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
在中国历史上，城厢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概念。《宋史·职官志六》记载：“城外内分南北左右厢。”又《明史·食货志一》记载：“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中国城市基本上都有城墙，城墙以内叫做“城”，城外人口稠密，有一定经济活动的区域称为“厢”，所以“城厢”一词指城内和城外比较繁华的地区。
上海老城厢涵盖的地理范围，开埠前的“城厢”包括城内及十六铺，而开埠以后，随着租界的开辟、闸北的兴起，“城厢”指整个上海县所属的范围，包括城内、南市、新闸、老闸、江境庙等地。根据《上海市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范围划示》确定，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为黄埔行政区的人民路—中华路以内区域，总用地面积为199.72公顷。
作为上海城市之根的老城厢，700多年来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历史变迁。
一、开埠前，老城厢的兴盛期。上海老城厢在南北朝（420－589年）成陆。唐宋时期海岸线继续东移，华亭县（今松江）东北地区经济活动渐趋频繁，北宋初年形成上海早期居民村落。大约在天圣元年（1023年）设立“上海务”。南宋末年吴淞江上游淤塞严重，海船无法循江抵达青龙镇，便改泊上海今十六铺一带。景定五年（1264年），原设青龙镇的市司迁上海，设近浦滩处，从此这里成了主要的海上贸易专卖场，故又称“榷场”。
由于海运业和商品贸易的发展，上海在南宋咸淳年间成为“海舶辐揍”、“蕃商云集”的港口城镇。明代弘治《上海志》中记载：南宋时上海已“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观、市廛、贾肆，鳞次而栉比”，颇具市镇规模。元代上海市舶司位于阜民桥北。此时上海地区“领户六万四千有奇，岁计粮十有二万石，酒税课税中钞一千九百余锭”，成为“华亭东北一巨镇”。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己未（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准将上海的建置由“镇”升格为“县”。为防备汉人反抗，便于蒙古骑兵统治，元代曾尽毁天下城垣。因此，终元一代，260余年上海未筑城墙。
明朝开国后，中国绝大多数府、州、县都按汉族人习惯重新筑城，而上海却迟迟没有筑城。据《同治上海县志》中记载，是因为“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寇不敢轻犯”，遂觉“虽未设城，自无他患”。但到了明嘉靖年间，大批倭寇入侵骚扰中国沿海，上海在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仅上半年就被倭寇烧杀劫掠达五次之多，子女玉帛损失无数。“是年六月贼去，乃议筑城防守。”张鹗翼《守城记》云“遂即在十月兴工，十二月完成”。城墙三个月筑成，可见情势之急。
开埠前的上海老城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街巷逐渐增多，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聚集、商业繁荣状况。据明弘历《上海县志》记载，当时只有新衙巷、新路巷、薛巷、康衢巷、梅家巷等5条,到了清康熙《上海县志》记载的街巷已达到25条之多,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上海县城已有包括黄家弄、俞家弄在内的63条街巷。第二，繁忙的水上运输、贸易将上海与南北沿海各港口、长江沿岸各城市，以及周边地区联系起来，初步凸现上海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第三，上海及所在的江南地区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业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的商业繁荣。上海县出产的棉布，曾在国内外走俏，19世纪初，曾销售到英国、美国市场。第四，会馆、书院、私家园林、殿宇建筑大量涌现。清代出现商船会馆、三山会馆、四明公所等会馆公所组织，成为老城厢一大特色。宋末设置镇学，元初改为县学，明清时期，上海创办不少制度完备的书院。此外，老城厢地区荟萃了豫园、城隍庙、书隐楼等众多名胜古迹。
二、开埠后，老城厢的衰落期。租界的开辟，使这座城市内部逐渐出现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租界城区和华界城区。租界城区的迅猛发展和繁荣，逐渐取代原来的城市区域，成为整个上海的标志、象征。随着19世纪70年代初租界体制的最终形成，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对老城厢的巨大破坏，导致老城厢的发展逐步走向没落，社会、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削弱，从中心到了边缘，逐渐成为租界的附庸。
一是经济上的衰落。曾经称霸一时，承担老城厢经济龙头的沙船业，由于轮船业的兴起而逐渐衰落。棉纺织等产业由于租界地区大量工厂的兴办，也逐步退出老城厢。致使此前遍布的钱庄、商铺、码头逐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租界地区转移。老城厢传统的商贸中心地位受到极大冲击。
二是市政设施和管理上的落后。一方面，老城厢没有公共照明、自来水和正式的消防、保洁机构。另一方面，老城厢地区没有规范的城市建设和治理方案，很多事务依旧是约定俗成，无组织、无体系。
三是环境的逐步恶化。密布的河汊逐渐干涸，曾经舟水桥相衬的泽国面貌逐渐消逝，原来的水系已经无法行船，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倾倒的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从视觉上来看，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三、民国初年，老城厢的拓展期。租界地区繁华也激发了华界的老城厢发展。民国建立前后，闸北华界自治发展开始新探索，士绅群体集体上书要求拆除城墙。辛亥革命后，上海老城厢开始逐步拓路拆城、填浜筑路、学习租界地区先进的城市治理机制、引进先进的生产制度技术和人才等等。
一是拓路拆墙。商业的兴盛，城墙变成交通的障碍，且因军事上已普遍使用枪炮等热兵器，城墙的屏障作用已基本丧失。而城门低隘，经常壅塞，车马既不能行，行旅苦不方便。在晚清自治运动的推动下，1912年1月14日，上海市政厅设立城壕事务所负责拆城事宜。1913年6月北半圈筑成马路，名“民国路”（ 解放后改称“人民路”）； 翌年冬，南半圈筑成马路，名“中华路”。在小北门大境路口，有一座大境关帝庙，原有一半造在城楼上，拆城墙时没有拆庙，因而下面的一段城墙得已保留下来。1914年，老城厢的拆城筑路工程全部结束。
二是通电建水厂。1917年，南市电灯厂的电灯点亮在上海老城厢内的大街小巷。使得老城厢摆脱了煤油灯时代。自来水厂的建成，使得老城厢地区的居民在1920年后逐渐开始使用自来水。警钟楼的建设，救火联合会的成立，使老城厢的消防工作进一步接近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上海公共体育场的建成，为市民提供了大型公共空间，市民生活更加丰富。
三是改善环境卫生。一方面，1910年，老城厢正式设立清洁所，并且对清洁人员、清洁时间做了严格的规定。另一方面，拆城拓路、填浜筑路之后，老城厢的路网系统逐渐系统化，路面环境卫生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另外，还统一发展慈善事业。开埠前老城厢地区经济较为繁荣，善堂林立，各项慈善事业已经萌生。但直到1912年3月，出于统一施行慈善事业的考虑，同仁辅元堂与育婴堂、普育堂、清节堂等其它慈善机构联合组成了上海慈善团。
四、建国后，老城厢的复兴期。建国初，上海老城厢经历了一段的沉寂期。这与国家发展重点和上海的发展条件、策略息息相关。小商品贸易因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发展受到束缚。再加上大量农村人口移民上海和上海本身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这一时期老城厢内人口密度急剧升高。居住条件差、充满消防隐患的棚户筒屋连绵成片，居民生活水平低。在大跃进期间，“先生产，后生活”，上海这一时期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工业生产跃居前位，但基础设施，如住房、交通、道路等却并未进行改善和发展。上海老城厢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在很多方面处于停滞状态。老城厢依旧是昔日拥挤的弄堂和一些小型手工业在艰难的维持生存，老百姓期待老城厢的复兴。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老城厢的街区面貌、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上海老城厢全面崛起。豫园、城隍庙等重要历史风貌得到改建，带动了老城厢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老城厢地区的经济繁荣。老城厢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步显现并受到重视，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文物单位的宣传推介都有很大进展。同时，在土地批租开始之后，房地产业兴起，本土居民无论是购买商品房，还是动迁安置到其他新建房屋，都实质性地改善了老城厢的环境面貌、分流了老城厢的人口、促进了市政基础设施的完善，棚户区大量减少，绿化、道路、设施大量改观，人口密度逐渐降低。
2010年上海世博会推动了老城厢的改造。为了迎接上海世博会召开，在保持老城厢基本建筑风貌和格局基础上，梳理所有街道和弄堂，拆除违章建筑，改造部分住房的水管、电路，整修大多数历史建筑。
五、十九大以来，老城厢的机遇期。老城厢近千年演变史，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史，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历代政府都重视老城厢建设，但受时代局限，受城建理念、经济基础等制约，老城厢建设还难以尽如人意。当下老城厢发展仍面临诸多矛盾。一是文化坚守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老城厢由2002年前的一度拆旧建新为一时风尚，到2002年被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以至近年来“拆改留”到“留改拆”的转变，强化风貌保护的文化价值同时也影响了经济开发。二是高昂的动迁成本和窘迫的生存条件之间的矛盾。老城厢地区多为沉淀了上千年的老建筑，消防隐患高，安全性能差，居住条件比较差，是更新改造的重点地区。但该地区人口密集，住宅密度高，动迁成本高，也是个十分现实的矛盾。三是旧区改造牵一发而动全身。若不能处理好各个利益体之间的关系，将会导致各群体之间矛盾纠纷，甚至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
党的十九大强调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为老城厢建设指明了方向。6月13日，李强书记实地调研老城厢时指出：“旧区改造事关民生改善、事关城市安全，必须高度重视。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关于坚持留改拆并举深化城市有机更新进一步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件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7］86号），明确了老城厢保护与改造的总体目标和思路。
老城厢主要分布地的黄浦区副区长洪继梁告诉我们：老城厢将打造提升为一个商业、文化、办公、居住等多业态混合，实现外滩金融集聚带与新天地商务区联动发展，承载上海过去、今天和未来发展的综合功能区域。老城厢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作者：王依群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上海滩》杂志主编
编辑：孙欣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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