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做书成全了我的人生，我无疑是幸福的人

人生海海，每个人的心口都拥着故事。李昕做了一辈子编辑，经手图书两三千，编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像他这样阅历的人，走仕途或下海，生活也许更好，但李昕却又自己的选择。“作为一个爱书的人，生活也不差，我满足了。”

作为受保尔·柯察金影响的一代人，人生握紧了拳就不会轻易松手。近日，出版人李昕来到上海图书馆，做书的故事一页页翻开。40年过去，白色在头顶冒出来，谈起做书的日子，他声色爽朗快然，当年清华园里那个爱读书的北京青年分明还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编辑这活儿他是真心喜欢。

给我三年时间，做不成编辑就去当政工干部

30岁之前的十年李昕在东北度过，田地里干农活，挣工分，不下田的时候就看书。1978年，考大学的机会来了，离开庄稼地，坐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教室。4年后的夏天，他舍弃了留校、赴美的机会，申请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编辑是一番自我剖析的结果。自认“才”比不上同学如王家新、高伐林，“学”比不上杨胜群、乔以钢、於可训等，唯有“识”，也就是对作品的判断力、鉴赏力和眼光，“或许不输给其他人”。

就这样，他返回北京，走进朝内大街166号那幢朴素的灰色大楼。

刚进人文社，得到岗位不是编辑，而是人事处政工。一天在大食堂，忽然远远瞥见一个独自吃饭的背影。定神看了几眼，端着碗就坐过去了。原来此人是人文社总编辑屠岸，一向以风度儒雅著称。李昕看他面容和善，张口告诉屠岸，自己“遇到了人生重大问题”。

“我来出版社是为了当编辑，可现在一天编辑没做就要改行，我不甘心。我知道在人文社当编辑不容易，请您相信我有自知之明。如果三年之内，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那我一定主动去做政工干部。”

屠岸放下碗筷聚精会神地听。听完伸出一个手指头，目光炯炯地盯着李昕：“一言为定。”后来的事情证明，这四个字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如愿做起编辑果然顺手，看到好的选题即刻两眼冒光。进入编辑部，一上手就是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等书，《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成为80年代中文系大学生的必读书。刚接手做《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时，为了和唐弢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他找来了国內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

从一开始，李昕就没有把编辑当成简单的案头工作。好书的出版，是在编辑与作者不断商榷、改良中产生的。日常工作平移到家中，小小房间床头摊得全是书；骑上自行车去敲名家的门，约稿的对象从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到王蒙、刘宾雁、刘再复，不论资排辈，都郑重其事。

为了促进文艺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和同僚挑灯夜战，编出不少具有百家争鸣姿态的丛书，在文艺界耳目一新，也获得了老编辑的信任。3年以后，李昕做了编辑室副主任。36岁时，做了编辑室主任。从那个时候开始，编辑成了一生的职业。80年代中期出国潮，时任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的父亲联系好了美国的大学，他不走。90年代下海潮，赚钱机会就在眼前，他也不走。曾经的下属成为千万富翁，每年请他吃饭。李昕笑问：“你小子，当初咋不带上我玩儿？”

这当然是个玩笑。在回忆录《做书的日子》里他写道——“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生只为一事来”。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小说出一本畅销一本，好像整个社会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花不光的求知欲，文字像不同方向飞射的光束，擦出火星。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总能引发大探讨。90年代，新技术改造下，传统的图书生产模式向现代的图书生产模式转变，书籍设计挥洒自如。一本书的热卖，不是件挤破脑壳的事。

李昕赶上了这个时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了14年，被培养成一个训练有素的编辑，以做好书作为理想，不太计较经济效益，成果总是大卖。

李昕常常说，一个编辑需要一个好平台。“你的领导不想出好书，光逼着你去赚钱，这样的平台很可怜，一辈子能做成什么事？”

编辑行当里最重要的，是胆识和执着。眼光好不好，体现编辑的本事。一点点打磨质量，一点点塑造品相，让它变成读者想要翻开的样子，得靠这行当里十年如一日的摸索。

1996年，李昕调任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市场狭小，商业却发达，出版运作与内地相比难度大多了。”前后8年，李昕像在深井里游泳，水既深又冷，然而一旦抵岸，那就是十八般武艺。

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香港，从图书出版到经营管理，李昕迅速积累着经验。作为出版社负责人，全局的视野意味着更重的担子。1998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来了。一两年中，香港多家出版社接连倒闭。“在那种环境下，年底一算账，赔了钱，只有炒人。人炒光了，出版社就关门大吉。”

香港三联也在困难中压缩着，但坚决保留编辑力量。李昕明白，编辑人才是最难寻找和培养的，一旦编辑队伍散了，出版社就像失去了骨头。

记不清多少不眠之夜，用使命，智慧、胆识和担当围聚起来的出版社渡过难关。香港三联的出版家们用增加多品种、低定价的小书，分散了出版风险；把图书的编辑和制作向内地转移；最后，坚定地把功夫下在有地域特点的文化上，从电影、戏剧、文学、绘画、建筑、音乐到邮票、钱币、明信片无所不有，出版社成为香港社会的玲珑投影。

8年中许多苦恼，难与外人言。那些年，李昕的脑中常常出现三个幻想——第一个幻象，是小孩子搭积木，已经很高了，但仍忍不住往上加。每加一块，又担心倒下来；第二个幻象是小孩子骑自行车，车闸失灵，无法停下，不能下车，于是只能左右蹬车维持平衡，前景凶险；第三个幻象是小孩子放鞭炮，第一个不太响，第二个还是不够响，总想放一个惊天炮，于是仍然忍不住要继续放。

离开摇摇欲坠的险境，也渐渐离开闪耀夺目的光环。2005年冬天，李昕回到北京，这次报到的地址是北京三联。回忆那段变迁，他念出了苏轼的名词《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北京三联，从副总编到总编辑，相继又有一千多本图书从他手中上市。赞誉反馈回来，化作安定与满足，令他更为珍重。

40年后再提笔，难忘的是那些书和人

2014年退休以后，李昕花了一点时间，写下自己出书的往事。今年春天出版的散文集《做书的故事》，一半写人，一半谈书。在流行“最美图书”的今天，这本书朴素得像泥土里刚长出的叶子。翻开，40年丰沛历程化为平实的叙述，道出脑海中的书和人。这体现了李昕所关切的一面：留下真实的历史记录，和自己对时代、社会和人的观察与反思。

文学史家杨义至今都认为，若不是李昕当年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自己早就放弃了做学问。那年他只是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花了5年时间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一个人，厚厚一摞50万字书稿，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看完后，包括李昕在内的几个编辑都赞不绝口。只不过三卷全部出版共150万字，赔钱是一定的。社领导给李昕派下任务：把书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写的书，上来就要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谈何容易？”李昕回想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盖上公章写一封推荐信，又找了唐弢、王士菁、严家炎、樊军等四位专家写推荐，蹬上自行车就去了国家教委教材中心。

没请吃饭，没送礼，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心里也没敢抱希望。谁知半年后，忽然国家教委就来了一份公函，里面盖了大章子，事儿就这么成了。杨义一下就解决了后顾之忧，学术道路一片坦途。很久后李昕才知道，杨义十年磨一剑，把前途都寄托在那50万字上，如果不能成书，他大概会去做商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李敖的交往。从1989年引进《独白的传统》开始，李昕与李敖的合作、交往超过25年。因为主题问题，出版历经曲折。李昕说李敖是一个老顽童型启蒙思想家，吹牛的大话都别有一番深意。编排李敖的故事、与其人打交道，都是考验“情智双商”的事。直至后来写下《李敖登陆记》，重新勾画出一个被“狂狷”“争议”等词所遮蔽的李敖，这个李敖拥有另一面——敢爱敢恨，江湖义气，知恩图报，达观快乐。

▲《做书的故事》，李昕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做书与阅人是不可分开的。提到杨绛，想到的是三件对杨绛先生心存歉意的往事，让他深感为人严谨与公正的重要性；提到王鼎均，念念不忘的是深入灵魂的笔触和史诗般的百年史，让他下定决心为这位长期被中国文坛忽略的文学大家正名；提到马识途兄弟，在出生入死、彼此反目的时代，两兄弟手足情深不改让人难忘；提到《巨流河》，感慨齐邦媛的微言大义与家国情怀……

透过李昕的叙述，不难看见岁月变幻中编辑心中坚定的愿望：让真正说真话，写真事，抒真情的人和书，走向大众，流传后代。

李昕说，对于作者，是绝不敢谬托知己的。即使这样，也能和这些作家和学者一起推开启蒙思想的大门，无疑获得了太多的乐趣。“是这些人，这些书成全了我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我无疑是幸福的人。”

最乐此不疲的一件事，就是此生与书相伴。他二十岁的时候，没带多少行李，硬背着一筐书去了东北。干完农活，太阳下山，草草地吃点晚饭，长夜只留给自己和书。从《草原烽火》《苦斗》到《悲惨世界》《第三帝国的兴亡》，芳草环绕的土屋中，一片灵思泉涌。

四十多年后，仍然热爱对人类思想启蒙有益的书，从读者变成编者。被思想的光照耀着，便不会迷茫于缺陷的现实，而能顺着光寻索。当年求知的少年变得愈发有力量，也让知识的启蒙散布更远的地方。一代又一代，寻索中的年轻生命看到星星点点的理想之光从书中升起，好像汪洋之中遇到一艘船，船头站着一个眼神明亮的老船长。

作者：李思文
编辑：李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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