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文化的英国上尉，以25英镑将《女史箴图》卖给了大英博物馆

▲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局部

这次在英国再度见到《女史箴图》，距离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近七年过去了。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却依然是新鲜的感觉，依然是崇敬的心情。

画《女史箴图》的顾恺之，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前端的一位著名画家。他确立了中国绘画审美的价值观，确立了形神论，确立了中国美学的基础。

第一次知道顾恺之，是在大学时期的美术史课程。因为南艺的前辈俞剑华、罗尗子、温肇桐先生编著有《顾恺之研究资料》，这本1962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古代画家资料集，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少有的研究古代画家的专著。而我的导师温肇桐教授毕生研究顾恺之，对我的影响极大。包括这本书的三位编著者在内，很多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或者学过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画家，都没有机会看到原作，因为它深藏于大英博物馆之中。那时候连出国都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怎么可能奢望能够在大英博物馆中看到《女史箴图》？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得之于偶然。2011年9月19日,我作为国家博物馆的一员前往大英博物馆交流，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东方部主任司美茵女士说，这次来伦敦时间太紧了，否则会向你提一些要求，有的可能会让你很为难。我没有具体说什么事情，下午如约在大英博物馆见到她。她一见面就问我：“想看《女史箴图》吗？”

那当然！

就这样，她领着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大门右侧一个巷子穿过，来到大英围墙外面的书画装裱室。《女史箴图》静静地平放在案子上，工作人员轻轻地卷起覆盖在上面的宣纸而露出了尊荣，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我一直好奇，它在展厅中该是什么样的情况？

《女史箴图》现在暂时不对公众开放了。出于保护的要求，此前是每年展出八周，在一年中分三个时段展出，保证公众能有机会看到。但这对于旅行到伦敦的中国公众来说，能够碰到展出的时间也是很不容易的。

▲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局部

关于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有很多故事。这好像是名画共同的特点，如同现今分处海峡两岸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还弄出了“焚画殉葬”的故事而成为历史疑案。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原来收藏于紫禁城的建福宫花园内，慈禧太后因为宝爱而将其转放于颐和园。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驻颐和园的英军第一孟加拉骑兵团的约翰逊上尉将《女史箴图》掠走。这个实在没有太多知识的上尉在1902年回到伦敦后，因为看中了画轴上的玉扣，而将《女史箴图》拿到大英博物馆请专家为玉扣估价，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Sidney Colvin(1845-1927)　和他的助手　Laurence Binyon(1869-1943)却看中了画的价值，并以25英镑从约翰逊上尉手中购得。为了这25英镑，这位上尉在颐和园为获得这幅画也可以说是既壮了胆又费尽了心机，而始初的出发点则是看上了那玉扣，而不是画本身。当时的25英镑相当于现在1000多英镑，合人民币15000元左右，这一数字与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相应，则成了笑话。想想大英博物馆能出25英镑来买那原本不值钱的玉扣，也是不容易。

尽管约翰逊获得《女史箴图》的手段极不光彩，但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实在令人敬佩，如果不是他们，那《女史箴图》或许在上尉卖了玉扣之后，就会成为上尉的垃圾，可能会付之一炬，想想都后怕。应该看到这一时期欧洲兴起的收藏中国古董的热潮，从一方面带动了博物馆对于中国文物的关注和研究，而因为博物馆的关注，又从另一方面助推了社会对于中国文物的收藏。比如法国人格兰迪迪艾尔(Ernest Grandidier,1833-1912)就收藏了近6000件中国历代陶瓷，其中许多来自晚晴内务部的古董拍卖会上。1894年，他将所藏悉数捐赠给法国政府，1945年后藏于吉美博物馆。另一位米歇尔·卡尔曼(Michel Kalmann，1880-1974)也是以毕生精力收藏中国古代文物，涵盖了中国历代陶瓷，其中不乏官窑制品，形成了如今法国吉美博物馆中的卡尔曼珍藏系列。这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博物馆对于积累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博物馆存在的必要性。

无疑，博物馆的专业水准决定了文物的命运，当《女史箴图》入藏大英博物馆之后，大英博物馆按照日本画并请日本技师重新装裱，将画分为三段，使这幅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去除了原画中明清时期的文人题跋，使原本可以表现出流传有序的递藏与鉴赏过程出现了历史断层，破坏了它的学术关系和价值。显然，大英博物馆功过各半。

2013年夏天，大英博物馆为了补过，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讨论如何修复《女史箴图》，最终决定在原画的基础上进行加固，解决了此前存在的掉渣的问题，而这之中邀请中国的专家来操刀则是正确的选择。

由此，才有了今天我眼前的《女史箴图》。

作者为知名艺术评论家

编辑制作：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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