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走基层 | 滇南花腰彝，新年里和龙有个约会

▲ “咪嘎好”(祭小龙)一般持续三天，祭祀活动后，花腰彝全民都会参与到民族歌舞表演中。

在云南石屏县哨冲镇一带的滇南深山中，彝族尼苏支系长居于此。这里的姑娘心灵手巧，亲手绣出火红的盛装彩服，全身上下都布满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由于其所穿服饰光彩照人、绣花腰带更是鲜艳夺目，人们亲切地将他们称为“花腰彝”。

花腰彝百姓都把自　己看作龙　(在当地也被称为竜)的传人，对龙的崇拜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着装上，男女上衣领　口处订上“雕龙银扣”，男孩子佩戴龙头银项圈；唱花腰歌舞时，伴奏乐器是龙头四弦；每当节　日庆典；民间都有舞龙的传统；一些地名，也以“龙”命名，比如坡龙、龙武、龙黑、龙车等。

每逢农历新年，花腰彝都和龙有一个约会。他们虔诚地迎龙，祈求好运“眷顾”，让村子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日前，记者来到哨冲镇，“非一般的热闹”，是春节里花腰彝村寨带给记者最直观的感受。

偷水：感谢妻子一年辛劳

沿着哨冲镇一路向西，便是水瓜冲村。

从村口一眼望去，在朝阳、开阔的斜坡上，到处是彝族地区特有的土掌房。其墙壁和屋顶用土夯筑而成，整个村寨就像级级升高的台阶，各家的屋顶家家相连，上一家房顶即可跑遍全寨。

年三十的白天，62岁的普建有和妻子忙着大扫除，厅堂、院落，就连房顶，都要用长竹制成的扫把清理干净。厅堂中的桌子被搬走，取而代之的是地上一层厚厚的“松针桌”，铺成圆形，象征合家团圆，椅子则被草凳代替。他们贴春联与汉族不同，不光在门上贴，在里屋的门柱，在正厅的中央，都要贴上彝汉双语的春联。

整个下午，老两口都在为年夜饭忙活。花腰彝过年不吃饺子，主食有饵块足矣。菜品上除了二老顿顿离不开的麻辣腐乳，和当地人人爱吃的烧豆腐，老人为子女孙辈们准备的都是荤菜，家里能拿出的大鱼大肉都拿出来了。

和“松针桌”一样，盘子也组合成了一个圆形，正中央放置着“大菜”———水煮鸡。小辈们端起酒杯，向两位老人送上真挚的祝福，团圆宴满桌都是爱。

▲大年初一的凌晨，普建有出发去龙潭“偷水”。

酒足饭饱，喧闹之后，普建有和妻子回房安然歇息。

大年初一的凌晨，花炮的味道还未散去，普建有醒了。他轻轻地掀开被子，披上外套，一个人走出门外。在院子里，他拿着砍刀，劈开8条差不多等长的劈柴，捏紧之后，用火机挨条点燃，不一会儿，一个熊熊燃烧的简易火把就制成了。

儿子和儿媳也被院子里的动静弄醒，两人看了看时间，不到两点，他们知道，花腰彝农历新年的第一道迎新祈福程序———“偷水”即将拉开序幕。儿子立马起身，穿上衣服，到院子里和父亲一起准备；儿媳则翻了个身，继续睡去。原来，偷水有禁忌：偷水过程中女人不得出现，如果撞到了女人，就得把水倒掉，重新再“偷”一次。

两点半左右，普建有右手举着火把，左手拎着水桶，侧身还背着一个装着松针、炮仗的背篓，儿子手上拿一把点燃的香，父子俩一起上路。

村民们把偷水的终点叫做龙潭，在水瓜冲村的南面。那其实是一个地下暗河的出口，清水从下涌出，最特别的是，龙潭水冬暖夏凉，寒冬时节，从龙潭引出的水渠一路上都冒着气，把手伸进去，一阵暖流涌上心头。从普建有的家到龙潭，不到2公里。尽管都是泥泞的土路，还有几个上下坡，普建有还是凭着多年的记忆走得飞快。到了潭边，早有村民前来，地上放着的三岔松枝上已经有了村民祈福用的三根香。

如同城市里烧头香，偷水也讲究越早越好。有些精力充沛的，零点的鞭炮一点着，就冲出了家门，抢着“偷头水”。

根据进香的习俗，普建有让儿子将自家的三根香放在松枝上，同时捡起他人进的香，和自家的香混在一起。而后打起小半桶水，转身回家。

返程的路上，父子俩反复地念着“经口”：“金银过来、人丁兴旺、五谷丰登……”手也没闲着，普建有不断地将背篓中的松针撒在身前的地面上，儿子则施放炮仗。在家门口，普建有停下来，在门槛前撒下一层厚厚的松针层，点燃蒿枝，跨过蒿烟，这算完成了“净身”，才能走进家门。

水来了，可偷水的流程还未结束。普建有吩咐儿子将手中的香分散插在各个门上，剩下的香全部放在正厅的桌子上，父子俩向祖宗叩头祈福。

天未亮，鸡未鸣，两人来不及休息，就走进厨房，用“偷”来的水，为全家人准备早饭。花腰彝规定，偷水后、男人在吃早饭前不准睡觉。年初一，感恩于“半边天”一年的辛劳，所有的家务活都由男人承担，女人则彻彻底底地享受“公主”待遇。

普建有盛起热腾腾的米线，端到妻子的面前，全家人一起其乐融融地享用早餐。此时，偷水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大功告成。

祭龙：“干干净净”迎来好运

春节里，花腰彝最热闹的习俗还是祭龙。在新年的第一个马日　(按当地的算法，今年是年初四)，来自水瓜冲村、莫测甸村、上寨、坡龙山脚这四个村寨的“龙子”“抱龙人”“迎龙队”“贝玛”等人，围绕着木瓜冲村的“龙树林”“龙潭”“龙蛋”，展开一场精彩绝伦的年度大戏。这份植根于农耕文明的绚烂，令人着迷。

今年，没赶上12年一次的马年马日、且只在水瓜冲村周边才可能有的祭大龙(新中国成立后只举办过4次，上次为2014年)，彝语将其称之为“德培好”，只有年初四的“咪嘎好”(祭小龙)可看。稍感宽慰的是，今年轮到了四年一次的祭中龙，虽无“德培好”的规模宏大，却也比一般的“咪嘎好”更为隆重。

这些年，受70岁的村民小组长普云海指派，被认为品行“干净”的普建有成为木瓜冲村“咪嘎好”的主持人———并非传统理解的晚会或节目主持人，实际上相当于一位幕后组织者。工作琐碎而繁杂。

年初二，当村子里大多数人还处于“无为”的状态时，普建有就开启了他的工作。本村的2位“龙子”由他选，他需要在2017年首次结婚的青年男子中，找到两位尚未生育、身体健康、品行“干净”的人。如果满足条件的超过两位，他要将候选人带入龙树林，按照最传统的决定方式———将树枝切成两半，丢到地面占卦，若一半朝天、一半扑地则灵验。

做“龙子”也不容易。他们年初三晚上就得身着干净的青色绸缎衣裳，去龙潭偷水———与年初一偷水不同，这次他们从潭边取一块圆石，即为“龙蛋”。这之后，他们不能回家，只能在苗柏起附近“藏”起来，静待第二天迎龙队伍的到来。

而普建有则要管理好祭品。最重要的祭品有两个：黑毛猪和大公鸡。选拔标准也非常严格，黑毛猪必须纯黑色公猪、一点杂色都不能有，养猪人必须夫妻双全、平安健康，为人“干净”；大公鸡鸡冠呈血红色，而且不能残缺，养鸡人也有和养猪人一样的要求。另外，为了满足本村祭龙活动的开销，他还要挨家挨户收钱，每家6元。

年初四午饭后，普云海张罗着迎龙队下午1点半前在村口集合。迎龙不是一拥而上，队伍有着严格的先后秩序。最前方的是一前一后两个抬轿人和一个打伞人，轿子相当于“龙宫”，里面盛放香炉。抬轿人走路也有讲究，四平八稳不行，得有规律地让轿子上下抖动，以示龙宫的厚重。伞也是专门制作，不同于雨伞，而是有下摆的“皇伞”。

随后，是舞狮人和武士亮相。每个村子都要出一头狮子，上寨和坡龙山脚人少合二为一，所以一共三头狮子；10个武士身绘金黄色涂料，脸上画着“王”，手里分别拿着刀、棍、枪、剑、叉，分为5对互相对打。

其后，出场的是文艺表演队伍。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则和敲锣打鼓的人一起，在迎龙队最后压阵。

下午两点半，迎龙队走进龙树林。抱龙人和贝玛早已在此等候。祭龙时，抱龙人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判定“龙蛋”能否穿过带孔石头，并将能穿过的送入龙树下的龙宫祭台。四个村子一共有两位抱龙人，水瓜冲村村民普寿保为其中之一。据他介绍，抱龙人世袭罔替，长辈若能行走必须亲往，若是无法行动或者去世，须由长子接替，不得因任何理由缺席，不得替换。

在贝玛祷告之前，普建有要先分“龙肉”———用树枝做成的“木刀”将黑毛猪的扇子骨撬出，而后把肉切成若干小等份，即为龙肉，红血则和饭团混在一起。龙肉和饭团一般由各个家庭保管，挂在家里猫狗够不到的地方，新年播种前，用龙肉和饭团祈福，期待风调雨顺。

这天出现的有两位贝玛，一位是水瓜冲村的普国强，一位是莫测甸村的普江，两人角色不同，但地位平等。普江头戴金色帽子，身穿以黑色为主色调的五常色绸缎贝玛服，虔诚地祷念彝文《祭龙经》。是当地掌握彝文最熟练的人，也是最有威望的花腰文化遗产传承人。2014年的“德培好”，就是他，爬上十二张方桌搭起的主祭塔，作为统领贝玛，带领塔下12位各自分工的贝玛，完成祭龙祷告。

从三点半到六点半，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位贝玛不断地变换念经口的方向，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祈求四面八方龙的传人都能得到龙的好运眷顾。

专家访谈|春节是云南各民族共同的节日

▲彝族姑娘的刺绣技术代代相传。

报：对于云南的少数民族而言，春节也是他们的传统节日吗？

张跃(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中国节日文化云南大学研究基地”主任)：传统节日必须满足有固定时间、有固定节期、有专门的欢庆场所、有固定的主持者和参与者、有完整的内容、有沿袭的传统等条件。春节在云南各地有着不同的称谓，“过年”“新年”“过老年”“崭新的年份”“过了一年又上去一年”等。虽然在过节时间、节期、内容等方面，各民族自有特色，但基本满足传统节日的必备条件。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史上看，有些少数民族从元代就开始过春节。“祖祖辈辈过春节”成为他们共同的心声。

今天，在云南6000人以上的2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基本上都将春节纳入了本民族文化事项中，成为展现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符号，春节遍及云南各地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它已成为云南各民族广泛认同的传统节日。

报：云南的春节习俗有什么特征？

张跃：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汉族文化被少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各民族在春节文化的适应过程中，在语言、服饰、食物、信仰、表演等方面，既吸纳了“异文化”有益的因子，又未放弃本民族的传统，甚至有所创新。在云南，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孕育出了诸多庆贺新春的“趣风异俗”，“云南民族过年十八味”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各民族春节习俗的概貌。它有以下几个特征：传入性节日，不同时期随入滇民众所带来，成为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传承；共享性节日，现已成为了包括各少数民族共同参与的欢庆活动；包容性节日，正因为参与群体的多样性，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春节中均得到了充分展示，决定了它的丰富性与和谐性；变迁性节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文化的交流，对云南和居住于此的各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春节习俗也不例外。与过去相比，从组织结构到活动内容再到节庆形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节日也就具有了变迁性特征。

报：在您看来，这些特征背后又有哪些意义？

张跃：这体现了春节的地域与民族特色，丰富了中国春节的形式与内容，增进了民族内部凝聚力和民族间亲近感，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可以说，春节已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新文化符号。

春节这一符号和少数民族所处的文化场域共同构成了节日文化的空间。通过拓宽春节在社会文化中的“共享性”作用，促进文化多元发展，进一步突出文化中国的“表情”，成为全民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春节由于有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参与，不同文化以多样化的方式介入其中，才使得这个节日得到认同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魅力而得以世代沿袭。

报：现在，政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节庆中，云南的很多地区提出“政府主导、民间辅助、民众参与”的节庆模式。在

您看来，政府在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庆典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张跃：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但受经济扶持能力所限，多样性亟待保护，此时，政府出面对节庆进行宣传和打造，提高了节庆的知名度。

但在有的地区，可能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为了扩大影响，盲目讲排场，甚至直接为节庆“制定”“筹划”方案，到最后，开幕式上，领导、企业负责人成了主角，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老百姓成了看客，或者是如同木偶般仓促上台。其实，有些民俗活动未必要搞得那么大，让老百姓原汁原味的欢庆才是最好的。

我觉得，春节庆祝活动中，政府最合理的角色应该还是“引导者”“辅助者”，尽量“还节于民”“与民同乐”，领导不必站在主席台上，和老百姓手牵手地跳舞就好。

记者手记|节日文化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哨冲镇有着全国闻名的女子舞龙队。

从年初四晚上开始，连续三天，一场场精彩的民族文化展演在水瓜冲村文化广场展开。“祭龙要跳龙，不跳荞不好”。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便是　《祭龙调》，俗称跳“依嗦喂”，全体围成圆圈，拍掌为奏，由歌手唱一句，众人助唱一句。《祭龙调》追求热烈，讲求奔放。一不限人数，全村老小，上到七旬老翁、八十老妪，下到七岁娃娃、八岁牧童，只要有兴趣，皆可参加；二不讲穿戴，可披蓑衣拟拜风，可扛锄头示铲地，可握镰刀喻收割。只要众人兴致高，可歌舞通宵。

花腰彝也有拜年的习惯。不过，与传统理解的拜年相比，人数更多，程序也复杂。年初五和年初六的白天，舞狮队和曲调队轮番挨家挨户拜年。

舞狮队拜到的人家，要摆糖果，敬糖茶，递好烟，盛情招待。拜时无论贫富，皆要燃放火炮。少则一串，多则不限，舞时长短，视其火炮燃放时间。拜完临走，要送糍粑，以示美满，富有者加送大鱼大肉。接礼者要回敬几句祝福词：“今日赐糍粑，明年龙子大”“四处逢源，财路通天”等等。

而曲调队由普建有带头，锣鼓声中，他在村民家门外以“人字排花，黑漆墨墨，两边狮子滚绣球”为开头，引出曲调队内关于“那是谁家的门”的对话，在说出七八个“不干净”的家庭以后，会提到主人家的名字，尽数屋内主人的美德。主人开门递礼，曲调队送上祝福。

在水瓜冲村，永恒不变的是花腰彝的好客。当炊烟升起，每经过一个门口，里面的主人家都会笑着招呼：“坐嘛，坐嘛，吃饭嘛……”

随着时光的飞驰，花腰彝的春节习俗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首先是形式的简化。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保留传统习俗框架的同时，对一些程序进行适合当代生活的简化。比如，吃年夜饭不再强求“松针桌”，直接使用圆桌，将更多的时间留在亲情沟通中；很多家庭偷水时不再临时制作早已远离日常生活的火把，取而代之的是更为方便的手电筒。

内容上也不断丰富。文艺表演不仅仅是民族歌舞，现代舞、通俗歌曲，甚至是广场舞，都出现在春节庆典中。就像普云海说的，“春节嘛，就是图个热闹，只要村民们接受，怎么热闹怎么来。”

更多的细节，则向外界透露出花腰彝理念的更新和进步。

过去，年初一的白天，村民们总会走进山林，进行一场场捕雀比赛，他们认为吃粮食的山雀是害，多捕一只山雀，新的一年里就会多收获一袋粮食。如今，随着生态保护意识的提高，不仅新年捕雀比赛消失了，村民们还会自觉保护这些山雀，为饥饿的、受伤的鸟儿提供精心的照料。

花腰彝的女性，正逐步从“干不完”的家务活中走出来，她们依靠自己的努力，逐步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女子舞龙队的兴起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1992年之前，舞龙还是花腰彝男性的专利。那一年，大坡龙村破天荒地成立了女子舞龙队。最开始，队伍选人近乎强制，村里的女孩愿意舞龙的还是太少。“我是第二批队员，当时辍学在家，家务一肩挑，就觉得姐姐们舞龙特别漂亮，还能去红河、昆明，我也想像她们一样。好在，父母也支持我，‘不做家务也行’。”35岁的白凤英说，对于一辈子几乎都没机会走出深山去石屏县城的姑娘来说，当年加入女子舞龙队几乎是唯一“见世面”的机会。

当时，女子舞龙队员底子薄，力量差，训练需要巨大的付出。1999年12月，以未满16岁的白凤英为龙头，大坡龙女子舞龙队在北京举行的国家级舞龙比赛中获得金牌，一回到家，几乎所有亲戚朋友都来向白凤英父母道贺。就这样，加入女子舞龙队在村里村外都成为有面子的事情，县城也专门建立女子舞龙队，花腰姑娘与龙共舞已成为当地春节文艺表演中固定的“保留节目”。

和大部分非遗文化一样，花腰文化也面临着传承困境。在普江、白凤英们看来，最好的传承方式就是坚持。

“镇上的彝文传承班，我说什么也要坚持办下去，只有办下去，才有传承的可能。”普江说。

白凤英则说：“现在年纪上来了，舞得也少了，但每个春节，我都会坚持把龙舞起来，让女孩子看着我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爱，永远存在。”

文：本报记者  赵征南

图：哨冲镇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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