 也是革命的依靠对象。 早在 1957 年他就提出 :“他们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基于周恩来与社会各阶层的接触、 往来, 特别是与城市中各个阶层的交往, 使他熟悉众多阶层的社会形态、 生活状态、 生活习惯、 思想理念及其心理、秉性、 语境、 为人处事之道, 知道他们在经济、 政治、 思想及文化上的诉求。 所以他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他一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提出“求同存异, 广结盟友”“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等行之有效的方针、 政策, 团结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
胡乔木曾经这样评价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 他说 :“没有南方局大量的工作, 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很出色的。 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 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就没有今天的格局。 因此, 可以说,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 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多方面的。 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 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为我们党团结争取了许多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总理。
1949 年 10 月 19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以及下属委、 部、 会、 院、 署、 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 在这次任命中,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 4 个副总理中,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2 人 ; 21 名政务院领导中,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11 人 ; 政务院下属 34 个机构的 109 个正副职位中,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 49 个, 其中 15个是正职。 历史证明他对复杂的中国社会认识是深刻的、 全面的。 这些都与他的家族、 早年经历有关。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发扬, 本书在此仅抛砖引玉而已。
1997 年时, 我关注家族对周恩来的影响多些。 今天, 反贪腐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 使我常常思考贪腐产生的社会、 家庭原因时, 从而认识到周恩来率亲属、 后人改造旧家族, 移风易俗, 对社会所起的表率作用。 周恩来历来认为家事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 从不把家庭应承担的责任推向社会。 有族人求他要他解决更好的工作, 他专门召开家庭会议, 在会上对这些亲属说 :“我们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 我们要承认家族之间的关系。 问题是不能依赖它。 但是, 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裙带风。 想靠我给你找个好事。 这点我做不到。 你只能依靠自己, 要自食其力。” 1950 年前后, 周恩来的许多亲戚失业, 无以为生, 写信求救, 周恩来一律建议他们到当地政府登记报名, 由当地政府量才录用, 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以期为人民服务。“自食其力, 为人民服务” 是他改造旧家庭的目标。
他带头移风易俗, 坚决反对重修祖坟, 一向主张平坟深葬。 他说 : 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 中国有六七亿人口, 只有 16 亿亩耕地, 平均一人二亩三分地, 将来人口越多, 每人平均土地就越少。 为此, 他身体力行, 带头移风易俗。 1964年他分别派人将自己父亲和岳母在重庆的坟、 将淮安的祖坟深葬, 将原墓地给当地农民耕种。 他去世后, 邓颖超按照他的遗愿, 派亲戚到绍兴将周恩来祖先的墓地深葬。 周恩来没有保留骨灰, 撒向祖国大地。 邓颖超病逝后骨灰撒向大海。周恩来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过五关(思想关、 政治关、 社会关、 亲属关、 生活关) 这一教诲, 时至今日, 仍然是那么切合实际, 它对于我们共产党人的自身修养和教育,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周恩来严于律己,身传言教, 贯彻于他的一言一行、 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做到了言行一致、 表里如一、 始终如一。 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此书再版的第一个意义。此次修改, 将附录中的大事记从 1791 年提前到周恩来太高祖母出生的 1766年。 因为史学界认为康乾盛世是从 1775 年之后才开始走向衰败的。那么, 1775年发生了什么事, 能成为标志性的年份? 这年乾隆 65 岁, 重用、 擢升 25 岁的和珅。 和珅从这年起到 1799 年乾隆病逝, 25 年间大肆侵吞财物, 祸害朝纲, 将高达 8 亿两白银的财富窃为己有。 由于和珅的把持和影响, 朝廷上下贪污成风, 旗人变得放荡不羁, 玩物丧志, 不再能充任打仗之职。 汉军绿营丧失以往的锐气。西方帝国主义向中国贩卖鸦片, 中国由上而下吸食鸦片, 逐渐遍及全社会, 造成白银外流, 财政困难。 同时, 中国人的体魄也受到严重摧残, 成为“东亚病夫”。从此国力大减, 完全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周恩来家族的变迁是社会的缩影。 首先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大家族分崩离析,各奔东西, 纷纷破产。 清王朝被推翻后, 军阀混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 几十年的战乱, 民不聊生。 周恩来的亲属有 15 人因战乱、 贫穷而病故, 周恩来的八伯周贻奎、 周恩来的姑父王子余、 大伯父周贻豫、 二伯父周嵩尧的妻子、 孙媳妇、孙女, 亲弟弟周博宇、 堂弟周恩彦的妻子、 三个孩子, 堂弟龚仁甫。 在绍兴的周金麟、 延祐夫人和祥婆婆三人被饿死。 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 许多人失业,艰难度日, 甚至无以为生。
中国积贪积弱, 旧有的大家庭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中国又在失败、 屈辱中不断觉醒。 从林则徐、 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 孙中山的革命,一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一代又一代人地奋斗。 大事记从 1791 年提前到 1766 年, 从 1920 年延长到 1992 年邓颖超逝世。 这样, 不仅涵盖了中国从衰败、 觉醒、 奋斗、 崛起的全过程, 而且也使周恩来夫妇与家族的故事完整了。 此书不单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 200 多年的历史, 书中人物的经历更是时代的缩影。 这是此书再版的第二个意义。
此书出版后,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曾引起过争论。 我的态度是对各方观点无论是否同意, 只要言之有据, 都经过认真地考量才决定取舍。 一些问题因资料缺失,难以断定的, 将双方意见摆出来, 供读者探讨、 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