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味，陕西的馍馍味……地域文化，成为这些话剧重要的“记忆点”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长恨歌》

打造地域特色浓烈、本土风格鲜明的舞台作品俨然成为了一股创作热潮。在近期国内演出市场，频频可见它们的身影：《一句顶一万句》《平凡的世界》《四世同堂》《老舍赶集》《长恨歌》……地域文化，成为这些话剧作品最重要的“标识”、最强烈的“记忆点”、以及打开作品文学灵魂的关键“钥匙”。鲜明的地域符号，创造了生动、丰满的舞台形象。

它们是一方水土的气质、精神和人文情怀的缩影。尤其在跨地域传播时，这些“地域标识”清晰的作品，深受异地观众的青睐和欢迎，市场前景和艺术前景广阔。自《白鹿原》去年在上海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后，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又携《平凡的世界》亮相“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令观众一致叫好。

“方言化”是一种创作趋势

用方言替代、或部分替代普通话台词，成为此类创作所惯用的手段之一。因为语言本身带有地理的讯息，是历史、文化和风俗的集中表现。在更为贴近风土人情的同时，也更加生动地完成了人物塑造，拉近了舞台与真实的距离。

刚刚在国家大剧院结束首演的《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一部扎扎实实的方言话剧。这部话剧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在原著中出现过河南话、陕西话、东北话、河北话、粤语等多种方言。这些方言共同勾勒出一个行走的故事版图，传递着人物延宕百年的出走与回归，具有文学化的功能和用途。故而在话剧《一句顶一万句》中也生动、写实地还原了这一特质。

话剧《一句顶一万句》

去年，一部“上海出品”的舞台剧《繁花》也选择了用沪语来讲故事，引发人们关注。这是继《永远的尹雪艳》之后，沪上舞台再次出现沪语话剧。金宇澄创作的这部小说在题材和文学表现上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方言叙事是一大亮点。小说从头到尾，以上海话思考、写作，最大程度体现了上海人讲话的语言方式与角度。舞台剧《繁花》高度还原了小说的这一特点，展现了上海特有的语言魅力和地域风情。

舞美呈现“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

前不久，亮相申城的话剧《平凡的世界》在舞美呈现上，带给观众一种“陌生又熟悉”的感受。

陕西人艺话剧《平凡的世界》

一个巨大的旋转舞台装置出现在舞台上：土路弯弯曲曲爬上山崖，路边卧着巨大的青石板，马兰花丛丛静放，麦场、窑洞、柴堆……随着舞台的旋转，尽数向观众展示陕西延川的一草一木。而远远望去，这个舞台装置又像是个“石碾子”。“如果完全按照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去呈现这部作品可以吗？可以。”编剧孟冰说，“但我们想换一个视角，采用一种夸张、变形的表现主义手段，产生一种欣喜感和陌生化的效果。”

所有的舞台语汇，都是为完成一个时代洪流下的小人物的故事而服务。舞台上，戴上人偶头像的演员们化身为农民，伏下身去，角色就躬耕于黄土，演员挺起身来，角色就直立于天地。舞台上的一行一伫，既是生活的再现又是精神的写照。

在陕西人艺的另一部作品《白鹿原》中，舞台语汇同样充满本土元素。古朴苍凉的华阴老腔，生动扎实的关中俚语，乃至村民脸上、衣服上的风尘仆仆，都关联着整个故事的完成度。

灵魂是在重塑人文精神

对于这一点，或许没有人比老舍的作品更有“发言权”，他可以称得上是最能够代表北京这座城市的作家了。他从小在胡同、大杂院里长大，对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和性格特点都非常了解，而胡同文化也造就了独特的语言体系。改编老舍的“京味儿”作品，是一个走近他独特幽默感的过程。

话剧《老舍赶集》

话剧《老舍赶集》是戏剧人方旭继《我这一辈子》《猫城记》《离婚》《二马》之后，第五次改编并导演老舍的作品，也是方旭首次将老舍的短篇小说改编并搬上戏剧舞台。在结束了“2018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的首演后，《老舍赶集》将于5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

《老舍赶集》改编自老舍六部短篇。这些作品不仅塑造了鲜活的人物，更具有现实主义风格和老北京韵味。在幽默讽刺之余，也以一种深切的、忧虑的、思考的目光来关怀社会和民族命运。

话剧《老舍赶集》

其中，《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是辛辣笔调写就的民国观戏守则；《创造病》讲述了九十年前一对小夫妻的“月光”生活；《牺牲》讲述了1930年代海归博士对美国精神的神向往之和对爱情的假意牺牲；《黑白李》描绘了黑李、白李兄弟二人间对于爱的争夺与奉献；《邻居们》刻画了明先生、明太太，和宋先生、宋太太两对夫妇间的生活琐事及由此引发的生活喜剧；《我的理想家庭》则直陈“希望一切无奈落去，希望一切理想成真”的美好愿望。

这些由老舍先生在1930年代创作的作品，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意味。虽然彼此独立，故事和人物并没有连贯性，但六则短篇中传达出的，都是相似的精神内核：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自身与现实的关系，又应当如何面对与追求理想生活。这些思索，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味。

作者：报童薇菁

制作编辑：童薇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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