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 | 仁井田陞遭遇的学科鄙视链

2018-08-03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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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陞肖像,1963年9月

1928年,一个东京大学本科生沿着一条文科的学科鄙视链溯流而上,才过了5年就交出了大部头著作《唐令拾遗》,震惊学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鄙视链却是在以“文求堂”书店为中心的舆论场产生的。

日本著名汉学家仁井田陞(1904—1966),原名“菅野陞”,是大法官菅野善三郎的三儿子。1928年他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毕业,同年过继到也是大法官的仁井田家做养子(田仲一成《我心目中的先师——仁井田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活动》,《古今论衡》第19期)。

此前中国学界流传“仁井田陞,原姓菅野,后入赘改姓”的说法,不知从何而来。

菅野陞还是法学部二年级学生的时候,一手创办了学生同人刊物《求母》。这么高深的刊名,来自《道德经》第二十章:“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求食于母。”当时日本《道德经》通行版本与中国的通行本一样,末句作“而贵食母”。王弼注曰:“食母,生之本也。”河上公则注为:“食,用也。母,道也。我独贵用道也。”此处的“食母”是坚守道之本体的一种表达。各种古代版本之中,只有唐代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御注一家作“而贵求食于母”,玄宗自注云“先无‘求’‘于’两字,今所加也”。不过这个御注本流传并不广泛,是以中国古籍向无“求母”之用典。一个异国的法律系本科生,从那么偏僻的道经版本之中独拈出“求母”一词,却也应了《道德经》第二十章的真意——独异于人,绝学无忧。

菅野陞初中就读于东京的名门中学——京华中学。1919年入校的春学期,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和田清(1890—1963)恰好入职,在该校教历史。一般来说,东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回到东大执教之前,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外放”考察期。和田清是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二位东洋史泰斗的得意门生,取得大学院的硕士学位之后,经历了中学老师、东洋文库的图书管理员等职位上的八年历练,至1927年才被召回东大担任助理教授。日后成为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领袖的和田清,中学老师生涯只有短短三年,却深刻影响了菅野陞的人生道路。“对中国的古典应该抱着文献批判的态度,早在中学时代,和田老师就教会我这一点。”(仁井田陞《中国の法と社会と歴史——研究生活三十五年の回顾》,收入《東洋とは何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

菅野陞虽在初中阶段已有史学研究兴趣,但因背负“子承父业”的家族期望,还是入读东京大学文科之中最高分的法学部。本科临毕业之际,菅野陞产生了研究生转到文学部的东洋史学专业的念头。他到东洋文库去找和田清——

“他一边抄写着《大明实录》,一边对我说:‘历史不过是常识一般的学问,没有再进文学部去学的必要。’”

这么一句冷酷的话语,从自己敬佩的东洋史老师口中说出,菅野陞自然还是相信的,遂打消了转专业的念头。过了不久,他又到东大附近经营中国书籍的文求堂书店去,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素来对于东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没有好感,他曾评论说,“尤其是那些汉文先生,简直是玩物丧志”。这次他又指点菅野陞——

“如果进了文学部,特别像‘中国哲学科’那样的地方去学习的话,什么也学不到。”(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田中壮吉编:《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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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时任东方文化学院研究助手的仁井田陞(后排左二)与院长服部宇之吉(前排右一)等同事

既然历史学是常识,中国文学又是玩物丧志,中国哲学更是学不到东西,那么什么专业最好呢?“经田中先生指示,我去了赤城神社由川合氏主办的星期天开讲的‘说文会’去学习。”1928年开始,改了姓的仁井田陞,一边在东京大学跟随法律史名家中田薰,学习东洋法律史,一边在川合孝太郎主讲的《说文解字》训读会,学习文献训诂学。

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这是1928年,一个东京大学本科生遭遇的学科鄙视链。沿着这一鄙视链溯流而上的仁井田陞,才过了5年就交出了大部头著作《唐令拾遗》,震惊学界。已经散佚的唐代律令是古代东亚社会影响最深的律法系统,多年以来,唐律的复原作为日本学界的一大难关,已有仁井田的太老师、日本法制史研究开山宗师——宫崎道三郎,以及仁井田的导师中田薰,二人联手在1901年发表长篇论文。但是从那以后,复原的工作又被当作“多年悬案”而搁置起来,因为难度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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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3日,《读卖新闻》关于仁井田陞获奖的报道

攻克这一难关的仁井田,在法制史的本色当行之外,身负历史学、文献学的绝技,他从一百多种中日罕见典籍之中搜罗复元了近60%的唐律,而且大量利用了新发现的西域文献。仁井田之前所有的知识储备,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唐律复原的研究之中。此书一出即好评如潮,东京大学法学部长穗积重远撰写书评,推崇这一在文献辑佚与史料考证方面将师门传统发扬光大之“大事业”(1933年9月15日《东京朝日新闻》)。1934年1月,颁发给文理科各一个成果的日本学术最高奖励——学士院恩赐赏,颁给众望所归的《唐令拾遗》,当时仁井田陞刚刚过完他30岁的生日。无论理科还是文科,学者荣获恩赐赏的最小年龄纪录,至今仍为仁井田所保持。

可以说,《唐令拾遗》见证了日本昭和初期的学科鄙视链。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鄙视链却是在以“文求堂”书店为中心的舆论场产生的。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出身京都,他在东京外语学校进修中文之后,决定将祖上专做“和本”生意的文求堂,搬到东京大学附近的本乡,转而专营汉籍。在1920—1950的30年之间,由于田中庆太郎卓越的版本鉴识与社会交往能力,文求堂书店成了研究者聚集的沙龙。德富苏峰、内藤湖南、古城贞吉、石田幹之助、郭沫若、高罗佩、神田喜一郎等著名学者频繁出入文求堂。当时关西的学者都说,“如到东京,就算不去东京大学,也得到文求大学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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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时年三十的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

“文求堂主人臧否人物和批评社会现象时相当严厉,但是对于有前途的少壮学者、年轻学子却经常照顾。”(石田幹之助《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收入《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后来成为日本书志学一代宗师的长泽规矩也,在东大本科时期就受到田中氏在文献鉴赏方面的熏陶,而遵循田中氏“学科鄙视链”成长的仁井田陞,得到的照顾更是不得了。他写作《唐令拾遗》的那一年,文求堂刚从中国藏书家傅增湘的手中购入一批宋明珍本,田中氏把这些被列入“国宝”的珍籍免费开放给仁井田任意查阅,还允许他把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的一页书影登在《唐令拾遗》书中。日后此书获奖,其中也有田中氏在稀见版本上的助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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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1927年

田中庆太郎绰号“本乡的鬼谷子先生”,鬼谷子既意味着“料事如神”,又有点江湖霸气。东京大学在本乡三丁目,文求(上接4版)堂位于本乡一丁目,“本乡鬼谷子”自然也就是整个本乡地区的学术预言家。一有大学生到店里来,田中氏就会当着学生的面,将东京大学或是京都大学的学者们严厉批判一番,并对学问无休止地说教。学生很愿意聆听这样带着火气的说教,东京都立大学教授松枝茂夫1927年在东大读书的时候,经常与同系的竹内好、增田涉一起到文求堂“受虐”——“愿意像被痛打一样地被他说教,而且是每天都要去”(《怀念文求堂主人》,《朝日新闻》1966年5月22日)。

年轻人在文求堂“被虐”一番之后,还是会翻翻主人最新从中国进口的学术书刊,虽然囊中羞涩,隔三差五也会购书若干。不同于传统的旧书店,文求堂的书架一半是古本汉籍,一半是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新刊书。这种新旧夹杂的陈列方式贯彻着田中氏的经营策略——“如果只卖汉籍古本,就只有不是学者的高龄老人来光顾,年轻人不会来;如果招不来年轻人,其结果也就是丧失了未来的购买群。”(《汉籍书店的变迁》,高田时雄、刘玉才整理《文求堂书目》第1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抓住年轻人的研究动向,投资他们的未来,这才是“本乡鬼谷子”绰号的本义。

田中氏说,当时汉籍书店出售的“许多都是与中国近代性学问无关的书籍,其结果,就是引导读者对于诗文和中国趣味的追求”(《汉籍书店的变迁》)。开一家充满汉学情怀的“怀古旧书店”,从来不是田中氏的目标,他也因此和传统的汉学家“气味不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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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井田陞购于文求堂即卖会的古籍——明刊本《官制备考》,一千五百日元,1953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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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仁井田文库”所藏《嘉庆庚午至道光壬辰仁钱会馆捐册》,书套贴有1942年仁井田先生购于文求堂的书籍发票

长泽规矩也很少在文求堂碰到自己学部的老师。“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哲学、文学的先生们,就我所知,差不多都不登文求堂的门。像服部博士就是那样,宇野博士是那样,盐谷博士也是那样。主人也对先生们的评价较低。东洋史的先生们常能见到。其中,首先是市村瓒次郎博士,然后是和田清博士。”(长泽规矩也《与古书店主的交往》)这里提到的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盐谷温,可都是大正昭和时期的汉学领袖、随便一签就是数千元购书单的东方文化学院院长,可是文求堂主人将他们视作传统儒学和文学的老先生,评价较低,一并将他们所代表的专业放在“学科鄙视链”的最末端。

东洋史界的教授们反而与文求堂交往较多。田中氏最为敬畏的是京都学派的领袖内藤湖南,常常把最好的版本留给内藤。内藤氏在193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还借田中氏暗贬了东京同行:“在今日的东京学者中,无人能与文求堂主人的古书鉴赏能力相匹敌。”(内藤湖南《宋元版の話》,收入《目睹书谭》,东京弘文堂1949年版,第330页)当时的研究风气,东京的儒学文学老先生不太看重版本目录学,反倒是白鸟库吉、市村瓒次郎、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等一批后来被称为“东京文献学派”的东洋史学者,常常到文求堂购书和交流古本心得。

明治時代末期,白鸟库吉(1865—1942)领军的东洋史学在边疆史地领域突飞猛进,有意识地搜集明清的四镇三关志等方志文献。1900年到1911年之间,田中氏每年来到中国搜书,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替东洋史学者搜求冷门的地方志。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有一段“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专述田中氏:“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清光绪末叶,每年必至我国北京,搜罗书画法帖一次或两次。……是时我国学者,多喜读集部书,故对于府州县志,无人过问;厂肆志书,多被他人买去。普通本以罗计,每罗一文明杖高,仅售现银一圆。”这些田中氏以手杖为计价单位、低价捆载东去的地方志书,回国之后以几倍的价格售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库。

1910年代,文求堂书店的成长期,也是中国、日本、西洋的汉学研究“突进期”,敦煌文献、青铜铭文、甲骨文、小说戏曲、地方志等等新文献的涌现,推动了新学术的勃兴。注重搜集新文献材料的实学研究,成为各个学科的前沿趋势。文求堂主人田中氏因势利导,在日本书店中,率先将怀古性的古本放在第二位,而把代表学术发展方向的汉籍放在第一位。“学术日进,清楚地认清将来的研究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是最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购买搜集那些将成为研究资料的书籍,然后,把这些书籍提供给书业界,就必然会有研究者来买。”(《汉籍书店的变迁》)

如此说来,仁井田陞的学问起跑阶段,恰恰反映了日本大正至昭和初期的学术潮流。他先是在初中老师、同时也是东洋史研究新锐的和田清的影响下,对于文献版本有了认识。到了本科阶段,正如《求母》之刊名所揭示的,他开始返本复初,希望探求文献的“本来面目”。可是,“昭和时代一开始,也就是1920年代后半期,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攻读的学生,千人之中也没有一人是想要研究中国古书的。教学之中,没有一位教授参考了中国的古书。要研究古书版本,只能独自去干。”(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幸运的是,文求堂主人把整个书店的藏书向仁井田敞开。拥有全东京最好的古本鉴别眼力的田中氏、明清史料开拓者和田清,二位前辈对于仁井田陞的点拨与助力,犹如周伯通、洪七公之于郭靖,让“完美结合了学问的热情与毅力”(《东方学》第78辑“仁井田陞纪念座谈会”)的年轻小子,一下站在世界学术的最前沿。

文求堂书店在仁井田陞的学术道路上,意义不仅在于作为他接触古籍的“古书馆”;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所揭示的学科鄙视链,更是让十字路口的仁井田确定了未来方向。1951年田中氏因病辞世,长子乾郎亦于1953年去世,经营了四代人的文求堂不得不在1954年3月歇业。闭店前,文求堂举行了一次古书籍展观即卖会,库存图书“在库一扫”。仁井田在即卖会上买了好几本古书,其中的明刊本《官制备考》以1500日元买下,现为文库的特别贵重书。回来之后,心情沉重的仁井田陞,写下了一篇深情压在纸背的《文求堂和我》。

1966年,仁井田陞在伦敦讲学时不幸病倒,回国后溘然长世。他的藏书悉数捐给东洋文化研究所,即今日“仁井田文库”之库藏。在仁井田文库所藏法律古籍、日用类书、家谱等汉籍之中,偶尔会看到文求堂书店开具的“发票”,仁井田先生将它们贴在书套封内。

“大量地经营家谱、法律文书等等也是从文求堂首先开始的。”(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一个世纪前的学术潮流,还有学人与书店之间的情谊,就这样再现眼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作者:吴真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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