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去世后,江浙画坛出现过不少指画家。画指画,有人只在意作画工具的特殊性,有人则着眼于毛笔这类工具未能达到的趣味上。吴野夫是那时代指画家中少有的追求风骨意境的画家。1984年他访日,在日本举办画展,赢得巨大的声誉,被 《朝日新闻》誉为 “中国指画第一人”。回国后,他觉得这样的称法太招摇,跟媒体介绍时,主动降格为 “中国北方指画第一人”。
吴野夫是浙江临安人。载誉归来后,被邀请回故乡,客居天目山禅源寺休养、观光、作画。这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好的一段时光。久居北国,荣归故里,熟悉的故土,勾起他对青春的回忆,厚重的生命体验注入创作中,形成了他苍健磅礴的画风。吴野夫故乡情深,那时他的指画在日本很好销,但他把在临安创作的一批作品,都捐给了故乡。当地政府为他在禅源寺开辟指画馆陈列作品。
我和吴野夫的交往就在这个时候。客居禅源寺的吴先生,据说每天午后小睡醒来,都要在林荫小道散步。有一天他在道路边拾到一张 《杭州日报》,上面登有我刻的二方印章,他觉得刻得还不错,就把它带回自己的房间。过了几天,他散步的时候,又捡到一份 《中国青年报》,非常巧,上面又登有我的印章,还有我当时供职单位的地址。于是吴野夫写信给我,请我刻印,随信还寄来一个印得很讲究的画折,折子上印了他的指画。
次年吴先生来信,告诉我他要在天目禅源寺办画展,邀请我参与其盛。当时美术界的活动还不像现在这么多,办个展览是非常郑重的事。我一路舟车赶过去,既为祝贺,也为观摩学习。待见到吴野夫,发觉他长得人高马大的,看起来着实伟岸。他的画,和他的人一样,具有北方人的浑朴典重。
吴野夫对于我这样的无名小辈,没有一点轻视之意。当我提出来要看他作画,他几乎想都没想,就豪爽地答应 “好的,那你跟我来,我画一张给你看”。我第一次看他把右手的整个拳头伸进墨池里,蘸过后迅疾伸出来,拳、掌、指在纸上舞动,须臾便成石、梅桩。在等色墨干燥时,我们聊起来,我说: “原来拳头也可以画画。”吴答: “指画指画,名为指头画,其实拳头、掌、背、指、甲、肉都可以用,就看你怎么用,用得适当不适当。”他的话有启发性,不执着于概念,这就扩大了指画的表达范围和表现力。吴野夫在巨幅指画上,不限于用指头,泼墨泼彩兼施,以指掌顺势勾勒,意在指外,气势夺人,的确如日人评价的,具有巨匠风范。
我受吴野夫影响,从临安回来后也尝试画指画,时有习作向他请教,每回他都提出详细的意见,鼓励有加,还说 “你既然也从事指画创作了,我们就是同行了”。看我每每有小得,露出自满的情绪时,就指出不要骄傲,要有老子 “自居其反”的精神,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审思自己。对于一个年轻学子如此推心置腹,可见吴野夫待人的诚挚和坦荡。
80年代后期,我跟他的通信渐渐少了,但请他示范,有请必应,而且每每都是精品。在我看来,整个80年代是吴野夫创作的全盛时期。他的创作不以题材内容尖新取胜,而是通过中国画常见的题材表达中国笔墨的精气神,实际上他所循的还是20世纪前50年中国画坛精英们追求的路向。吴野夫在中国指画上延续这一特点,并有所推进。可惜80年代后期的美术界正处在西潮涌动之际,中国画被视为艺术中的保守主义,受到极不理性的批评。在这种背景下,吴野夫的指画创作未受到美术界应有的重视,加上吴野夫社会应酬太多,身体日渐不支,以至于在去世前的1991年并未贡献太多代表他艺术水准的作品。这大概是吴野夫的宿命。
▲闻鸡起舞(国画)王嘉品
王嘉品 (1929—2010)进入杭州国立艺专的时间是1946年,1949年毕业,随即从军。这一点王嘉品与吴野夫惊人地相似。或许,艺术青年在历史转折点,更会从民族前途的角度选择自己的担当。吴野夫是在校生参军,而王嘉品则是毕业后跨进军营。
我在1990年后期才认识王嘉品。退休后的王先生如闲云野鹤,经常来北京走动,看他昔日的学长校友,有交流切磋,也有载道传艺。他主攻写意花鸟,从画风上看不出曾经是潘天寿门下的弟子,反倒有点像是京派某位前辈的学生。对于这种艺风,我问过他,怎么他的画中没有老师潘天寿的痕迹。他回答: “潘先生的画风格特征太强烈,不太容易学,即便学了,也难形成自己的风格。何况画家的存在,实际上是要有生活土壤。”初闻这番话,有点惊讶,联想到他的生活经历和背景,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了。这是他们那代人才有的纠结。
他后来作画,较多取法高冠华、王雪涛等画家。长期非艺术圈的生活经历,使他在审美上深受民间影响。他后来特别喜欢用大红大绿,固然热闹,格调也被限定了。我曾跟他说:“您的画太艳太满了。”王先生回了一句:“画画总要让人看得懂。”王先生的勤奋是令人钦佩的,七十岁过后,每天作画,作品一卷一卷的,很多是大画,起稿构图,不烦推敲,毕竟是国立艺专毕业的学生,敬业又功力扎实。
我和王先生交往,更喜欢听他讲杭州老国立艺专的情况。他是老国立艺专1949年前的学生。建国前潘天寿他们一辈人怎么上国画课他最清楚了。据王先生回忆: “老师们把自己的作品带到课堂上来,让学生临摹。”我知道国内美术学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续那种教学模式。当然课程中的范本可能不同,还与老师的示范相结合。这种教学方式貌似缺乏学科精神,实际上最顺应艺术教育的特性,原因无外乎艺术教育的个性化程度太高,每个学生的资质也不同。临摹不光是了解对象,也通过这个过程洞悉自己的能力。我得到王先生最珍贵的馈赠,是他把手头保存的国立艺专同学的回忆资料都送给了我。
王先生生性活泼,大概在校时是个调皮学生。他跟我讲向潘天寿求画的事。临近毕业时他跟老师潘天寿提出来,想请老师作画留念。潘先生不便拒绝,就说:“你先请茀之、乐三先生画,我再画。”王先生后来找到吴、诸两先生,说是潘先生说的,两先生没多说什么,铺纸就画。再后来王先生拿着这张画找潘天寿,潘先生在画上题了字,足成了三人合作的 《岁寒三友》图,似老师们的自况,又仿佛是对学生的勉励,做人要有傲骨。这张画躲过了无数劫难,一度转辗到王先生某位学长之手,至今居然完好无损。我曾经跟王先生开玩笑:这是你念国立艺专的另一张毕业证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文凭的价值。每回讲起这张画,王先生就说 “潘先生不肯动手”。
老艺专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王嘉品告诉我,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花了几天工夫临了潘天寿的 《山居图》,这是潘氏风格很典型的山水画,屋宇、篱笆院子,画面上半部分是大篇题字。王嘉品完成临摹后,面对一大篇错落有致的题字犯难了,这不是一个美院学生能够胜任的。经不起弟子再三恳求,潘天寿竟然把题跋文字整篇过录到临作上,连落款都替弟子写上。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样的功夫,岂是一个艺术青年写得出来的。我在听完王先生的叙述时,觉得那时做艺专的学生真好,天天见面的老师竟是这个世纪最杰出的绘画大师。
作者:唐吟方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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