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 | 仁井田陞遭遇的学科鄙视链

▲仁井田陞肖像，1963年9月

1928年，一个东京大学本科生沿着一条文科的学科鄙视链溯流而上，才过了5年就交出了大部头著作《唐令拾遗》，震惊学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鄙视链却是在以“文求堂”书店为中心的舆论场产生的。

日本著名汉学家仁井田陞（1904—1966），原名“菅野陞”，是大法官菅野善三郎的三儿子。1928年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毕业，同年过继到也是大法官的仁井田家做养子（田仲一成《我心目中的先师——仁井田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活动》，《古今论衡》第19期）。

此前中国学界流传“仁井田陞，原姓菅野，后入赘改姓”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

菅野陞还是法学部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一手创办了学生同人刊物《求母》。这么高深的刊名，来自《道德经》第二十章：“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当时日本《道德经》通行版本与中国的通行本一样，末句作“而贵食母”。王弼注曰：“食母，生之本也。”河上公则注为：“食，用也。母，道也。我独贵用道也。”此处的“食母”是坚守道之本体的一种表达。各种古代版本之中，只有唐代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御注一家作“而贵求食于母”，玄宗自注云“先无‘求’‘于’两字，今所加也”。不过这个御注本流传并不广泛，是以中国古籍向无“求母”之用典。一个异国的法律系本科生，从那么偏僻的道经版本之中独拈出“求母”一词，却也应了《道德经》第二十章的真意——独异于人，绝学无忧。

菅野陞初中就读于东京的名门中学——京华中学。1919年入校的春学期，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和田清（1890—1963）恰好入职，在该校教历史。一般来说，东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回到东大执教之前，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外放”考察期。和田清是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二位东洋史泰斗的得意门生，取得大学院的硕士学位之后，经历了中学老师、东洋文库的图书管理员等职位上的八年历练，至1927年才被召回东大担任助理教授。日后成为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领袖的和田清，中学老师生涯只有短短三年，却深刻影响了菅野陞的人生道路。“对中国的古典应该抱着文献批判的态度，早在中学时代，和田老师就教会我这一点。”（仁井田陞《中国の法と社会と歴史——研究生活三十五年の回顾》，收入《東洋とは何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

菅野陞虽在初中阶段已有史学研究兴趣，但因背负“子承父业”的家族期望，还是入读东京大学文科之中最高分的法学部。本科临毕业之际，菅野陞产生了研究生转到文学部的东洋史学专业的念头。他到东洋文库去找和田清——

“他一边抄写着《大明实录》，一边对我说：‘历史不过是常识一般的学问，没有再进文学部去学的必要。’”

这么一句冷酷的话语，从自己敬佩的东洋史老师口中说出，菅野陞自然还是相信的，遂打消了转专业的念头。过了不久，他又到东大附近经营中国书籍的文求堂书店去，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素来对于东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没有好感，他曾评论说，“尤其是那些汉文先生，简直是玩物丧志”。这次他又指点菅野陞——

“如果进了文学部，特别像‘中国哲学科’那样的地方去学习的话，什么也学不到。”（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田中壮吉编：《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版）

▲1930年，时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助手的仁井田陞（后排左二）与院长服部宇之吉（前排右一）等同事

既然历史学是常识，中国文学又是玩物丧志，中国哲学更是学不到东西，那么什么专业最好呢？“经田中先生指示，我去了赤城神社由川合氏主办的星期天开讲的‘说文会’去学习。”1928年开始，改了姓的仁井田陞，一边在东京大学跟随法律史名家中田薰，学习东洋法律史，一边在川合孝太郎主讲的《说文解字》训读会，学习文献训诂学。

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这是1928年，一个东京大学本科生遭遇的学科鄙视链。沿着这一鄙视链溯流而上的仁井田陞，才过了5年就交出了大部头著作《唐令拾遗》，震惊学界。已经散佚的唐代律令是古代东亚社会影响最深的律法系统，多年以来，唐律的复原作为日本学界的一大难关，已有仁井田的太老师、日本法制史研究开山宗师——宫崎道三郎，以及仁井田的导师中田薰，二人联手在1901年发表长篇论文。但是从那以后，复原的工作又被当作“多年悬案”而搁置起来，因为难度太大。

▲1934年1月13日，《读卖新闻》关于仁井田陞获奖的报道

攻克这一难关的仁井田，在法制史的本色当行之外，身负历史学、文献学的绝技，他从一百多种中日罕见典籍之中搜罗复元了近60%的唐律，而且大量利用了新发现的西域文献。仁井田之前所有的知识储备，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唐律复原的研究之中。此书一出即好评如潮，东京大学法学部长穗积重远撰写书评，推崇这一在文献辑佚与史料考证方面将师门传统发扬光大之“大事业”（1933年9月15日《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1月，颁发给文理科各一个成果的日本学术最高奖励——学士院恩赐赏，颁给众望所归的《唐令拾遗》，当时仁井田陞刚刚过完他30岁的生日。无论理科还是文科，学者荣获恩赐赏的最小年龄纪录，至今仍为仁井田所保持。

可以说，《唐令拾遗》见证了日本昭和初期的学科鄙视链。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鄙视链却是在以“文求堂”书店为中心的舆论场产生的。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出身京都，他在东京外语学校进修中文之后，决定将祖上专做“和本”生意的文求堂，搬到东京大学附近的本乡，转而专营汉籍。在1920—1950的30年之间，由于田中庆太郎卓越的版本鉴识与社会交往能力，文求堂书店成了研究者聚集的沙龙。德富苏峰、内藤湖南、古城贞吉、石田幹之助、郭沫若、高罗佩、神田喜一郎等著名学者频繁出入文求堂。当时关西的学者都说，“如到东京，就算不去东京大学，也得到文求大学走一走”。

▲1910年，时年三十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

“文求堂主人臧否人物和批评社会现象时相当严厉，但是对于有前途的少壮学者、年轻学子却经常照顾。”（石田幹之助《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收入《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后来成为日本书志学一代宗师的长泽规矩也，在东大本科时期就受到田中氏在文献鉴赏方面的熏陶，而遵循田中氏“学科鄙视链”成长的仁井田陞，得到的照顾更是不得了。他写作《唐令拾遗》的那一年，文求堂刚从中国藏书家傅增湘的手中购入一批宋明珍本，田中氏把这些被列入“国宝”的珍籍免费开放给仁井田任意查阅，还允许他把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一页书影登在《唐令拾遗》书中。日后此书获奖，其中也有田中氏在稀见版本上的助力之功。

▲位于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1927年

田中庆太郎绰号“本乡的鬼谷子先生”，鬼谷子既意味着“料事如神”，又有点江湖霸气。东京大学在本乡三丁目，文求（上接4版）堂位于本乡一丁目，“本乡鬼谷子”自然也就是整个本乡地区的学术预言家。一有大学生到店里来，田中氏就会当着学生的面，将东京大学或是京都大学的学者们严厉批判一番，并对学问无休止地说教。学生很愿意聆听这样带着火气的说教，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松枝茂夫1927年在东大读书的时候，经常与同系的竹内好、增田涉一起到文求堂“受虐”——“愿意像被痛打一样地被他说教，而且是每天都要去”（《怀念文求堂主人》，《朝日新闻》1966年5月22日）。

年轻人在文求堂“被虐”一番之后，还是会翻翻主人最新从中国进口的学术书刊，虽然囊中羞涩，隔三差五也会购书若干。不同于传统的旧书店，文求堂的书架一半是古本汉籍，一半是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新刊书。这种新旧夹杂的陈列方式贯彻着田中氏的经营策略——“如果只卖汉籍古本，就只有不是学者的高龄老人来光顾，年轻人不会来；如果招不来年轻人，其结果也就是丧失了未来的购买群。”（《汉籍书店的变迁》，高田时雄、刘玉才整理《文求堂书目》第1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抓住年轻人的研究动向，投资他们的未来，这才是“本乡鬼谷子”绰号的本义。

田中氏说，当时汉籍书店出售的“许多都是与中国近代性学问无关的书籍，其结果，就是引导读者对于诗文和中国趣味的追求”（《汉籍书店的变迁》）。开一家充满汉学情怀的“怀古旧书店”，从来不是田中氏的目标，他也因此和传统的汉学家“气味不相投”。

▲仁井田陞购于文求堂即卖会的古籍——明刊本《官制备考》，一千五百日元，1953年3月15日

▲东京大学“仁井田文库”所藏《嘉庆庚午至道光壬辰仁钱会馆捐册》，书套贴有1942年仁井田先生购于文求堂的书籍发票

长泽规矩也很少在文求堂碰到自己学部的老师。“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哲学、文学的先生们，就我所知，差不多都不登文求堂的门。像服部博士就是那样，宇野博士是那样，盐谷博士也是那样。主人也对先生们的评价较低。东洋史的先生们常能见到。其中，首先是市村瓒次郎博士，然后是和田清博士。”（长泽规矩也《与古书店主的交往》）这里提到的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盐谷温，可都是大正昭和时期的汉学领袖、随便一签就是数千元购书单的东方文化学院院长，可是文求堂主人将他们视作传统儒学和文学的老先生，评价较低，一并将他们所代表的专业放在“学科鄙视链”的最末端。

东洋史界的教授们反而与文求堂交往较多。田中氏最为敬畏的是京都学派的领袖内藤湖南，常常把最好的版本留给内藤。内藤氏在193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还借田中氏暗贬了东京同行：“在今日的东京学者中，无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的古书鉴赏能力相匹敌。”（内藤湖南《宋元版の話》，收入《目睹书谭》，东京弘文堂1949年版，第330页）当时的研究风气，东京的儒学文学老先生不太看重版本目录学，反倒是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等一批后来被称为“东京文献学派”的东洋史学者，常常到文求堂购书和交流古本心得。

明治時代末期，白鸟库吉（1865—1942）领军的东洋史学在边疆史地领域突飞猛进，有意识地搜集明清的四镇三关志等方志文献。1900年到1911年之间，田中氏每年来到中国搜书，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替东洋史学者搜求冷门的地方志。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有一段“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专述田中氏：“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清光绪末叶，每年必至我国北京，搜罗书画法帖一次或两次。……是时我国学者，多喜读集部书，故对于府州县志，无人过问；厂肆志书，多被他人买去。普通本以罗计，每罗一文明杖高，仅售现银一圆。”这些田中氏以手杖为计价单位、低价捆载东去的地方志书，回国之后以几倍的价格售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库。

1910年代，文求堂书店的成长期，也是中国、日本、西洋的汉学研究“突进期”，敦煌文献、青铜铭文、甲骨文、小说戏曲、地方志等等新文献的涌现，推动了新学术的勃兴。注重搜集新文献材料的实学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前沿趋势。文求堂主人田中氏因势利导，在日本书店中，率先将怀古性的古本放在第二位，而把代表学术发展方向的汉籍放在第一位。“学术日进，清楚地认清将来的研究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是最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购买搜集那些将成为研究资料的书籍，然后，把这些书籍提供给书业界，就必然会有研究者来买。”（《汉籍书店的变迁》）

如此说来，仁井田陞的学问起跑阶段，恰恰反映了日本大正至昭和初期的学术潮流。他先是在初中老师、同时也是东洋史研究新锐的和田清的影响下，对于文献版本有了认识。到了本科阶段，正如《求母》之刊名所揭示的，他开始返本复初，希望探求文献的“本来面目”。可是，“昭和时代一开始，也就是1920年代后半期，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攻读的学生，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人是想要研究中国古书的。教学之中，没有一位教授参考了中国的古书。要研究古书版本，只能独自去干。”（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幸运的是，文求堂主人把整个书店的藏书向仁井田敞开。拥有全东京最好的古本鉴别眼力的田中氏、明清史料开拓者和田清，二位前辈对于仁井田陞的点拨与助力，犹如周伯通、洪七公之于郭靖，让“完美结合了学问的热情与毅力”（《东方学》第78辑“仁井田陞纪念座谈会”）的年轻小子，一下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

文求堂书店在仁井田陞的学术道路上，意义不仅在于作为他接触古籍的“古书馆”；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所揭示的学科鄙视链，更是让十字路口的仁井田确定了未来方向。1951年田中氏因病辞世，长子乾郎亦于1953年去世，经营了四代人的文求堂不得不在1954年3月歇业。闭店前，文求堂举行了一次古书籍展观即卖会，库存图书“在库一扫”。仁井田在即卖会上买了好几本古书，其中的明刊本《官制备考》以1500日元买下，现为文库的特别贵重书。回来之后，心情沉重的仁井田陞，写下了一篇深情压在纸背的《文求堂和我》。

1966年，仁井田陞在伦敦讲学时不幸病倒，回国后溘然长世。他的藏书悉数捐给东洋文化研究所，即今日“仁井田文库”之库藏。在仁井田文库所藏法律古籍、日用类书、家谱等汉籍之中，偶尔会看到文求堂书店开具的“发票”，仁井田先生将它们贴在书套封内。

“大量地经营家谱、法律文书等等也是从文求堂首先开始的。”（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一个世纪前的学术潮流，还有学人与书店之间的情谊，就这样再现眼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作者：吴真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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