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研究，有时像解数学方程

周振鹤教授在他的办公室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

周振鹤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读书周报记者 朱自奋

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主编的13卷、1300多万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最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通史研究了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变迁通史，也是继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将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该书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在全面掌握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严谨邃密的考订，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面貌，并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将相关的复原细密至以年为尺度。通史的编撰集结了全国研究历史政区地理最优秀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经历了10年的策划和10年的出版，20年的光阴，成就这套具有奠基性、开创性意义的重要学术著作。

日前，记者在复旦大学光华楼的史地所采访了周振鹤教授。周教授的办公室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满满的书，除了沿墙的两排顶天立地大书架之外，会客区更堆满了临时运来的装满书的纸箱。这些纸箱装的是周教授自己家中的藏书，这几天正在挪地方重新整理，而他的办公桌上也是密密地堆放着海拔两尺的书山，已经堆到快遮住坐在电脑前的人影。记者注意到，那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已放在他身后那面书墙的中间位置，来访的客人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它们。

读 书：在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而直到今天，行政区划还在规范制约着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作为我国第一部研究行政区划体系历史变迁全过程的学术著作，您可否说一下它的基本学术意义？编写这套通史的缘由是什么？

周振鹤：行政区划的变迁从来就是中国历史记叙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尤其有连续不断的关于行政区划的丰富历史记载，所以才有做这部通史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我们对于行政区划的历史记载真的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部分内涵。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没有这样详细的原始记载。同时，行政区划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自从清中期以来更是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像钱大昕就是这方面的卓越学者，花很多工夫，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

1980年代，我的导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不但是建国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两项标志性的成果之一，而且是通代的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的最高端成果。谭先生晚年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出了一本《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而在其中所附的四万字图说，是谭先生对于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迁的简要阐述，是他对于《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最科学、最精心的结晶，《图说》对每一个朝代有一个钩玄提要的说明，是当时第一流的成果。假如天假以年，谭先生本来还应该写一部《行政区划通史》。

行政区划史的研究在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图集出现以后开始慢慢发生变化，更全面而且更深化了。大家注意到，《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个时期的图幅只表示一个年代的政区，并非反映整个朝代的政区面貌。马王堆汉墓出土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有人写文章考证西汉长沙国的范围，但都是以《汉书·地理志》所载的13县为说，却不知道该汉墓营造时的长沙国实际上比《地理志》所载要大了一倍有余。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地图集》讲的都是朝代之间的变化，还没有反映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的全貌。所以我写《西汉政区地理》这一博士论文、想要研究西汉一代200年的政区变迁史时，谭先生给我很大的鼓励。这篇论文做成以后，我认为，以中国这么丰富的历史资料，如加以详细考证，应该可以把朝代内部的行政区划变化也做出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写《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这个由头就是这样来的。不过，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读 书：《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面世后，很多学者评价它有经世之大用，但也有人质疑这样的书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呢，似乎一两千年前的政区面貌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关系？您怎么看？

周振鹤：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为了“有什么用”来写这部书，我们是为了学术研究来写这部书。我跟学生说，你们要读一些“无用”的书，老子3000年前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其实纯学术研究甚至不是无用之用。因为无用之用，强调的最后重点还是在用；而做学术研究，我只是要求真存实，要知道到底历史真相是什么，其他的不管。历史首先要追求的是“信”，而不是“用”。求真存实，比经世致用更重要。

当然，这套书其实仍然是有经世之用的，而且有大用。这是因为，我们改朝换代，其他的东西可以打破，但任何一代的行政区划必须在前代的行政区划基础上进行，不能完全重建一套。这是历史最奇怪的地方。王莽想重新弄一套全新的行政区划（其实也还是在西汉的基础上改造的），结果他的改造完全失败，东汉又重新来过，在西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历代的行政区划是怎么来的，自有它的道理。

中国文化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所有的制度关键在于“损益”。“损”就是去掉，“益”就是加上。孔子的学生子张问他：“十世可知焉？”十代以后的事我们能否知道？孔子说：“殷因以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以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殷、周都是把前朝的制度加以损益，而不是完全重建一套。一世是30年，百世就是3000年，也就是说孔子自称能预见到我们现在会怎么样。“损益”在中国文化上是很重要的东西，意义很重大。损益也可以叫做沿革，沿是不变，革就是变。所以过去历史地理的前身叫做沿革地理。

读 书：有学者提出预见，说今后中国地理将有大的行政区划变化。到时人们就会想起这部书。

周振鹤：按中国经济的发展来看，未来中国的行政划区将会有大的变化。但行政区划又不能凭空变化，再大的改变，也要在原有的行政区划基础上改变。我们曾经想要成立一个三峡省，以宜昌为省会，挂了牌了，但没做成。再比如我们解放初曾以河南新乡为中心建立一个平原省，也确实建了，但不久又废掉。所以建一个新省是不容易的，因为牵涉到各种政治行政方面权力、利益的再分配等。新中国成立后，建新省成功的只有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再加上重庆直辖市。但行政区划里的民族自治区应该怎样做才好，是很大的问题。重庆市是建成了，但其实重庆建的不是一个市，而是分省。在西方国家比如美国，行政区划一旦划定了就不变了，因为他们的经济发展不受政区划定的影响。但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与行政区划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们每年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行政区划，所以我们现在每年都要给民政局出一本中国行政区划简册。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区也会发生变化，因为政区变化要适应经济的发展。

在这个情况下，这套通史就会有重大的作用，人们会更重视此书。其实，我研究行政区划，不是强调行政区划的重要性，相反，是希望在经济上打破行政区划的封闭性，建立跨行政区划、甚至无视行政区划的经济圈。我巴不得行政区划不起作用，我们的经济才能腾飞，按经济的规律需求去发展，这一点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

读 书：您主编的这套通史，经历了十年的策划，而从第一部总论出版开始到各朝代的分卷陆续出全，又花了10年，以至于这套13卷的通史全部出齐后，又在2017年12月推出了全书的修订版。前后20年的投入与努力，在我国当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非常了不起。有学者感叹，在今天的高校学术界，要想再集结起这样一批全国顶尖学者，花20年时间共同投入一个研究项目，可能是“后无来者”了。能说说您在这个过程中的滋味？

周振鹤：我就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事。确实，这么大的学术工程，放在现在的高校可能的确很难完成，非常不容易。谭先生在世时，毛泽东主席想看中国疆域政区历代变迁的地图，周恩来就让谭先生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本以为三四年能完成，但谭先生很认真，觉得不能只是把老的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一下就行了，要重起炉灶，结果这项研究他一做就是20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是当时中央的意图，举全国之力，调集一批人，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当时没有业绩考核，经费也不限。谭先生当年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行政支持，我们现在没有，只能是一批人志同道合的协作。当然这套书也是立了自然科学的项，立了全国社科的项，名誉上对参与者是有点鼓励，但当时的经费是不多的。

主编的过程当然有不少故事。像李昌宪先生写《宋西夏卷》，他很早就交稿了。《民国卷》也很早就交稿。当然有的朝代比较复杂，会稍慢一些，这也是正常的。有时候参与的学者也会叫苦，因为本身都还有其他科研任务。有问题我就和他们互相商量着解决。中间有几位学者因研究上耗费精力太大而放缓交稿，后来有青年学者参加进来救场。因为这个通史如果少一卷都不行，它就出不来了。此外，各卷要力求保持框架的基本一致以及风格的大致统一也是很不容易的。作为这套丛书的组织者，我要衷心感谢诸位学者同仁的合作与支持，没有大家的学术奉献精神，这部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读 书：这套通史完成后，对您的个人学术生涯有何意义？

周振鹤：这是历史上第一部各朝代接续的、但又是每个朝代详尽的断代历史地理研究著作，过去从未有过类似的总结性整体性的著述。我在《总论》里，把历史行政区划变迁的基本规律作了一些总结，行政区划的结构实质如何，层级与边界有什么基本变迁规律等等，以及一些理论基础等等问题，都尝试写下来，另外厘定了行政区划研究的一些基本术语。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思考这些问题。比如“政区地理”这四字的术语可以算是我用开来的，断代的政区地理研究算是从我的博士论文《西汉政区地理》起步的吧。再比如关于县的起源的研究。管县的那一级政区叫“统县政区”，这个名词算是我发明的。因为秦时管县的政区叫郡，有人就把它叫郡级政区，但隋唐时管县的政区叫府，怎么办呢，叫府级政区？不一致。还有的人想了个办法，叫一级政区、二级政区，这也不行，因为各朝代的行政级数不一样，容易混淆起来。秦时只有两级政区，郡以下就是县，而到了宋代是路-州-县三级，明代就是三四级政区混合，所以称一级、二级、三级政区这个办法不行。1990年我写《体国经野之道》时，我想了很久才想出“统县政区”这个名词，“统县政区”上面叫“高层政区”。因为中国政区变化再复杂，都可以分成三层，最上面一层就称“高层政区”。我这个想法提出来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使用，在这之前学界对这些术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

读 书：您曾说过，复原历代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的关键问题是史料的不足，能否举例？如何克服？

周振鹤：资料方面，传世文献倒不难弄，有多少即多少，但比较分散。年代越到后来越分散，所以要有办法找到所谓有用的材料。历代正史的地理志相当复杂，必须详细解剖分析。对于地理志以外的与地理相关的史料则要善于发现、绎、整合、条理与规范。材料不足时还要适当应用逻辑推理来弥缝历史链条的断裂。早期的材料很有限，就要注意考古的东西，用出土文献来弥补传世文献之不足。一有出土文献出来我们就修订。有新的出土文献出来，我就很兴奋，因为这样就越来越接近事实。

司马迁写《史记》，对秦朝如何划分全国行政区划，就一句：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到清中期大家开始知道，秦统一天下时是设36郡，后来应该有所增加，有40郡等说法，再后来王国维提出秦最后有48郡。我曾跟谭先生提过，王国维提出48郡之说，就单个郡名讲不一定准确，但总数48郡是有可能的，因为秦这个朝代很重视6这个数。谭先生过去认为，实际上有多少郡就多少郡，不必非说48郡。但后来谭先生在《图说》中修正了他的观念。一般人不注意这个学术细节，引用谭说还是用他在《秦郡新考》里的结论。司马迁写《史记》，对人事关心，对地理不关心，对政区他就写一句“分天下三十六郡”，余则不及一语，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郡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等差不多确定了这些郡名，结果里耶秦简一出土，竟出现了洞庭郡、苍梧郡这两个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郡，于是不得不重新考证整个秦郡的体系。

有时候，行政区划历史变迁的研究似是智力上的挑战和思维上的游戏，像在解数学题，有时真像是在解联立方程。光是一元方程解决不了，因为未知数不止一个。

读书：参与这套通史编著的学者都发扬了学术研究中的“工匠精神”，力求把各自领域的研究做到极致，所以这套通史可以说代表了目前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中的最高水平？

周振鹤：断代政区地理要做到极致，我们确实做到了。我们的原则是能做多细做多细。留下尽可能详细的研究成果，而不管它是否烦琐。所谓烦琐，就是将颊上三毫都体现出来了，这样更像历史的本来面目。过于烦琐的部分并不一定要大众理解，而是要让专门家利用，并留下一份说明研究者智慧的记录。今后的学人可以补充，可以纠正，甚至可以重写，但这部通史却是轻易绕不过去的一块砖头。

我用“横看成岭侧成峰”来形容这套通史:单独看，每个朝代都是一个山峰，每一本就是一个断代政区地理，整体连起来看就是一片连绵山岭，是一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其中，李晓杰撰写的《五代十国卷》特别厚，尽量把每一年的变迁都整理出来，细针密缕，仅仅50年的史事，他用了50万字。还有余蔚的《辽金卷》也很不容易。辽是最难写的一个朝代，史料几乎只有一点点。有人说，为什么有的朝代延续两三百年你只写一点点，五代才50年你写这么厚。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动乱时代行政区划可能变动得多，统一时代有时候变化反而少。二是越到后期的著作，汲取前期的研究成果越多，做得自然也就越详细。

我要深深感谢这套书的所有参与者，都以艰苦的考证研究为己任，行不由径——要走大路，从不企望走捷径。因为走捷径就可能会出毛病。我们就是每一步的考证，每一句话的写作，每一章节的分布安排都要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