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藏品会说话，多少历史的秘密将得到解答

信札对于我来说像是前人留下的线索，等着我在今世去破解谜题，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一星半点的线索。

我喜欢收藏，为的是好玩，闲暇时有个念想，有个玩的去处。当然，收藏也考验人的学养、修为和眼力，虽然也有走眼的时候，好在经过多年历练，这样的几率不大。我的收藏大多为信札、尺牍、抄本、拓片等纸质文本。这几天，为搬新居在家翻箱倒柜整理东西，一件件老旧的什物纷纷出来亮相，勾勒出许多关于收藏的陈年旧事，引发出许多遐想。

几年前曾收得苏州某大户家据说是光绪姑苏名士冷香先生后人流出来的拓本“敬善寺石像铭”，由于年代久远拓本已经严重脱落、零乱不堪，但不缺页，而且内容完整。细细逐条翻阅鉴赏，着实吓我一跳，居然拓片上面钤有赵之谦、吴伯荣、魏锡曾等清代大家十三方收藏印，可见其身世不凡。赵之谦乃清代书法、篆刻一代宗师，可谓家喻户晓。而魏锡曾年长而学养深厚，是赵之谦的老师，逼赵氏捉刀刻印、切磋印学，知道的人却不多。魏锡曾，字稼孙，仁和人，贡生，福建候补盐大使。篆刻鉴赏家，精于印论，印谱收藏家，著有《绩语堂诗存》。吴伯荣其实就是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一字殿垣，号荷屋、可庵，晚号石云山人，别署拜经老人，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编修官擢御史。道光中期曾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后坐事降为福建布政使。他硕学众望也善于金石、书画鉴藏，且工书善画，精于诗词，著有《历代名人年谱》《筠清馆金石录》《筠清馆帖》《辛丑销夏记》《帖镜》《石云山人文集》《绿枷楠馆录》《吾学录》等。这本剪条拓本实则上为师生两代人过眼或收藏过。经考证这三人的生平，他们都曾在福建为官和生活，均为金石书法大家，虽为师生关系，但他们意趣相投，而且赵之谦更得魏老先生的大力提携，才会有屹立海派之林的伟绩。

睹物思人，挖掘文本背后的故事，不觉浮想联翩，收藏的真正意义究竟什么？

提到收藏，人们脑海里自然会浮现价值连城的官窑瓷器、名家书画、故宫旧藏。黄宾虹《黄山荡口》以3.45亿元人民币再次刷新宾老作品的拍卖纪录，齐白石作品《山水十二条屏》以9.31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也成为热议的对象。拍卖场的起伏不定与各类电视中的收藏节目，已经充满着人生传奇、一夜暴富的故事，好像非如此算不得收藏。如果再把各自家中的古董折算成经济价值，又会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恩怨情仇和悲欢离合。

▲齐白石作品《山水十二条屏》以9.31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也成为热议的对象。

其实收藏并不仅仅在于经济价值。对于收藏似乎还可以这样理解：也许这件东西并不扎眼，以目前的市值来看，也很普通，甚至门类还有些冷僻。然而，它的主人不功利、不势利地从尘堆中发掘出它们，从那些有年纪的碎纸残片中挖掘和享受到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愉悦，织补着生活的内涵，丰满着庸常的岁月。这样的人，多少有些闲云野鹤之心，多少有些学识之智，多少有些闲适的心境。是的，收藏就是一份闲适的心境。

收藏也是一份迷散的记忆。我收藏信札、拓本已有二十年了，苏州历史底蕴深厚，深藏不露的大藏家比比皆是，所以自己称不上是收藏家，业余玩玩而已。因为生长在江南传统文人家庭里，“怀旧”的毛病与生俱来。我常常讲，“看顾好自家的老东西，是对家族的尊重”，“收藏完全是兴趣使然，与投资和增值无关。”在岁月的长河中，迷散的记忆集中起来，就是动听的故事。在我收藏的大约600多通信札、尺牍文本中，既有伊秉绶、毛昶熙、袁世凯、张之洞等官僚、进士的信札，又有王韬、梁启超等名人的手札。我喜欢拿这些信札说事，因为每一份信札都潜藏一个古老的传说。

我曾经给朋友饶有兴致地展开了一份《敬求敝祠匾联碑记启》，朋友看到这份已经被裱成手卷的、向名人求索家族祠堂匾联碑记的书札时有些惊讶。书写者王立鳌(字驾六)是晚清苏州本地有名的实业家，曾经是苏纶厂的大股东之一，信的内容是为位于传芳巷的王家祠堂敬求匾联。王家祠堂在苏州声名显赫，现在是一所小学；祠堂里有一个楠木大厅，是江南迄今保存最完好的楠木大厅。这封信正是为维修后的楠木厅求匾联碑记所写。尤为珍贵的是在这份书札中，书写者将王家先辈的生平及建造祠堂的来龙去脉一一细表，由此可见这是一份难得的地方文献。历史往往会留下蛛丝马迹，沿着草蛇灰线找去，总有发现。我对于解读历史的玄疑似乎是有些着迷的。

我的画案上放着一张信笺发黄、落款为咸丰年虞山胡国超的手札，纸已旧了，但笔力犹在，分明能够看得到那个叫胡国超的人刚把毛笔搁下，低头检视自己的书写。有些古人在史料中恐怕已经找不到了，但是，他们一样在历史中留下过痕迹，我们现在看着这一封封发黄的信札，仿佛又倾听了历史的悠远琴声。我查证许多年，仍然不知道虞山胡国超是什么人。湮没于历史不等于被世人忘记。信札对于我来说像是前人留下的线索，等着我在今世去破解谜题，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寻一星半点的线索。找到答案固然能填补历史的空白，找不到答案，也因为一直处于求索中而意趣横生。

收藏还是一份消失的历史。在我的信札中不乏湮没于历史的人。有一件为钱国选求墓志铭的行状，是我历经数月在《碑传集》的补编中深挖出来的，可见埋藏之深。当时我拿到这份写给安徽巡抚大人冯煦求赐撰写墓志铭的行状(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从内容上看逝者曾经是位跟随曾国藩驰骋大江南北，后在苏州、溧阳、太仓做过官员的人，这样的人在当时怎么可能是寂寂无名之辈？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这个钱国选还是四品衔的“大”官。

在有关苏州的文本收藏中，我有一件许多名人题跋过的名为《永安巷街道众施主题名碑》的拓本。从拓本内容可知，今天称为养育巷的街道，它其实是建于宋朝的，起初的巷名为永安巷。南宋淳熙年间乡人为铺设永安巷刻有的一块砖铭中记录了此事，这块砖铭于光绪25年发掘出土。而今这块砖铭已然不知所踪，独留下轻软的拓片向今人昭示那段在历史长河中真真实实发生过的故事。

我是一名大学教授和画家，我收藏这些东西有自己的眼光和视点。起先收藏信札、尺牍和抄本，是被他们的书法吸引，那么漂亮的字，至少写得比我好，也好过当今许多书法家，买回去当字帖看也赏心悦目。后来，开始关注其中的内容，便往深处去考证，那些原本陌生的人名，查考之下，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竟大都是有功名的，有些还做过大官。围绕着他们的身世作为、知交故旧和交游展开阅读，从中吸收到不少知识，陶冶了心境，收藏这些文本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收藏更是一份无法改变的历史印证。我的收藏中，最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要算是七年前从海外回流的名为《艺苑联芳》的九本信札册页，几经辗转、历经波折为我所藏。其中，既有日本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诸如清浦奎堂、犬养毅、盐谷温、长尾甲的诗稿；也有前面提到的王韬、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书信。收藏到这些信札时，兴奋了好几天，有种回归故国家园的爽气感。同时，我藏有一封明治高官宫岛诚一郎(贵族院议员、爵位局主事)写给李鸿章嗣子李经方(时任驻日公使、谈判大臣)的信。这是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被一日本浪人枪击受伤后，宫岛写来的慰问信。这封信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历史侧面。这一枪改变了谈判进程，具有特别的文献价值和纪念意义。

我始终认为做学问要宽广、要博大，而没有庞杂的知识体系作为依托，博学就无从谈起，学问的宽广和博大就缺少了支撑。有些下过的功夫在当时看来是无用的，但是，谁也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了，而且，知识面越广，它越能反哺你的专业。作为一名艺术家对历史文献的把握尤其如此，它延伸了你的学术视野和理论触角。我在信札收藏中看到的是过去，想到的却是今天和未来。

信札虽然只在方寸之间，但却有大的乾坤。收藏如何回归它的本质，我似乎从这一个侧面，窥探到了它的真实意义。收藏这事可以看透，但不要看破。看破让人消极，看透让人懂得放下。不急不躁，进得去，出得来。

这便是收藏的一份心境、一份记忆、一份历史、一份印证。

作者李超德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制作：吴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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