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①|布兰顿：从“理由空间”中找到促进社会良好运作的支点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系列】
开栏的话：在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WCP)于北京召开（8月13日到20日）前后，报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此组采访中的哲学家来自美国、中国、德国、法国，及俄罗斯、巴西、尼日利亚等十多个国家，他们如何走上哲学之路，各自研究领域有何特色，如何看待哲学与世界的关系？与哲人同行，您会变得或更深刻，或更多元，或更负责任。同时欢迎参与我们同步推出的“我爱WCP“有奖传播活动。
从“理由空间”中找到促进社会良好运作的支点
文/孙宁、周靖、程都（-复旦-华东师大联合采访组）
被访谈人：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美国匹兹堡大学杰出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以下简称“布兰顿”。
访谈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孙宁、杜威中心博士后周靖；报记者李念，下简称“”
访谈时间：2018年4月初邮件、4月29日面访
语言使人成为人，理性的人——能给出和索要理由，并以此为生。布兰顿的整个哲学便是基于这一洞见而来。不管是他的语义推论主义，还是逻辑表达主义无一不体现了扩宽理由空间的渴求。2016年，美国教育网站评选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健在哲学家，他位列第四。
今年4月下旬，匹兹堡大学杰出教授布兰顿来复旦杜威中心做为期一周的讲学。他以“理由的结构”为总标题做了三讲，系统介绍了他的语义推论主义、逻辑表达主义和分析实用主义等思想。虽然学者们往往抱怨布兰顿的书太“硬”，一方面是因为语言的晦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所引入的一些技术性处理，但细致的读者会从布兰顿厚重且晦涩的书页中发现他那颗温柔的心——那是一颗充满关怀与好奇的心。他关怀的是人类社会的良好运作，他好奇的是有什么方案可以有助于人类更良好地交往。
而在生活中，68岁的布兰顿则是一个完全的天真、纯粹、快乐的人。他是一个拥有学者生活的纯粹哲学家，正如他那白花花的长胡子从嘴唇直至肺腑。他有着康德般的规律生活，早上6点左右就会起来写作至少3小时且雷打不动，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之一。晚上他会躺在床上想问题。但这些又丝毫不妨碍布兰顿毫无保留地享受美食与美酒。这次中国之行，除了学术交流的满足之外，也满足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想象。看到新鲜事物时，他会停下来瞅个半天，仿佛也要对此做一番逻辑分析；遇到十分钟爱的雕像时，他也忍不住想要保留点什么——于是，他掏出了不知被淘汰了多少年的翻盖手机，拍些照片。但是，一旦谈起哲学，他就开始严谨起来，仿佛每根胡子上都伫立着逻辑战士……
今年4月下旬，布兰顿来复旦杜威中心做为期一周的讲学
【哲学之缘与轨迹】
：您读大学时并不是在哲学系，请问您何时开始迷恋哲学，并以此为志业？
从数学转向形式语义学，源于对概念的兴趣
布兰顿：在耶鲁读本科期间，我主修的是数学。当时想，如果我数学学不下去了，就去学物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对基本的概念问题越来越有兴趣。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我正处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数学逻辑中的模型论正充分发展为一种运用到可能世界的内涵形式语义学，我被这一发展深深吸引并受到了鼓动。这种形式语义学能够以数学的方式理解意义、表征以及概念内容，我颇受这一图景的启发。但是，我不满于当时甚至到现在的叙事，它们把数学形式主义与那些关键的哲学论题关联起来。在我看来，我们所需要的是将研究语言和意义的数学方式同更为人类学的方式结合起来，后者典型地体现在实用主义者（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
在普林斯顿领略分析哲学界诸多翘楚风采
：您在研究生期间就进入了分析主义哲学的大本营普林斯顿大学，并于197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可否分享期间的一些故事？
布兰顿：我读研究生开始在普林斯顿，我遇到了一些非常杰出的老师，这是最有意思的事。比如1941年出生的大卫·刘易斯，他应该是世界语言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了；差不多同龄的克里普克，他也许是他那一代最天才的哲学家，17岁就写出模态逻辑语义学的完全性定理，在此之后，每隔四五年就有革命性的成果，他造就了现代分析哲学的历史转折；因为他对维特根斯坦的阐释，产生了克里普克斯坦（Kripkenstein）一词。但他的性格非常奇特，甚至可以说古怪。当然还有我的博士导师理查德·罗蒂。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左）、布兰顿的博士导师理查德·罗蒂
罗蒂给予我无私帮助，我理解他为何离开普林斯顿
：我们能否谈谈您与您的导师罗蒂的友谊。罗蒂曾说，当代美国最有名的四位哲学家，不应该是：戴维森、普特南、奎因和罗蒂，而是：奎因、塞拉斯、戴维森、布兰顿，他把自己的名字换成了您的名字，您如何看他的这个说法？您和他相差19岁，可以分享一下您和他的友谊吗？罗蒂在1980年代后期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这一事件被视为他与分析哲学的决裂，而转向了偏于文学领域的“后哲学文化理论”，1998年时，晚年的罗蒂又对海德格尔、德里达、马克思的继承者们等文化左派大力批判，您对此怎么评价？
布兰顿：罗蒂对哲学史非常熟悉，从古希腊到近现代无一例外。罗蒂从来没有离开过分析哲学，他不但自视为实用主义者，还自视为分析哲学家，但他的哲学图景对分析哲学而言过于宏大了。而且，罗蒂的实用主义图景超出了美国的实用主义，这幅图景将早期海德格尔和晚期维特根斯坦容纳在内。他将这些资源都综合为自己的独特哲学形态。罗蒂极为赞赏塞拉斯，他和塞拉斯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有很强的历史感，对哲学史极为熟悉。他出版于1967年的著作《语言转向》就是一个例证。
罗蒂和杜威一样，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我选择去普林斯顿是因为罗蒂，我觉得通过罗蒂能够更好地学习塞拉斯，胜过单独从塞拉斯那里学习。普林斯顿的哲学系当时由形式语义学主导，罗蒂显得格格不入。我觉得自己如果只做罗蒂式的哲学，也会显得格格不入，于是也向刘易斯学习，并尝试综合起罗蒂式的哲学和普林斯顿式的哲学。罗蒂曾告诫我要警惕过于分析化的倾向，并不遗余力地向其他哲学家推介我，比如向哈贝马斯推介我的著作《使之清晰》，他告诉哈贝马斯，我的书对他在语言理论中寻找政治哲学基础是极有帮助的。
美国著名哲学家、分析学家奎因（左），戴维森
我既尊崇康德和黑格尔，也迷恋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
：还有哪些哲学家给您带来了最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是什么？
布兰顿：刚才说了，在那些我曾有幸面对面交流过的哲学家中，对我带来最大影响的或许是我的博士阶段的导师罗蒂，以及在匹兹堡大学的前辈塞拉斯和达米特，他们教会我看到语言哲学中的各类不同问题之间如何被关联在一起。在那些已然逝去的伟大哲学家中，一方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和黑格尔，另一方是分析学界的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我着魔般地迷恋他们的著作，多年来我一直研读他们的著作，与书中的思想角力，我从中受益良多。
很多文化中，大胡子都是智慧和学识的象征
：冒昧而问，听说，您夫人和您17岁就相识，有着青梅竹马的感情生活，她对您一如既往地支持，您觉得邻居们是敬佩您多一些还是夫人多一些？您怎么看哲学家在社会和在学院中的地位？
布兰顿：确实，我17岁遇到了妻子，这是我一生的幸运。她是个优秀的儿科医生，在她所创建的领域颇有建树，但最初非常困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自觉承担了抚育两个儿子的任务，现在他们都已成人，都是作家，其中一位在新媒体的专业杂志工作。我感觉他们同时受到了父母双方的影响。
布兰顿与其夫人
：可否说说你飘飘美髯的故事？这次在复旦做讲座，会议照片发布后，大家对您的眼神和胡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您像泰戈尔，一种说您像教父，一种觉得像恩格斯。我想，大家都觉得您有很高深的学问。
布兰顿：（笑）看一个哲学家不是看表象，想知道我是谁，就读我的书。在我崇拜的哲学英雄阵列里，皮尔士、詹姆士、弗雷格都有大胡子。在很多文化中，大胡子都是智慧和学识的象征。我的妻子喜欢我的胡子。
：您是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这方面您需要做特别贡献吗？
布兰顿：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我很珍惜。于我而言，就是做好我的研究，如果主题足够重要，我会在表达和写作之前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酝酿。比如我花了18年写《使之清晰》，花了30年写关于黑格尔的书。
布兰顿于197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学术特点和贡献】
：在您自己看来，您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什么？在您已经出版过的书中，您认为哪一本最为重要，为什么？
我最重要的三本书：《使之清晰》《介于言与行之间》《信任的精神》
布兰顿：当一切尘埃落定，时光已经有了年轮，哲学史学家们能够以一种冷静的眼光审查我的著作时，我相信他们会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在于如下三本书中：《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介于言与行之间》（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该书基于我在牛津大学所做的洛克讲座讲稿而写成）以及我快要完成的黑格尔研究专著《信任的精神：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做的实用主义式的语义解读》（A Spirit of Trust: A Pragmatist Semantic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我花了十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使之清晰》的写作，而写黑格尔研究专著，我已经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求索路漫长，生命太短暂。我也期待人们会认识到我与以前的两个学生赫洛比（Ulf Hlobil）和卡普兰（Dan Kaplan）合写的逻辑哲学方面的著作《后果逻辑》（Logics of Consequences）也具有重要意义。
布兰顿著作《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介于言与行之间》（Between Saying and Doing)
我和“匹兹堡学派”中塞拉斯、麦克道威尔的异同
：许多哲学，包括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和您构成了“匹兹堡学派”。您本人接受这一哲学标签吗？
布兰顿：我既乐于接受这个名称，也对此感到自豪。在我看来，塞拉斯是他那一辈哲学家中思想最深刻且最为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就此来说，他能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奠基人皮尔士相比肩，后者思想也非常深刻，在他那一辈人里最为重要的美国哲学家。塞拉斯曾经说自己的哲学抱负在于，将分析哲学从它的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我的老师罗蒂则恰当地把我的工作描述为，旨在将分析哲学从它早期的康德阶段推进到它完成式的黑格尔阶段。他那一辈分析哲学家中，塞拉斯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将对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技术分析同历史的和系统化的哲学思考结合起来。我继承了这一旨趣。
我的同事麦克道威尔也是我甚为赞赏的当代哲学家。尽管他的哲学方法是为哲学病做诊断的诊疗法，这一方法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寂静主义思想一致，但他也在塞拉斯哲学中发掘了一些观念上的原料，根据这些材料，他得以认识到说理的（discursive）理解——我们这类文化生物所具有的最自然的特征——为何要求人们以一种迥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做出理论探究。这些年来，我们之间涉及最多且最有成效的哲学对话集中于对康德、黑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塞拉斯的讨论上。我们之间实质的分歧以及我们之间实质的一致意见均凸显了说理规范性的重要意义，麦克道威尔以他自己的方式将之解读为我们人类的核心要素。
匹兹堡学派主要人物塞拉斯（左）、麦克道威尔
当前美国哲学界的思想分裂正在通过跨界对话弥合
：您对美国哲学的当前情况以及未来发展有何评价？
布兰顿：长久以来，美国哲学界一直有着某种可以算作是思想上的分裂，例如我们有更为关注技术的分析哲学家们，有更为关注文句（literary）的大陆哲学家们，还有些美国实用主义者等等。在跨越这些传统的边界时，先前并没有许多有价值的对话。我认为，当前出现了最好的态势：这些阵营的分界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克服。无疑，尽管还零星存在一些顽固分子，大部分美国哲学家——尤其是新崛起的年轻一代——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同事们各种研究哲学的方式所具有的价值，他们已经学会了跨界交流并从不同的视角中获益。我本人也在积极地促进这类交流，试图实现分析哲学与德国观念论这两个相异的传统之间的会话。这两个传统不仅与包括皮尔士、詹姆士、杜威在内的实用主义传统有许多汇聚之处，也与早期海德格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奎因、塞拉斯以及罗蒂等人有诸多共鸣。
三大关键基柱：语义推论主义、规范实用主义以及逻辑表达主义
：为了能够更容易地理解您的思想，您能为正在研习您哲学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些建议么？
布兰顿：我的著作中有三大关键思想基柱：语义推论主义、规范实用主义以及逻辑表达主义。推论主义根据概念在推理中所起到的作用来理解它们。这种作用即是能在推论中担任前提或结论，能够作为支持或反对使用其他概念的证据，以及具有能够支持或反对它自身的证据。
规范实用主义则认为，将我们这种能够认知以及有意向地采取行动的生物从那些“只不过是”自然生物中区分开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规范的理由空间中，我们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并遭遇到自己的同伴。信念和意向表达了我们的承诺，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我们需对它们负责，它们行使的是我们的权威。承诺、责任以及权威都是些规范性的概念。规范实用主义者，诸如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规则或原则这类形式中清晰地（explicitly）体现了规范，但根本地，我们可以根据隐含于我们社会实践中的规范来理解这些有着清晰形式的规范。
表达主义将语言理解为某种我们可以使之清晰、某种我们可以说出、不然就会隐含于我们做的活动中的东西。逻辑表达主义认为，具体的逻辑语汇——范式上说，例如条件句（“如果……那么……”）、否定句以及真性模态语汇——都是我们已经使之清晰、已经可以说出来的东西，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言说”这件事。
布兰顿著作《从经验主义到表达主义——布兰顿对塞拉斯的解读》
近十年：与年轻合作者尝试以表达主义的方法研究逻辑
：您现在正在经历思想上的转变吗？您能告诉我们您正在进行的研究或近期的研究计划吗？
布兰顿：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那样，我乘坐着行驶多年的巨船，现在终于要结束这段漫漫之旅，驶入目标港口了，即我的黑格尔研究专著《信任的精神》明年要出版了。我最近的思想体现在《介于言与行之间》一书中，但这一思想受到了塞拉斯的启发，即我最感到兴奋且在我看来最值得努力弄清楚的问题是，真性模态逻辑语汇同指称性的规范语汇所表达的内容之间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对这种关联的理解构成了我对黑格尔观念论解读的核心。但是，我不认为黑格尔以及我已经看透了这一问题。就最晚近的工作来说，我过去十年间一直在尝试以表达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逻辑，旨在勾画出逻辑表达主义式的理论语汇——如果在逻辑哲学中，我们一直是逻辑表达主义者，我们该会设计出怎样的逻辑语汇。我相信我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合作者，尤其是赫洛比和卡普兰，在此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实质进展。这个研究项目还在进行中。
【我看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大会】
：您如何看待哲学与当今世界的关系？
哲学应该教导我们如何去为促进更好对话而做关联努力
布兰顿：我从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得到的启示是，语言在“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本质上是说理的生物，并且因此而成为理性生物。我们进入语言的实践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物本性。语言实践是使得我们成为文化生物，而并非只是自然生物的原因。进一步地说，说理生物的一个基本利好在于，我们能够会话。我们所有的社会机构，其终极目标均在于滋生和支持伟大的人类会话。即便对教育而言，我们也应将其最终旨向理解为，培养我们参与人类会话的诸种能力。我们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最终也应该被认为是让人们更可能参与会话的一种手段。
今年4月29日，报记者李念采访布兰顿
达成一定数量上的一致意见是讨论得以进行的必要背景条件。但是，不存在可事先确定的具体事务，这些事务被当做是一致背景的必然要素。一般来说，达成一致意见既不是会话的目标，也不是会话的要旨。它只不过是一种使得会话得以可能进行的条件。它的要旨更在于，当会话遭遇到各种不同的视角时，使集体以及个人有可能进行自我建构、自我转变以及自我发展。
因此，哲学应该教导我们试着去理解，如果通过对我们的机构及其设置的改良而能够更好地促进会话，我们便应该努力做出这种改良。这涉及到克服因由地缘、区域文化、物质发展、国籍、种族、性别，以及我们所说的每一种语言之间的差异（这颇具反讽意味，因为语言也是人类参与会话得以可能的首要条件）而造就的障碍。
：您在美国是否经常参加哲学年会？今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北京召开，您对这个源于欧洲人主办的年会有何印象？
布兰顿：世界哲学大会很重要，它从上个世纪就开始存在。今天，不同哲学文化之间的对话尤为重要，特别是将中国哲学展示给世界。
学以成人的理解：自身目的均在于自我理解
：请问您如何理解这次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
布兰顿：我认为这个主题是第一要务。黑格尔曾教导我们把我们自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一种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在此意义上，我们自身的目的构成了我们自身之所是的本质要素。对于个体和群体来说，其自身的目的均在于自我理解。我们在自身之中成就了我们客观之所是。作为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我们受到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的约制。如若改变了自身的目的，我们的自我理解（不仅是理论上，还在于实践上的——这体现在我们的劳作和行动中）便会改变我们实际之所是。出于这个理由，我们是一种具有历史的生物，而非自然生物。我们的历史塑造了我们如今之所是。
布兰顿从黑格尔认为的“把我们自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来阐述“学以成人”的涵义
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将为对话提供资源
：您来中国学术交流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一定了解得不多，通过这次访问，是否有所改善，普通生活中也会带有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痕迹？
布兰顿：我对中国哲学所知甚少。像许多大学生一样，我曾在《哲学导论》课上读过孔子的《论语》；也如许多主修哲学的学生那样，我曾选修过中国传统哲学课程。然而，到博士研究生阶段，我便不再继续学习中国哲学了。
来中国之前，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大了而无法做出回答，并且我的知识储备也无法让我给出些推测性的答案。这次来到复旦做杜威讲座，一方面感受到中国哲学界同仁的巨大潜力和优秀工作，另一方面，也在长江三角洲感受到发展速度非常惊人，我很幸运能见证这些历史性的进程。
中国漫长且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提供了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我们能借以促进人类会话。但是，过去只是现在的序幕，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一种本质上具有自我意识、能够自我规定的生物，总是在向前地创造我们的历史，从而塑造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在参与会话的初期，才会独立地考量历史的因由。当然，这些考量既包括具体的哲学探究，也包括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探究。我对中西会话中能够碰撞出怎样的风景颇有兴趣。
4月下旬，布兰顿在复旦做杜威讲座现场
：您回到匹兹堡后，会进一步加强和中国哲学界的交流吗？
布兰顿：会的。事实上，我已经在和邀请方做一些合作的商谈了。
：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愿您常来中国，参与作为文化生物的人类对话。
下期看点：
2、美国普渡大学教授W·麦克布莱德
*在法国共产主义重镇里尔学习一年、前往南斯拉夫旅游等，我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力
*尽管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力很大，但我始终认为他的原初状态理论中有一部分很武断
*我是第一个担任FISP秘书长和主席的美国学者，最大挑战是与不同立场保持良好关系
“24位世界哲人访谈”参与机构
报讲堂工作室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华东师大哲学系
感谢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中国组委会的指导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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