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上海书展荐书 | 这些历史社科类读物正在被频频捧读
2018上海书展正酣，周末现场更是人头攒动，上海读者对阅读的热情令出版人感动。书香上海、APP合作推出“读在书展”系列荐书，每期聚焦不同领域精选呈现亮相书展的图书，这一期我们主打历史社科类读物，多场相关新书分享会人气爆棚，深阅读渐成市场刚需。尤其是深耕学术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带来一批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的新书，多位专家学者对谈吸引了市民驻足、踊跃互动。
《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重写晚明史：新政与盛世》从嘉靖间内阁更替下笔，描述了张居正从内阁中脱颖而出，并以天下为己任实施新政改革等的历史过程。《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描绘了一幅从万历间皇帝与大臣的立储之争，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的历史长卷。全书通过诸多细节对话和场景还原，立体呈现了万历皇帝复杂的内心世界，及东林士人在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念与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挣扎。
八十余高龄的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是晚明史研究奠基人，他以全球史视野聚焦晚明王朝，在挖掘消化大量文集、奏疏等一手材料基础上，以朝廷间日常细节构建了晚明王朝的大历史，细节勾勒与宏大叙事相得益彰，故事性强，非虚构的严肃历史著作读来胜似虚构文学作品，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新书发布会现场，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系列，将晚明历史置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细致描绘晚明王朝从盛世到覆亡的历史长卷，立意新颖，独具史识，充分呈现了晚明斑驳陆离且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世界。
《涵芬楼烬余书录》
张元济 撰 陈先行 整理
商务印书馆
《涵芬楼烬余书录》是出版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张元济耗费巨大心血编撰的最后一部古籍整理著作，也可视为新中国第一部公藏书志。这部书承载了商务印书馆乃至近代中国一段不能忘却的伤痛，亦对今天的版本目录学研究提供了可贵学术借鉴。
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的藏书室，原藏古籍善本约三四千部，皆由张元济不遗余力搜求访得，多出自清末民初著名藏书之家，流传有绪，不乏宋元旧椠、海内孤本。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除了事先移存银行保管库的547部善本，这批历经二十余年苦心积聚的珍本典籍连同东方图书馆的精良收藏尽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自1933年起，张元济强忍内心悲痛，前后花费18年整理并编撰了介绍该批幸存善本的版本目录力作《涵芬楼烬余书录》，经顾廷龙协助修订，195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分5册排印出版。其著录的547部善本中，宋刻本90部，影宋抄本22部，金刻本1部，蒙古刻本2部，元刻本87部，名家批校本72部，稿本17部，其余多为刊刻于万历前之稀见明本、明活字本以及经名家递藏之明清旧抄本。此次影印出版的《涵芬楼烬余书录》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是发排付印前存留了张元济修改、批注手迹的打字油印本。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稿本整理者陈先行谈到，该书中记载的547部善本，是张元济先生从涵芬楼三四千部古籍中“择其尤者”存放于银行保管库的，相当于如今国家一二级文物的标准，体现了张元济的善本观。他指出，学术界对1951年排印本和这部排印前的稿本几乎没有做过比较研究，此次借影印出版稿本之机把稿本和排印本做了校阅，从而对稿本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文献价值有了进一步发现。该书于鉴定版本有其鲜明特点：如考订版本源流不仅重视“刻”，亦重视“本”；注重“观风望气”；对稿抄本鉴定考订尤精；撰写解题博采众长，因书制宜等。而与1951年排印本相较，稿本存留了张元济做的版本校记，保留了成书过程的原始面貌。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
商务印书馆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完整生动再现了商务印书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籍抢救、整理和出版的全过程，可称得上是古籍出版史上的活化石。《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原书藏于上海图书馆，线装七册，竹纸装裱，存手迹348件、录副122件（含重复者），时间起于1938年6月22日，迄于1941年12月10日，形式分为函、契约、校例、须知、笺、表、条议、清单、书目等，其中大部分均为首度公布。往来信札者包括张元济、郑振铎、王季烈、姜殿扬、丁英桂、胡文楷、袁同礼、蒋仲茀、孙楷第以及教育部、商务印书馆等相关机构。此次整理工作主要包括考辨信札的写寄时间、写寄者或收受者，以写寄时间先后为序编列信札，分析与合并手迹或录副、正件或附件，依信札内容撮要拟写事由项，编制目录、附录等。
1938年正值全国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之时，沉埋已久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重现世间，这一囊括了众多孤本元明杂剧作品选本的发现，于20世纪的中国戏曲研究者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盛事。郑振铎即将这一国宝级戏曲文献的发现评价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认为其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新书发布会上，上海戏剧大学教授叶长海评价，《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是很好的补充读物，让读者了解当年文人先辈在日寇的高压恐怖统治下如何传承文脉、维系文化精神不坠。张元济先生的孙子张人凤寄语现场读者，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知道当年古籍保护的艰辛，增强对传统戏曲的兴趣。据商务印书馆孙稷主任介绍，商务印书馆在古籍出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完成了张元济等先贤一直想做而没有条件完成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等的影印出版工作，未来更多珍贵的馆藏历史档案将陆续付梓出版。
《发现燕然山铭》
辛德勇 著
中华书局
千百年来，沧海桑田的变迁，中原的人们一直无缘一睹石刻的真容。《燕然山铭》重现，引发了社会的热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带着新书《发现燕然山铭》亮相，距离内蒙古大学宣布发现班固所书《燕然山铭》所在地正好一年。书中追溯《燕然山铭》流传历史，精心识读考校铭文，尽力复原铭文的文本。窦宪北征，燕然一战，北匈奴离场。这一战役是如何打响的，有什么历史背景，战役又是如何进行的，战事的结果对于交战的双方都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如此重要的勒功铭文，为何一直淹没在历史烟尘之中？这些问题你都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很多读者都记得，去年8月15日，内蒙古大学发布消息称：“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国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与蒙古国成吉思汗大学合作实地踏察，解读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大军大破北匈奴后所立摩崖石刻。经过认真辩识，初步确认此刻石即著名的班固所书《燕然山铭》。这是中蒙合作所获重大考古发现，详细的经过、内容以及资料整理和解读正在进行中。”这一考古重大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极大关注，辛德勇认为“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及时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促使他尽可能全面思考了与《燕然山铭》相关的各项问题，最后决定以漫谈形式，撰写一组文稿，阐释他对这一重大发现的看法，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些具有学术深度的参考，终成今著《发现燕然山铭》。
《清华园日记》（全本·校注版）
季羡林 著 叶新 校注
东方出版中心
《清华园日记》（全本·校注版）通过全面梳理日记所载内容的相关资料，该书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清华大学在读生”形象，清晰勾勒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大学时代的思想发展脉络。校注者叶新教授花费整整5年时间，依照85年前季羡林所记清华大学上学日记原稿（全三册，季羡林手写日记原始簿册），对日记中记载的人物、地点、事物、活动等，包括文字错漏，一一进行细致考证，最后完成注释485条，索引相关人物224位。同时叶新教授还整理出季羡林大学四年的成绩单，同系同级同学的名录及毕业去向，大学期间创作、翻译和发表的文章清单。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理解日记，该书辑录了季羡林在此期间创作发表的散文，编选了部分有关清华园师友回忆文字。
活动现场，季羡林学生梁志刚、季羡林读书会推广人叶新分别回忆了自己与季羡林先生交往的往事，以亲历者身份为读者描绘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率真、本真、求真”的日常待人接物形象。叶新谈到，市面上现有的几种版本均以由敬忠和高鸿两位先生16年前的转写手稿和简要注释为蓝本，其中难免有错漏之处，尤其是日记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地点、事物、活动缺少必要注解。叶新找来季羡林日记的手写原稿重新精校，修正了先前各排印版本的文字识别上的错误，通过特定符号标记的方法，在保持原文一字不动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补字、改正误写字、外语词句后加译文等完善工作。
《张宗和日记（第一卷）：1930-1936》
张宗和 著 张以? 张致陶 整理
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2007年华裔历史学者金安平的《合肥四姐妹》推出简体中文版后，关于张家的出版热潮已持续十多年，“最后的闺秀”“流动的斯文”成为合肥张家的文化标签。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小妹张充和，曾居于苏州九如巷的四姐妹被不同的研究者书写，几乎每年都有一两本面世。但是，关于张家六个兄弟的图书，却很少见。
作为《张宗和日记》的编者，张以?认为，父亲的日记反映了比较现实的历史状态。《张宗和日记（第一卷）》共收入张宗和自1930年至1936年记录的日记共十四本，书中除涉及个人隐秘的部分稍做删改，基本保留日记原貌。日记内容主要是对张家姐弟在苏州的家庭生活、张宗和个人情感经历以及作者在苏州、上海、北平求学时的校园生活的记录。读者从中既可以看到张家知书重教的家风的养成，也可以感受到张家姐弟们父母恩宠、姐弟和乐的天伦之乐，以及当时青年学生的学习、情感、校园生活，描写了那个时代学生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的爱国情怀。
“张家其实有姐妹兄弟十个人，这十个人的成长都非常有趣。”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说，只是大家平时所熟知的是四姐妹，“我们都知道她们的生活十分精彩，嫁的人也都很出色。其实她们的六个弟弟的生活也十分精彩。”张宗和就是这六个弟弟中的“大弟”，用郑培凯的话来说，《张宗和日记》是“大弟”的私密记录，它巨细靡遗地记载了一个时代的风采。“翻开书页，不仅看到合肥四姐妹的窈窕身影，还见到周有光、沈从文、韦布、顾传玠、俞平伯、陈寅恪、钱穆、萧乾、赵景深、林徽因、梁思成、梅贻琦、钱伟长，以及抗战前后那些谦谦君子的群像。”
《海上遗珍：衡山路》
方世忠 主编 蒋艳 执行主编
中华书局
继《海上遗珍》第一辑《武康路》推出后，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与中华书局二度合作，在延续原有风格的基础上，今年上海书展期间推出《海上遗珍》系列第二辑《衡山路》。“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和文化象征。没有了老建筑这一历史的见证、文明的标志，不足以形成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也就没有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海上遗珍》丛书总序中如是说。为了留存徐汇近代建筑留给人们的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海上遗珍》系列以老马路为线索，对区域内历史建筑进行分辑整理，建筑文字，汇集成丛书。
比如，衡山路及其周边地区包容了极为丰富多彩的近代建筑，衡山路辟筑于1922年，全长2046米，最初以法国陆军总司令贝当命名为贝当路，1943年以湖南衡山改为今名。宝庆路辟筑于1902年，全长323米，最初是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巴爱美命名为宝建路，1943年以湖南邵阳旧名宝建改为今名。《海上遗珍：衡山路》收录了学者、历史学家和作家等所撰写的关于衡山路和宝庆路上历史文化名人和优秀历史建筑的文章，既有对建筑历史沿革的精确考证，也有对发生在这里的逸闻趣事的生动记述，还有对曾经居住在这里的文化名人的深情回忆。透过细枝末节，感受时代的风云变迁。
《中国插画简史》
孙可 李响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插花简史》由中式插花家孙可及李响历时七年合著而成，全书分为6个板块，按时间断代方式系统介绍了中国插花发展史。此外，还根据场所和器物等做了专题式介绍。书中200多幅古画及珍贵花器藏品照片，近百幅实物插花作品，详实再现了中国插花的风格、流变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和赏鉴，是了解传统插花的有效门径，也是理性研究插花文化的全新探索。作为中国第一本系统讲述中国插花历史的图文著作，该书弥补了中国插花历史研究的空白。
中国插花的发展传承，数千年来一直与文学、绘画、雕刻、造器等艺术门类交融互动，而插花活动，在艺术之外更多地被赋予多重社会功能，深入到宫廷仪轨、文人生活、民俗活动方方面面。从每个时代的创作主体、场所、作品、器具以及日常花事中，我们都能窥见当世特有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表达。美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朱良志教授从中国美学的视角解读该书，认为该书阐释出中国插花独特的审美元素，“中国人的一切学问都与生命有关，而插花恰恰是人们认知生命、表达自我的独特方式，因此中国插花亦是生命的艺术与学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传承人任星航的作品多次出现在本书中，他表示，“花器合一”是中国插花的独特之处，中国插花和中国瓷器的传承与保护，彼此促进，相得益彰。
《树梢上的中国》
梁衡 著
商务印书馆
《树梢上的中国》是梁衡跋山涉水寻访人文古树后写就的文集，书中记录了中国大地上众多古树的历史兴衰，融入作者“人文森林”理念和丰富的历史内涵，也传达出作者倡导绿色文明的人文思考。
作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多棵古树，挖掘古树及其背后动人的历史与人文故事，包括《华表之木老银杏》《万里长城一红柳》《中华版图柏》等。古树分布于祖国的四面八方，北有位于黑龙江省的原始林，南有位于海南省的腰果树，西有位于新疆天山脚下的松树，东有位于福建省的沈公榕……作者每写作一棵树，要实地考察四五次，有的写作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可谓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树是地球上唯一比人的寿命长的可与人类对话生命。每一棵古树，就是一部绿色的史书，是活着的历史坐标，是能与人类对话的生命地标。人与森林的关系有三个层面，即生产层面、生态层面、文化层面。”近年来，梁衡不顾年事已高，踏上了寻找古树的历程，他奔波于祖国大江南北，实地调查与取证，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甚至还因被蜱虫叮咬而开刀手术。
“法律文明史”
何勤华 等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文明史研究院联合推出“法律文明史”新书《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宗教法》。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教授说，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文明曾被定义为“法学术语”，成为启蒙思想中的常用词。人类法律文明进入21世纪以后，其发展趋势日益明朗、逐步清晰：一方面，各国家、各民族乃至各地区的法律日益趋同，相同的因素越来越多，并逐步成为一种法律文明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在世界法律趋同化的浪潮中，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区的法律又都保持了自己本土的特色，有些特色甚至在近代以后曾消亡了一段时间，至现代又重新开始复兴，体现了非常强的生命力。《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涉及永恒的文明话题，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矛盾对立又统一的体系。《宗教法》一卷主要解释了宗教法在法律文明起源上的意义，凸显了人类法律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和内涵的丰富性。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陈小文说，“法律文明史”丛书2009年立项至今陆续出版了近十个品种，如《大陆法系》《中世纪欧洲世俗法》《古代远东法》《近代亚非拉地区法》《现代公法的变革》等，以全球视域贯通古今，为读者展示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曙光。
记者：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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