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地图集》中的花饰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扉页

欧洲地图学发展到17世纪时，在科学测量和地图绘制方面已经十分完善。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继而是意大利和荷兰，在地图绘制方面日臻成熟。由于海外贸易和扩张的需要，在欧洲制图早期，已经颇具全球视野，并已开始绘制世界地图。

晚明时期，关注世界图景的群体已由艺术家扩展至学者、科学家乃至传教士，他们深知图像所具有的力量及其影响。至少在这一时期，地图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地图还曾作为耶稣会士来华所携带的礼物献给明神宗。

耶稣会入华后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绘制地图。在他们到达广东肇庆时，便遇到对地图十分内行的知府王泮，这成为耶稣会士开始在中国制图的肇始。

欧洲对测量学、制图学和航海学的认识，通过传教士的足迹和地图带进中国，正如地理大发现以来所有的欧洲制图一样，传教士对最先接触和到达的海岸线都进行了深入的测绘。他们凭借欧洲地理的最新研究，较为系统地绘制了中国地图，尤其是海岸线一带，绘制得尤为精细。从罗明坚开始，他们对中国广东一带沿海作了深入测绘，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也非常关注海岸线与海岛的测绘，这就是为什么传教士地图上的沿海要比内陆精确和详尽的原因之一。

耶稣会士的绘图自万历二十八年开始直到明末，其风格并不一致，会根据时人的反应作出调整，包括装饰元素的运用、绘画效果的增减等。1655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的 《中国新地图集》在荷兰出版，这被认为是继他的前辈利玛窦制图之后，有关中国地图绘制的又一座高峰。卫匡国到达中国时，正是风雨飘摇的崇祯十六年，距利玛窦去世已有33年。卫匡国历经明清两代，在华约17年，和利玛窦一样，他广泛参与明末中国的社会活动、地图绘制与学术研究。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侧重于介绍明代中国各省之间的异同，它对中国各个省份地理人文关涉之深，是其他耶稣会士地图所不具备的。从制图的观察方式和制图手法来讲，17世纪初利玛窦绘制地图的出发点，主要是希望明朝人能看到欧洲世界地图；而卫匡国并没有将明明朝人作为读图主体。

▲《中国新地图集》中的花饰《中国新地图集》之江西图

阿姆斯特丹的布劳地图家族所出版的卫匡国 《中国新地图集》具有十分典型的欧洲地图学派风格，其绘制不仅受到地理发现的影响，在地图的图示部分也有明显变化，其中最有代表的是花饰。花饰通常是椭圆形的盾状徽章或是长方形的结构或造型，是欧洲地图中特有的地图装饰。花饰成为卫匡国中国地图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在荷兰乌特勒支收藏原本之中，晚明各省，如北直隶、山西、浙江、福建和广东省中的地图中均出现精美的花饰。这些花饰描绘了晚明社会的各个生活场景，就像是晚明的分页地理  “风俗画”。这种对地图集装饰的重视，暗示了作者或出版方布劳期望有关中国的地图能引起欧洲读者的兴趣，使得地图集不仅更准确地呈现明中国地理地形，而且能通过详细的文字介绍，图文并茂地将中国的形象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另外，在对15个省的地图的描绘中，卫匡国通过花饰区分了明代社会中不同的人物造型，包括官吏、观世音菩萨及童子像等。这些形象没有雷同，但描绘略显生硬，不及明人自己的肖像画那样传神。这些形象是否全部来源于他亲身接触，目前不得而知，但据卫匡国自云，在15个省中他亲自勘测了7省 （直隶、浙江、山西、河南、江南、福建、广东），其余8省的资料则是极其忠实地取自中国地理学家。例如，在直隶图中，花饰的人物形象占据了整个地图1/6的面积。在江西图中，花饰中人物形象有些特殊，花饰左侧一人手持竹杖，似在行路；右侧三人中的两人在作揖，除左侧人物带似斗笠的帽子外，其余三人未戴冠或方巾，他们的发髻样式也不同于一般明人。我们无法得知卫匡国画花饰的原型人物出处，但根据各省的风土人物可以发现，他对不同区域绘制不同人物有一定的安排。

▲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具有十分典型的欧洲地图学派风格，其绘制不仅受到地理发现的影响，在地图的图示部分也有明显变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花饰。

卫匡国通过绘制花饰，减弱了天主教传教的意图，在17幅地图中没有出现圣像以及耶稣会标记，看起来更像是社会学研究。以人物作为绘制花饰的主体，除云南图一帧有观世音形象外，其余均为现实主义描绘手法。地图中呈现出卫匡国眼中晚明社会百态，包括动物、植物和历史人物等。

当时的中国长期实行禁海政策，这些珍贵的图册成为中西交流的历史见证。

作者：郭亮（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本文据6月 “融合的视界——亚欧经典版画展”国际论坛上的发言修订）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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