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 袁宝华：1978年我率队考察日本，回国后提出要发展商品经济

▲1978年11月，中国经济代表团参加日本第16次“质量月”活动，袁宝华致辞

【导读】袁宝华是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本文是他《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四次出国考察》一文的一个章节，回顾了1978年11月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40年后，当我们重温改革开放蹒跚起步时的情景，无疑更能感受到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1978年11月，我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一个近40人的代表团，副团长是北京、天津、上海几位管经济的副市长，顾问是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成员有马洪（社科院工业经济所所长）、孙尚清（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宋季文（后来曾任质量协会会长）、徐良图（经委副主任）等，秘书长是张彦宁（经委综合局局长）。日方由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出面接待。

为更多了解日本企业情况，我将考察团分为A、B、C三个组，这样可以多考察一些企业。对重点企业，我要求不能走马观花，少则三天、多则一周，听讲、座谈、调查。我在A组，先到新日本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蹲了两天，邓小平不久前访问过这里。君津钢铁厂用的是海运进口矿，有自己的码头，设备先进。小平请稻山嘉宽帮助中国建一个同样的钢厂，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宝钢。我在丰田汽车厂蹲点考察了六天，了解面广，感受也比较深，尤其对他们的发展战略印象深刻。那时还是70年代末，但他们介绍远景规划时，产品设计的新型号已经开始针对21世纪了，真的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未来的”，很不简单。还有丰田的“零库存”，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丰田汽车下生产线后直接送到船上外运，为了看个明白，我从新车下线、上运输车（运输车一次可载三辆）到码头，一路直看到一辆辆车开上货船，整个过程井井有条。丰田协作厂的协作件也是直接送到生产线上，仓库基本没有库存，所以叫“零库存”。生产组织到这种程度，长期管理物资工作的我看了之后非常惊讶，钦佩人家的管理水平。而且一个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型号的汽车，这是一项科学严密的组织工程，他们叫“看板管理”。除此之外，我还参观了小松制作所，它的挖掘机与美国同类产品竞争得相当激烈。在参观松下公司时，松下幸之助已退居二线，总经理是他的女婿。我看了他们的一个电视机分厂，厂长说，他在这里已经干了几十年了。他说，没有一心扑在事业上的事业心，是干不出今天的成就的。我读过松下幸之助写的书，知道他是从一个很小的电器商店发家的。夏普公司是我们参观的另一个典型，它走的是高科技道路，太阳能电池已经发展到好几代了。接着我们到九州，参观八幡钢铁厂。这是日本一个老牌钢铁厂，一座已退役的高炉没有拆除，别出心裁地在原地修建了一个小公园，以此告诉后来人，八幡的发展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要忘记创业的艰难。这种做法很有一番高瞻远瞩的思想！

我们到日本时，正遇上自民党总裁选举，福田赳夫、大平正芳、河本敏夫等人都在竞选。河本是通商产业大臣，为了助选，他和我握手时招来一帮记者给他照相。经济企划厅长官樱内义雄是我们熟知的老朋友，他自我介绍说，他的这条命是中国一位农民给的。战时他在中国江西一带负伤，在庐山附近被一位农民婆婆救助。他说他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恩情。我们访问了他领导的民间组织——日本科学技术联盟，听他讲了日本规格协会的情况。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专利管理制度，这在当时对我们而言是个新鲜事物，很有启发。

考察期间，正是日本的“质量月”，我们参加并体验了这个活动，听了一些获奖企业介绍经验后，还特地去考察了其中一些企业。他们不仅重视质量，而且重视节约原材料，重视成本管理和降低消耗。这是高质量的前提，也是企业管理的基础。这些企业的管理功底都很过硬。日本同行还介绍了他们发挥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各式各样的办法，包括终身雇佣制、质量小组活动（即班组活动）、“提案”活动（即合理化建议活动）和为职工过生日（工厂员工的生日企业都有登记，到时由厂长或委托其他人登门祝贺，以激励职工）。通过这种细微考察，我们感到，日本的企业管理很重视人性化的关怀。

访问结束时，日方为我们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有日本记者突然发问：中国允许不允许或者说可不可以由外国人去投资建企业？那时乍一听，觉得不好回答，我同力群、马洪小声商量几句，用了个外交辞令，我说：你的问题提得很重要，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第二天日本一些报纸上居然用了大字标题：袁宝华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很好研究。当时国内尚无“开放”一说，的确难以明确回答。回国后，我们向中央汇报了这个问题。不想，不到一个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回答了许多国外工商界人士最关心的问题。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

在日本，稻山嘉宽刚见到我时就说，他这一年接待了四个中国的代表团，作为经济代表团我们是第一个，他很高兴。日方为我们安排了周到的考察行程。通过考察，我们都觉得应当把发展商品经济提到我国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邓力群对我说，要发展我国经济，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走发展商品经济这条路是不行的。当时对“商品”二字，大家都很忌讳。回国后，我们在汇报中斗胆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顾虑很大，时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人们的思想还在禁锢之中，所以我们在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时，还特别强调两个界限：一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二是货币不能成为资本。

汇报前，我们向国务院报送了30多页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报告结合我国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要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打破框框，冲破禁区；要改革一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变行政组织管理为经济组织管理；要扎扎实实做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基础工作，包括普及和提高教育，加强职工培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等等。报告还指出，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并注意结合本国国情及文化传统加以消化吸收，创造了一套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中心的、使管理工作全面现代化的、适合国情的独特方法，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报告还介绍了日本公司的组织、企业计划、专业化协作、质量管理、职工培训、刺激职工积极性的办法和提高职工生活水平的政策等。

考察中，我们深感日本经济发展与其指导思想有很大关系。我们觉得日本的特点是政治思想保守，经济并不保守。发展经济时，他们采取“拿来主义”，拿来以后加以利用、创新，再变成自己的东西。譬如质量管理是从美国学来的，一直到现在，它的质量管理奖还叫“戴明奖”。戴明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他在日本传播质量管理知识，日本为此设立了这一奖项。之后日本又在美国质量管理基础上创造了全员质量管理模式，其实就是质量管理中的群众路线，即美国的QM（质量管理）到日本发展为TQM（全员质量管理）。日本还把中国“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拿过去，组织工人参加管理，提出了日本式的“三结合”。再譬如，日本的企业管理也是照搬美国的，他们从泰勒制学起，在学习过程中又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访日期间，日方为我们举行了几次企业管理讲座。其中有一讲是一位名叫金森久雄的学者介绍日本企业管理的特点。他说来说去，中心意思是日本企业赖以生存的是三大支柱：一是终身雇佣制；二是年功序列制，就是按年加俸，减少职工跳槽；三是独立工会，工会是企业自己组织的，不受外部工会的影响。其实，所谓三大支柱，后来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百年潮》2018年第10期）

作者：袁宝华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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