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纪椿：春风吹过文学原野

五泄瀑声贯耳，反倒显得周遭特别的宁静。透过一幕幕水帘，眼前一派空濛。我端坐在池边桥旁的皱石上，虽是初冬暖日，久坐仍生寒意。同样是作协散文组采风于此，前一次是在1991年，同样在这堆石墩上，我同开垒先生的一张四人合影就在此定格。记得那天先生笑问：你编副刊也有十年多了吧，应该也算老编辑了。我调皮地回答：我这个小编辑是你这个大编辑“编辑”出来的。可能接近梓里，他的话更多，普通话里的宁波口音也愈浓了。一晃26年，先生已作古人，但透过历史的迷雾，他的种种往事、音容笑貌，如同昨日，清晰可触。

1979年，我从团市委调入刚复刊的《青年报》主编“红花”副刊。去找报社的老总编、诗人肖岗请教，他说，他现在《上海文学》编诗歌，这方面可以交流交流，至于讨教，最好去找“笔会”的徐开垒。当时我单身，每天用麻袋装的稿子请几位业余作者帮忙检视完，往往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可到圆明园路开垒先生办公室，他仍精神矍铄，正在挑灯夜战，当时副刊编辑的辛劳无以言表。我也不客气，常常带上些选好的稿件，甚至大样请他指点。他看得认真，有时批评得也厉害。有一次他推荐了一篇青年习作给我，说小说题目没起好，你想想。回去后我电话告诉他：《喜相逢》如何？他电话里沉思一会：也不太好，再想想。过了两天，在付印之前，突然接到电话：小吴，就喜相逢吧，也想不出更好的。

“红花”副刊正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一波文学热。在先生倡导下，我们同三大报一起举办了“微型小说命题创作大赛”，从中发现了一批文学苗子。开垒老师对我说，诗歌是属于青年的，在他鼓励下，我们同北京《诗刊》合作举办了全国青年诗歌大赛。1981年底万体馆举办《我们的生活》诗歌朗诵会，他也电话鼓励我：看到朗诵会有你写的诗，很好，你不能光写散文、报告文学，一个编辑最好是个多面手。后来“红花”刊发了上海一位高中生写的《柳眉儿落了》，这种中学生早恋题材在当时是禁区，三个月后《文学报》转载此小说并在全国范围展开讨论。那晚开垒先生在办公室开玩笑：小吴，看不出侬胆子还蛮大额。

当时，卡夫卡、加缪、萨特等名字给文学青年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些习作往往晦涩极端。我至今仍保留着先生给一位业余作者小唐的长信。稿笺正反写得满满的，主要是对两篇小说的意见：如“我觉得你的两篇作品的共同缺点是选材不理想……编造的成分多，写我们的社会阴暗面，有些使人不能相信真会有这么一些事情”，“要真正深入生活，了解生活，解剖人的灵魂，揭示生活中美和丑的斗争，这才是一条写作的正路”。当时我想发表这封信，被开垒先生婉拒。他说，这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事；除了写信，也应该针对性地找一些有潜力的小青年当面聊聊，效果更好。那晚，我们谈得很多，先生见不得死板的概念，见不得毫无灵性的千篇一律，更见不得灵魂的污浊阴暗，讲到激动时，用食指不断敲击桌面，我深得教益。

严霜结野草，微雨洗高林，五泄对面仿佛始终印着那慈祥的面容。可先生离开我们已逾六年，他儿女新近编撰的《重读徐开垒》　也已面世。对我而言，写作此文是种怀念和敬仰，而且离得越远越能透视时间的深度。开垒老师，我们后辈从您身上也学会了静静地守候着文学的精神家园；学会像您那样走过自己的人生，好比一枚香墨，为后来者“正透焦白，虚心发墨”。

文：吴纪椿

编辑制作：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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