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

2018-01-20信息快讯网

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信息快讯网

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溺亡事件,学校做出正式回应:杨宝德的博士生导师周筠确实存在让学生到家里打扫卫生、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等行为。校方已对周筠进行严肃批评教育,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取消了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年轻生命过早离去令人唏嘘、遗憾,但不少学界人士认为,这起悲剧事件触及的是一个敏感话题:在大学,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较之于本科生和硕士生要密切得多。那么,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边界在哪里?在制度层面,是否有足够的机制来约束导师的失当行为,确保学生的正当权益?

杨宝德之死,导师究竟承担多少责任?

杨宝德溺亡事件走进公众视线已经十天有余。很多人了解这一事件的经过,是因为杨宝德女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长文,并贴出微信截屏,指出杨宝德的自杀,其导师至少要付70%的责任。除了陪吃饭、挡酒以外,根据微信聊天记录,周筠还要求杨宝德提出的明确要求或暗示要求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以及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去她家中装窗帘等。“出国无望,学术无果,这直接导致杨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作出了轻生的行为。”

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信息快讯网

▲1月9日,杨宝德女友(微博名:@追寻杨宝德新)在微博发表《还原事情真相,愿你天堂安息》一文,贴出杨宝德与其导师周某的部分聊天记录。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的回应,学校1月8日成立专项调查组展开了调查。随着更多信息被披露,公众以及学界人士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也从简单围观,开始向理性思考方向延伸。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认为,一名大学老师要求学生陪吃饭甚至挡酒,这种行为本身就失当,至少导师没有厘清教师的角色,没有厘清师生关系的边界。“但是,博士生已经是一名成年人了,遇到来自师生关系方面困扰、产生压力的时候,应该有能力向外界社会资源求助,让自己摆脱困境,而不是选择轻生。”

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信息快讯网

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信息快讯网

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信息快讯网

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信息快讯网

章友德分析,从高校的制度层面来看,学工系统的建制是相对完备的,而且学校都将师德放在首位,实施师德“一票否则制”。“这个悲剧其实是一起教育的悲剧,一名年轻人读到博士,期间接受了这么多年的学校教育,通过了这么多的考试,可对于珍视生命——从小学就开始接受的基本教育,他的表现却是不合格。如果说周筠对杨宝德负有责任,主要责任是在育人上失职,连学生珍视生命的教育底线都没有守住。”

师生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症结在哪里?

不过,同处高教界,“同情”杨宝德的大有人在。相比于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和导师在学术合作上有更紧密的联系,关系确实更近。“中国传统的尊师重道,本来是一种倡导,也是学生应尽的义务,但在现实中不自觉地会变形:一些老师将学生为其提供生活便利服务作为尊师的前置条件,甚至将这些和学生的培养挂钩。这在目前的高教界是一个确实需要被正视、需引以为鉴的问题。”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讲师李振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高校,不少博士生称导师为“老板”,双方从单纯的学术合作关系,延伸出学生为“老板”承担各种生活琐事、私事,甚至成为“老板”的半个家庭成员——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局面,自有其症结。李振林说:“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利关系边界在哪里?我们目前可以找到的都是一些倡导性的行为规定,但在法律层面找不到明确的规定。”

事实上,杨宝德之死之所以引起高教界人士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师生关系的权利边界在现行的学术环境中,确实存在灰色地带,难以被简单评论。

某高校的老师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老师带学生出去开个学术会议,学生为老师拎包,“如果从尊师的角度出发,学生自愿为老师拎包,这无可厚非;但如果老师以尊师为名,凡外出必要求学生为其提供拎包服务,那这位老师的行为就值得商榷了。”

博导制的“1对1”捆绑,才让西安交大女导师的手伸那么长?-信息快讯网

值得注意的是,围观这一案件的过程中,一些高校教师也开始审视自己的行为边界。“有时不在学校,碰巧快递来了,让学生收个快递没问题吧?”“跟学生说话看来要更加小心才是,有时老师觉得是开玩笑,学生可能会误会”……有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有时候确实会因为谨慎起见,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

接受采访时,也有一位沪上高校的教授直言,异性之间的师生关系尤其需要被小心对待,因为弄不好就要“踩雷”。“我们学校有规定,老师和学生谈话,尤其是男老师和女学生谈话,办公室的门必须敞开。不过,有的男老师出于各种考虑,现在尽量不指导女学生。”

破解“1对1”的师徒捆绑关系,或可化解“杨宝德之困“?

“杨宝德溺亡事件让人非常难过。他为何会感到如此无力和无助,他对导师的‘畏惧’从何而来?循着这些线索可以发现,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生认为,真正应该反思的是现行高校的博士生招生和培养制度。

和本科生招生不同,博士生从招生到培养,导师的手中集中了很大的权力。“一位博士生从被录取开始,就固定地挂在某个导师名下。其后,他的培养经费以及读博期间的整个培养计划,导师都有很大的权力。”张生说,加之中国传统“师徒如父子”的师徒文化,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招生制度下,博士生和导师的关系会不自觉地让双方都逾越,超越单纯的学术关系。

高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定位是高层次的研究人才。不少学者在接受采访时称,现有的博士生招生和培养制度,确有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的空间。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来看,团队合作是趋势。博士生培养也应顺势做出变革。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由学院或者专业出面负责招生,待博士生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后再配备导师组,让其在一个学术团队中成长。

破解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捆绑关系,化解导师手中过于集中的学术权力,这不仅有助于为陷入僵局的师生关系提供松绑机制,也将大大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首席记者  樊丽萍)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图:网络

©2014-2024 dbsq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