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美国中产阶级遭遇三支暗箭，开始向新穷人蜕变
编Saying:特朗普上台之前五年，《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一书风行美国，登上各种畅销榜。作者、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资深时政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告诉美国人民，美国梦在美国立法机构、政治制度和资本力量的合力之下，正在一步步走向瓦解。该书被评价为美国中产阶级走向没落的教训之书。书中反复提到了一个对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年份：1978年。讲堂摘编关联章节：这一年美国发生了什么？对现在的美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关键的1978年：六大杀招倾斜工商界和富人
一切的开端，隐匿在1971年一份被称为“鲍威尔备忘录”的文件中。
（刘易斯.鲍威尔，美国最受尊敬、影响力最大的企业法务律师之一。他向美国商会递交了这份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备忘录”的机密报告。两个月之后他被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17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从而改变了世界。这一次，鲍威尔在他这份机密文件中号召美国商界的力量联合起来，利用企业资金的巨大优势和有组织的商界力量去对抗那些反对者们。
这一年执掌白宫并提名鲍威尔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尼克松总统，率先打破了中美外交的坚冰。
1978年的第95届国会立法会议，也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最关键的一次会议。在这一年，美国工商界的力量在这一次会议中全面亮相。1978年通过的每一项经济相关法案都在政策上向工商界和富人阶层有所倾斜，且经常以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为代价——即使其影响力并没有立即显现出来。
这一年的重要法案，可以总结为六大杀招。两手明招当场重创对手，三支暗箭的威力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慢慢显现。最后一个绝招，把工商界的力量真正整合了起来。
刘易斯.鲍威尔，美国最受尊敬、影响力最大的企业法务律师之一
泯灭的目标：消费者保护和工会
首先受到挫败的是社会活动家拉尔夫·纳德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的尝试。这个尝试在共和党主政期间多次失败，原本以为在民主党人入主白宫后会很容易取得的成功。可是，他们却被新兴的工商界游说军团伏击，被淹没在抗议信和抗议电话中。
这次建立消费者权益保障机构的尝试在众议院内转变为一场灾难性的失败，这个想法就此被埋没，在接下来的三十年时光里不再被任何人提起。
这一年的二号目标是劳工组织。工会运动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在“劳工法改革”中加入“共同纠察”法案，让工会组织能够互相支援，使工会能够更容易地组织起来。但是通过猛烈的邮件攻势，工商界的游说者军团终于干掉了工会联合会有关共同纠察的提案。在经过激烈的抗争，提案终于在众议院通过后，在参议院却遭遇了程序性阻挠议事行为——拖时间，静观变化。
最后，劳工法改革提案在没有进入参议院投票环节的情况下宣告死亡。
工会在招收会员时会说：加入工会，你就不会失业。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能容忍不平等，他们将不平等作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作为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的奖励，鼓励创造和优秀。利用这一点，在美国，工会被形容成一个养懒人的地方。这种观念妨碍了工会吸收优秀人才。
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美国中产阶级还能象一个繁荣时代理想的“中产阶级”那样，努力创造、提升工作技能，以及为各方面的公平和权力而抗争吗？还有能力对抗在后来越来越强大的CEO们吗？
消费者保护和工会，与工商界对抗的这两个主要对手已经被击败，而工商界却已经开始联合。要知道，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消费者权益保障和工会并不是那么简单。在这两种力量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企业不能轻易削减工作岗位，转移产业和知识产权都要受到限制。
新破产法和401k计划将退休生活标准压低65%
1978年通过的新破产法，是在企业与雇员之间的权力经济平衡方面有着广泛实际影响力的一项立法，尽管当时并不起眼。这项法案提供了一条捷径来帮助企业解除陈旧债务，废除原本长期有效、许诺最低工资、健康保障和终身养老金的公会合约。这是原本应一般雇员的数十亿美元，管理层却能一笔勾销。
新破产法能够通过，是因为实施了一项欺骗行为。在游说国会时，新破产法的卖点是保留公司里雇员的职位，同时也保留雇员在公司的资产。但实际情况是新破产法在文本上明确给予了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优先权，他们的利益先于所有雇员和退休员工。
另一项当时不引人注目的法案是401k计划。这最初只是一项帮助企业高管的递延薪酬避税的方法，但企业界发现这条法案是能够把养老金支出重担转移到雇员身上的工具。1981年里根总统任下的财政部裁定，401k条款同样也适用于企业内部雇员，该法案因此成为了增加公司利润和CEO奖金的一个重要步骤。大多数中产阶级必须自己承担养老金的支付，雇员们从自己的薪酬中分出一部分来作为自己的退休储蓄，并且亲自管理。
这实际上是一项超出了数百万人个人能力的任务。后来的研究表明，401k有系统性缺陷：在任何情况下，最上层的20%雇员不仅拥有最高的投资收益，他们同时还拥有最高的薪酬。最下层的20%雇员，他们的投资收益最低，年薪水平也是最低的。普通员工，他们根本不可能通过401k计划体面退休。超过一般的美国家庭（51%），他们退休后的生活标准将会被压低。把退休期间将会增加的典型医疗费用参考进去之后，比例马上跃升至65%。
《美国破产法》中文版
最后一支暗箭：放松对信用卡的管制
最后一支暗箭不是来自国会通过的法案。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马奎特国民银行案中所做的裁决有效地放松了对信用卡利率的管制。因为可以合法地收取额外利息，银行开始倾向于向那些不太靠得住的借款人发放贷款。这些借款人成为银行最赚钱的借款人，金融公司“把信用卡包装得像是一个免费赠品，送给他们之后，再以罚息和隐性收费等方式来获取利润。”
实际上，因为金融公司给发放高利润的次级贷款设定了更高的奖励，贷款专员们会隐瞒真相，给那些原来有机会申请普通贷款的中产阶级也发放次级贷款。这样做恰好平摊了金融公司的风险，却劫持了这些坚实的中产阶级。当他们发现被欺骗后尝试提前退出贷款时，就会在贷款条款中发现还有一根毒刺——需要支付高额的提前还款罚金。雪上加霜的是，2005年的《防止破产滥用及消费者保护法》修正案在实施中则象是专门为诚实的、财务上已岌岌可危的债务人们所设置的障碍，让他们不能通过破产来解除财务困境。
2008年9月25日，华盛顿互惠银行正式宣布破产，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其破产规模比此前任何一桩银行破产都要大八倍。其CEO凯瑞·基林格带着超过一亿美元的薪水和奖金轻松离开，而在1999年，他迫使两次公开反对他投入欺诈性次贷业务的副总裁李·兰诺叶提前退休。质量管控部门甚至被这些经营次贷业务的金融公司认为是“害群之马”，因为认真的审核拖慢了次级贷款的发放速度的，妨碍了贷款专员们获取奖金。
交税从48%降至28%：利益集团输送政治献金百倍于工会
最后，“全世界最政治化的法律”：美国税法也在1978开始改变。资本利得税从1978年的48%降到了28%，这之后逐渐降到了今天的15%，企业也获得了更慷慨的免税措施。
在这之后，企业领导们突然明白过来，投资几百万美元到高风险的政治影响力竞争中，有可能为他们自己的公司，以及为他们个人带来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企业界的力量得以更有效地联合起来，华盛顿的企业办事处数量，从1971年的175家跃升至十年后的2445家。大批企业联合创立了新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也获得了大幅增加的资金投入，以便从企业界角度出发，进行政策分析。
在企业界的强势作用下，商界撬动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平衡，这也造成政策制定朝着企业精英们的方向严重倾斜。在这一时期，一个经济楔子被打入美国，开始把整个国家分成两个美国——公司CEO和金融界精英们扶摇直上。到了2010年，在关键的国会选举中，企业利益集团输送的政治献金比给工会输送的达到了97:1的惊人比例，这让为企业利益集团代言能够获得商业方面的巨大优势。
税率的这种变化导致财富分配倾向于资本。和中产繁荣期流行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掠夺型资本主义”成为华尔街所钟爱的。利润的提高和股价的上扬已经取代了财富分享理念，成为检验企业是否成功的新试金石。CEO的工作重点聚焦在最大化股东回报上。1976年获诺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企业管理层要承诺兑现社会责任，而不是尽可能多地去为企业股东们赚钱——再没有比这更能彻底破坏我们自由社会基础的观念了。”
1978年开始，企业界力量成为八百磅猩猩，鲜有力量阻挡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工会运动一直都在退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企业员工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可言。被形容为CEO水平黄金标准的，在1981至2001年间执掌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他的标志就是缩减公司规模。他削减了总计13万个工作岗位，占到通用电气员工总数的25%。而他个人获得的回报是，只在2000年这一年就总计收取了1.23亿美元的薪酬、奖金、股票和期权，再加上每年约200万美元的履约保证金，一套位于曼哈顿的高级公寓的终身使用权以及其他一系列好处。股东们负责承担费用的纸醉金迷，都是为了一个能够残忍无情地裁减公司员工的人而专程准备的。
美国通用电气的前任总裁杰克·韦尔奇
经济学家中本就有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市场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干预，会造成市场信息失真。于是，小政府、大市场这样一种要求政府放松管制，明显有利于企业观念逐渐意识形态化，并助长了共和党内的激进右派。1978年以来，企业界的力量已经挣脱了大多数束缚，成长为八百磅重的大猩猩，能够阻挡它的力量本已经不多。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现在美国工会方面的政治代表们发现，绝对没有权力也会导致腐败。亚伯拉罕·林肯已经给了足够的警告：“一栋分裂两半的房子……是无法维系的。”这一次，导致分裂的不是种族，而是财富。
如何拯救美国生产？放弃同质化产品，而非压制中国
崭新的全球经济诱使美国人去谴责中国或者印度，抑或去谴责技术发展和全球化所导致的不可抗拒的压倒性优势。尤其是中国，沃尔玛超市中、每个美国家庭中随处可见的中国产品等于也在随时提醒着美国人，很多美国产业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几乎不需要多少经济学知识就能够想到，应该迫使中国让步，让产业回到美国。
但是中国的贸易优势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美国工商理事会的阿兰·托奈尔逊说：“我们曾经以为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拓展贸易，让跨国公司作为我国主要贸易商，将会极大促进美国对这一庞大、快速增长的市场的出口。但是这一假定的前提是跨国公司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视为其最终客户。事实上，中国对他们而言其实是一个生产和出口平台……在他们眼中，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墨西哥”。
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承担了美国大量低收入工作，以至于美国一些州曾做过尝试驱逐非法移民，但是空出来的工作岗位却吸引不了当地的失业人群。因为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很多诸如收割玉米之类的工作都是只有非法移民才会去做的不怎么体面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才让美国穷人和中产阶级们的生活没那么难熬。对中国产品所加的税将会直接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头上，美国人会马上感受到原来相对廉价的生活用品涨价了，而让产业回到美国，即使成功，创造出岗位，形成生产力也需要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里，美国人民必须忍受因关税提升而造成的日常生活用品涨价的痛苦。更何况真正主导产业转移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恰恰是沃尔玛这样的美国公司。
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墨西哥。中国制造的醒目地位决定了不管谁当美国总统，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态。
但是借助与中国的争端来掩盖更加有效的拯救美国就业的行动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和中国比起来，知识经济的离岸外包让印度抢占了美国数百万个工作岗位，造成了美国的高端工作空洞化。这些岗位能够创造真正的中产阶级。在阿富汗的“使命偏移”让美国将为了占领这块麻烦不断的土地付出高昂的军费，陷入另一场越战，而削减军费和海外驻军是减少财政赤字的有效办法。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看起来都比和中国开展贸易战具有更高性价比。
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葛洛夫认为：唯有放弃今天的“同质化商品”制造，才有可能让你在未来的新兴产业中得救。这也许才是拯救美国生产的有效方法。
（柴俊编摘于《谁偷走了美国梦——从中产到新穷人》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作者：【美】赫德里克·史密斯
编辑：袁琭璐
责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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