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先生的“真”

她，今年91岁，仍然坚持每天伏案写文、翻译；她的儿女都不在身边，但坚决不请保姆，生活起居一概自己料理——她就是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先生。

没有见过文洁若先生的人，很难想象她的精气神有多足。我有幸聆听文先生的教诲，与她相处的每个瞬间，都能感受到文先生十足的精神气质。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文洁若先生的精神品格，我想应该是“真”。

真诚

那是一个阳光朗照的春天，我第一次拜访文洁若先生，带着淘来的《我与萧乾》《俩老头儿》请她签名留念。文先生见是两本旧书，就对我说：“你有淘旧书的本领，能不能帮我找一找《风雨忆故人》，因为我手头没有了，还想找一本来留存。”能帮助文先生做点事，我自然欣喜万分。

几天后，文先生见我再次登门时带来了《风雨忆故人》，开心得笑出了声，简直像个小姑娘。她边欣赏书边要拿钱给我，我赶忙说了好几遍“不行不行，这可使不得”。先生见我坚决不肯收钱才罢手，然后对我说：“那我送你几本书吧。”

就这样我得到了文先生的赠书，并且成了文先生家的常客。

以后每次登门拜访，我都会先打电话问文先生需要什么我一并带去。文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外人，真诚地说出自己的需求，有时让我带两个面包，有时让我带几个梨，有时让我带一盒印泥。我常想，以文先生的身份，找一本书，置办点生活起居的东西还不容易？何以那么爽直地让一位原本并不熟悉的晚辈帮忙？除了文先生骨子里的真性情和待人真诚的品格，我想不出别的解释。

有位爱书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先生多有往来，请我带他一起去拜访文先生，我征求文先生是否同意，她立刻答应了我的请求。

拜访先生的那天，是一个午后。一开门，文先生就面带着灿烂的笑容迎接我们。文先生说：“我记错时间了，开始以为你们是上午来，没想到是下午来。我等了一上午呢。”说完又是一阵笑声。我赶紧向文先生道歉：“是我想得不周到。如果早上我再给您打个电话来就好了。”文先生说：“不不，你之前已经告诉过我，是我自己记错了嘛。不能怪你们。”听到文先生不介意，友人才松了口气。说完文先生请友人坐下，然后拿出一本书来要送给友人。友人当时脸庞就开始发烫，激动地说，咱们打扰文老师，文老师还送书给我，我着实受了一次很大的惊吓。

友人请求合影留念，文先生高兴地答应了，并且说：“那我得换一条裙子，穿裙子拍照好看。”一会儿工夫，91岁的文洁若先生穿着裙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端庄、大方、美丽。我觉得，那一刻她的气质展现了青春的风采，我也意识到“青春”并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代名词。

送书给初次来访的客人，穿上裙子和来客合影留念，我想文先生既是注重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对来客真诚的欢迎与尊重。

率真

一天下午，和文先生聊天很尽兴。眼看着就到了晚饭时间，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就对文先生说：“文老师，您看都到晚饭时间了，我请您到楼下吃饭吧。”

听到我的话，文先生的眼睛里闪烁着清亮的光芒，她想了几秒钟后大声地对我说：“别请我吃饭了，我吃得很少，你省下钱来买书多好啊！”说完文先生又笑了。

那一刻，我觉得她的脸庞就像太阳，温暖了我的心。文先生爱书，我每次去看她，她不是在写作就是在读书。记得她的同学宗璞先生曾回忆说，除了上课、吃饭、睡觉，文洁若几乎都在图书馆里，好像那才是她的家。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味道。可见，从那时起读书就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与书结缘。文先生对人从不批评，从不说教，一句爽直的话语“省下钱来买书多好啊”，春风化雨一般教育了我，滋养了我。

文先生又是如此的率真。一次，我去看望文先生，她正打电话给一位老友，哪知仅隔几年，对方说话已是支支吾吾含混不清，只会说“你是谁？大点声啊！”直到最后，对方也不知道是文洁若先生给他打电话。放下电话，文先生一脸无奈地看着我，我问对方多大年龄了，文先生说比自己小几岁吧。我赶紧对文先生说：老先生今年也已80多岁啦，可能耳朵不好使了。

文先生看我一眼，想都没想就用她那一贯清脆的声音说：“才80岁就这德行了！”听到文先生如此坦诚率真而又幽默的回答，我不由得笑出了声。文先生见状，也笑得前仰后合。她的笑是爽朗的笑，是不加掩饰的笑。

认真

文先生的“真”除了体现在待人真诚、率真上，还体现在做事情的认真上。

年逾九旬的文洁若思维清晰缜密，做事极其认真。那次，文先生赠我一本她二姐文树新女士的遗著《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签好名后，又在人物表那页逐一把书中主要人物标注好。她边写边解释：“书中的‘五妹’就是我。我原来不叫文洁若，而是叫文桐新。后来把这个‘桐’字给了我儿子，我儿子就叫萧桐。”边说边写，一不小心把“文桐新”写成了“文桐若”。一看写错了，文先生“哎呀”一声，赶紧要找胶水和剪刀。文先生说：“我在其他纸上再写一个‘新’字，把‘若’字盖上就行了。”我忙劝说：“文老师，不用不用，那样太麻烦了。划了在旁边写上就行。”文先生眉头一扬说道：“那样不好看，还是把它盖上更好。”拗不过她，我说：“文老师，那我自己来吧。”文先生却说：“我来吧，你贴不好。”一问一答的工夫，文先生已把“若”改成“新”。我捧书仔细端详，果然很美观。先生做事如此认真，让人感动不已。

提起文先生做事一丝不苟，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译稿。

她的译稿全部手写在方格纸上，一个个楷体字在方格纸上清晰可鉴，看她的译稿简直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个别有错误的地方，文先生也会用刚才提到的办法加以修改。文先生的译稿绝不会出现大段的删改和涂抹之处，如果出现大段的改动，她宁可重写，也不会破坏稿件整体的美观。我觉得文先生如此认真，一定是在为编辑着想，不想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我真为文先生的编辑们感到庆幸，拿到这样的稿件，不仅效率提高了很多，而且这个过程也应该是赏心悦目的。

真情

文先生的“真”，也是对爱情的“真”，对祖国的“真”。这在她多次为我题写的赠语中可见一斑。

《北京城杂忆》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风俗文化的杂文集。冰心先生对文先生编的这本集子有极高的赞誉：“读了萧乾的《北京城杂忆》，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香、味顿时萦绕而充满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长时间的含泪的微笑。”

我珍藏着两本《北京城杂忆》，文先生为此分别题赠了两句“萧乾语”：

其一：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一座城市也该有它的市格。

其二：我想用秃笔唤回北京市民的荣誉感，唤回东方人的尊严。

看着文先生的题词，我又一次陷入沉思。萧乾先生的文章立足于城市精神建设和当代市民生活，是在呼唤城市的灵魂和品格。如他对于随地吐痰的批评，对于乱丢垃圾的痛斥，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贴谦让消失殆尽的惋惜等，都体现了萧乾先生对于新时代北京城和北京人的思考与关切。文先生的题词，则言简意赅地把《北京城杂忆》的精髓写了出来。

萧乾和文洁若两位先生是夫妻中的典范，他们的爱情让人羡慕不已。文先生的《我和萧乾》讲述了他们相知相爱、相濡以沫的经历，《一生的情缘》则是她专为纪念萧乾百年诞辰而著。萧乾先生已去世20年，文先生的客厅仍摆放着萧乾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以及他俩的合影。

文先生以“萧乾语”题词，更是体现出他们身为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文化的一片赤诚和真意。

在《书评·书缘·书话》（萧乾、文洁若著）中，文先生题词：

书评家须是一个关心、护卫、促进文化的人。

萧乾先生早年一直被英国剑桥大学聘用，却执意回国。回国后，剑桥大学又专门派人来请，几次三番，萧先生丝毫没有动摇的心思。读文洁若著《我与萧乾》得知，回国后，夫妇俩在那个特殊年代曾蒙受冤屈，备受折磨。但即便如此，萧乾先生从未后悔留在国内。一次，萧乾先生以极端方式进行抗议，文洁若先生脱口而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17年，你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听到这样的话，萧乾先生带着凄厉神色，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萧乾先生是从骨子里深深地爱着他的老北京，爱着中国，爱着中华文化。正是这样的信念，才支撑他后来写出《北京城杂忆》《老北京的小胡同》等经典篇章。

萧乾先生去世后，文先生也有机会定居国外，但她执意不肯。她要在曾与萧乾先生生活过的老屋不停写作，直到写不动的那一天。文先生从未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她以坚持翻译写作在身体力行地表达着对祖国、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在萧乾先生、文洁若先生合作翻译的《尤利西斯》中，文先生为我题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八个字，应该是大有深意的。

在《萧乾散文》一书中，文先生题写道：“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萧乾语，文洁若录。”萧乾先生的这句名言和巴金的“讲真话”，不知滋养了多少后来人。萧乾夫妇当年因为讲真话而饱尝辛酸，近年已年迈（当然她决不承认）的文先生又因真诚而几次被人蒙骗，比如有的出版社出版她的译作不仅不给稿费，连样书也不寄。可是文先生也未予计较，很多时候只是一笑了之，因为文先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有心思考虑这些琐事。文先生如此郑重地题写这句话，可见“真”在她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文先生就像阳光可以驱散黑暗和寒冷，如清风可以吹走尘埃和肮脏，似清泉可以洗涤污垢和泥淖。和文先生的交往，欣赏文先生的每句题词，都是一种滋养和熏陶。作为后学，我敬佩前辈的学识，也仰望他们的性情和品格。

作者：石焘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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