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语童谣会唱会演勿会讲哪能办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侬姓啥，我姓黄。啥额黄，草头黄……”由先前的“沪剧王子”、如今的戏剧导演徐俊执导的“上海·爱浓——沪语童谣童声合唱音乐会”，日前在文化广场箱式剧场上演。这是自2009年发起、2012年首演以来，这台音乐会的第二轮上演，一票难求之际，当年的初衷——通过让孩子们唱童谣来学上海闲话，见效还是不快。

　　唱起来比会得讲快

从小唱沪剧的徐俊，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对上海闲话感情极其深。他在深耕舞台的同时，还开办了一家幼儿园，并设定上海闲话为特色教学。起初，“我们就像教英语一样教小人学上海闲话”，教学效果就像小人学英语一样，会讲单词，但是让幼儿连词成句就有点难。

后来发现，学唱童谣，“落雨了，打烊了，小八腊子撑伞了”，学得就会快：“就像阿拉小辰光看香港电影就听得懂、甚至讲得来广东闲话一样。”结果，上网一查，“上海童谣”只有小荧星唱的一段“串烧”。于是，他找来著名作曲家何占豪，为童谣、儿歌重新谱曲，找来沪语专家钱乃荣担任顾问，预备以一台童谣音乐会的形式，为传承上海闲话尽力。何占豪还补充了几首唐诗，最终形成一台16首童谣构成的音乐会。

有了“上海童谣”为“教具”，幼儿园小孩学上海闲话的成效比以前明显：“至少有语感了。因此，上海童谣起码可以起到推动和促进上海闲话的学习。”其实，这整个过程，也是伴随着徐俊女儿的成长经历的：“小人长到15岁，读中学了，假使不讲上海闲话，就再也不会讲了。”

　　学会唱不等于学会说

《小学生学说上海话》以及《上海话大词典》作者、沪语专家钱乃荣，也是收视率很不错的综艺节目《阿拉乓乓响》的顾问。他认为，“学会唱不等于学会说”，“通过看香港电影学会讲广东闲话、通过动画片学会日文、通过看美剧学会英语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一定不系统。”更何况，“更多人学会唱，但是依然在生活中不会说。”他举例道，在节目中看到一个小朋友讲上海说唱《金铃塔》，讲得相当好。几位评委很激动，待他表演结束后围上去聊天，发觉：“讲起闲话来，伊还是一口普通话，一句上海闲话也讲不来。”钱乃荣说：“这叫表演，不是学语言。”

讲是口头传播，写才是书面传播。为了传播更广，上海闲话哪能写，也很关键。他从语言学家的严谨角度出发，指出电视节目在传播语言文字时不够规范，比如“轧闹猛”经常被写为“扎闹猛”……精于书面上海闲话的人确实比当下会讲上海闲话的人更少。

　　学说还得

活学活用

“沪谚”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此事既能反映上海闲话的谚语、俗语乃至民谣，有了得到保护的可能，同时也反映了“沪谚”确实濒危。“文官三只手，武将四只脚”，形容旧时文官易贪腐，武将擅逃跑。“七人八组长”，形容大家都想拿主意……闵行非遗保护中心退休的张乃清，发掘了“沪谚”。流传于陈行，一度被命名为“陈行谣谚”的“沪谚”，出自1914年胡祖德编撰的《沪谚》上下部。张乃清认为，学会了既噱头又有理的沪谚，人人都能说“脱口秀”。人人都说，也是保护语言的最好方法，因为“语言是群体发明、集体传播”。

《小学生学说上海话》自从2012年问世以来，已经卖掉了1.8万册。从销量上来看，该书堪称“畅销”，但与上海小学生的数量相比，小学生学上海话仅有的基本“教材”之一的普及率实在太低。钱乃荣一方面感激文艺工作者围绕上海闲话的主题，制作了诸多节目，一方面还是哀叹：“小学生不讲，再过几十年，上海闲话就要绝种了！”他认为，学会说，最终还是靠“贴身”的“氛围营造”：“父母要讲、学校要讲！讲起来，语言就流动了，才有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